七 〇 三
这是一次旷日持久的
寻医之旅
晔问
问尊严，问名声
问灵魂，问态度
……
READ ON
「
曾玫
这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比任何时候
都坚定和坚强
」
人 物 介 绍
曾玫，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1994年起工作于复旦儿科医院，一直从事儿科感染、传染病的临床医疗、教学及科研工作，在诊治小儿感染、传染病、儿童抗生素合理应用、儿童疫苗的合理使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主要研究领域为儿童感染性疾病、抗生素应用策略和疫苗的临床问题。
采访笔记
采访那天，她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一共只说了不到二十分钟。“病房里还有好多事，抱歉。”她说。其实，我还有很多话想问问她，但我不愿意再打扰她，因为，我能看出口罩后面疲惫而略带焦灼的神态，从1月19日接收第一个患儿，迄今已经一个多月，她始终没有松一口气，就连我们的对话，也是言简意赅。我明白，只有回到病房，她才彻底安心，那里是她的战疫主场。
我对她肃然起敬。她个子不高，瘦削的身材里，裹着一颗勇敢的心，面对凶险，又能用足智慧。我说，这是有胆有识，她却说，这是职业。“我们就是干这一行的，遇到疫情当仁不让，临阵退缩了，谁又能代替我们呢？”
这句话让我一凛，我记得也有人说过类似的话，而且我也引用过。是谁呢？我苦苦思索。是的，伍连德。十年前，在伍连德去世五十年时，我写过一篇《大隐》以作纪念，其中就有伍连德所说类似的言语，原来，逆行者的心曲，穿越时空也可以遥相呼应。
伍连德是谁？很少有人知道，我告诉你，在国内最早推广使用口罩的人，就是他，而且，在110年前，他凭一己之力，在一场罕见的疫情中，挽救了数万同胞的性命。
那是一场鼠疫。1910年10月，满洲里。两名中国矿工从俄国返回中国后，突发高烧，持续不退，不幸去世。很快，客栈里的两名服务员也有了同样的症状，双双丧命。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大瘟疫的开始。短短几周，从这座边境小城市到哈尔滨、长春、奉天，越来越多的人染上了这种怪病。就这样，疫情席卷了整个东北。
此时的清政府，急忙委任了一个医官去东北领导防疫工作。这个人就是伍连德。伍连德出生在马来西亚一个华侨家庭。是英国剑桥大学第一位中国医科学生，时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副监督。清廷派他去主持大局。伍连德立即答应。他说了一句话：“我不去，谁去呢？”
这个时候的东北气温零下二十度，哈出一口气都能结成冰碴。病毒是什么？传染的源头在哪里？传染方式是什么？这些都无从得知。伍连德要调查的问题有很多。他带着自己的学生，在满洲里找到了客栈死去的病人。
这是中国第一例现代人体解剖。他们在死者的身体里，发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最集中的地方是肺部、心脏组织和血液，伍连德断定病毒可以通过呼吸，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将它起名为“肺鼠疫”。他们绘制出了鼠疫的传染路径，如果任由疫情发展，中国恐怕将毁于这场鼠疫。伍连德当即部署措施，严格管理满洲里到哈尔滨的货车，请求准备医疗用房，配备更多的医护人员，凑集款项，以做防疫之用，设立防疫医院和隔离营等等。
在这场抗疫大战里，伍连德提出了很多防治方法。第一个是防疫口罩；第二个是用公筷；第三个是火葬。这场鼠疫波及五个省，共夺走了六万多人的生命，由于伍连德对疫情的科学判断，有条不紊的组织，加上当局的信任和配合，1911年4月底，东北肺鼠疫全部被消灭。东北防疫回来后，伍连德筹建了东三省防疫事物总管理处，这是中国最早的防疫机构，又在上海建立海关防疫总处，除此之外，伍连德还是中国现代医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创建了大名鼎鼎的“北京协和医院”、联合国内同行创建了“中华医学会”，创刊《中华医学杂志》。每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1935年，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提名的中国人。
故事说完了，虽然与我采访的这位医生并不相干，但是，我始终认为，那些宛若星辰的光明，总是可以交相辉映，普照大地。伍连德的故事，献给所有的战疫英雄，包括这位曾医生。
1
未雨绸缪
上海，作为一个2400万人口的大城市，面对新冠疫情这样一个重大的突发事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井然有序的防疫体系。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作为上海市诊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唯一儿童专科定点医院，承担着全市儿童疑似病例的筛查和诊治任务，也是抗击疫情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截止3月初，儿科医院已经收治了11例儿童确诊新冠病例。
曾玫主任作为儿科医院防疫工作的主要负责人，20多年来大大小小的疫情经历过不知凡几。无论是2009年流感大流行，还是2009年以后不断发生的EV71手足口大流行，抑或是2013年起H7N9禽流感的爆发，她都毫不犹豫，冲锋在前，被誉为传染科“定海神针”。多年的传染病防治经验，已经让曾玫练就了敏锐的嗅觉，“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警惕性。”她说道。
就在2020年1月上旬，当获知出现了一种新型未知病毒的消息后，曾玫已经有了预感，此后整个医院开始防疫动员起来，做了好几次针对性的培训和演练，“尤其是传染科，大家做了临战准备，随时迎接战斗打响。”
1月19日，一名七岁的确诊患儿，住进了儿科医院准备好了的负压病房。
彼时彼刻，大部分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在武汉，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数尚不足200例，未知的病毒延长在水面之下，情况并不十分明朗。不几日，“确认人传人”，“武汉封城”，“有医护人员感染”，“众多疑似病例无法确诊”，大量的负面消息接踵而来，牵动起全国人民的心，形势骤然间变得异常严峻。
后来我们知道，这次武汉疫情暴发初期，已经有很多疑似病人涌入武汉医院就诊，导致整个医疗系统在超负荷状态下超负荷运转，大量的医护人员没有足够的防疫物资，也顾不上做完备的自我防护，最终有2000多名医护人员感染。
“那边的同行很英勇，而我们这边也在与病魔殊死一拼。我亲历最严峻的那段时光，亲眼所见我们传染科的医护人员在这样的时刻挺身而出，冒着巨大的风险，轮班负责患儿的陪护工作，这些无畏的年轻人，都是好样的。”曾玫说道。
2“临时妈妈”
这是一个特殊的春节。
1月24日，上海市政府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正式宣布上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严格落实国家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管理”的要求，实行最严格的科学防控措施。
儿科医院的医护人员们，在此之前就已经纷纷取消了休假，整个医院举全院之力，投入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感染传染科更是奋战在最前线。
加班熬夜，成了曾玫的常态。由于疫情暴发突然，曾玫是传染科主任，同时也是医院专家组成员，她不但要带领团队接诊处置疑似患者，几乎每天还要参加讨论并制定修订新冠相关工作流程及临床方案，甚至连续几天睡在医院，她似乎也习惯了。
全科人的定海神针她当之无愧。
这时，对于医院来说，发热病人都要进行严密排查，筛查和检验的工作量很大，责任更加重大。并且，为了防止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患儿住院不能有家长陪护。“对身经百战的传染病科室来说，治疗也许并不是最大的难题，最棘手的难题是，那些有高度传染性的孩子，时时刻刻都得有医护人员照顾。”
曾玫介绍说，科室里年轻的医生护士们，接下了这个任务：她们24小时待在病房里，针对每个孩子不同的情况，安排陪护任务，每次费时费力穿上防护服，进入病房，就要连续几个小时不吃不喝，给孩子做检查、擦洗身体、换纸尿裤、洗脚、喂奶粉、哄睡觉。“保育员的角色，许多同事都是第一次，自己忽然一下子就成熟了。”
2月3日，一名仅7个月大的婴儿确诊入院，也是本次疫情上海市确诊的年纪最小的一名患者。因到上海探亲的武汉亲属，感染了家里的几个亲人，婴儿不久也被确诊，随即被送到儿科医院。庆幸的是，婴儿的症状并不严重，在医院众多的“临时妈妈”们的精心照顾下，17天后检测已是阴性，符合出院标准，健健康康地回到了父母亲的身边。
孩子出院那天，曾玫忍不住又抱了抱她，她和她的同事们一样，都特别喜欢这个乖巧、爱笑的孩子，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孩子妈妈说，你们都把她喂胖了，我听了很欣慰，出院时，宝宝的父母还给我们送来了一面锦旗。”曾玫说道。
3消除恐惧
在一些国外影视作品中，我们曾见过这样的场面：一场大灾难来临时，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手足无措，进而引发城市的混乱，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无序的状态中。
而发生在中国的这场疫情，当明确了事情的严重性以后，国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厉举措，抑制住了疫情的扩散。同时，对于数据和情况发展持续性的透明，也缓解了国内大部分恐慌情绪。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也是整个大环境中的一个缩影。
曾玫始终相信，自己和团队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对于治疗，我是有底气的，因为这支队伍非常能打仗，经历过多次流感疫情的考验，在实践中掌握了传染性疾病的规律，即便是面对新发传染病，也有信心处理好眼前的患儿。传染病医生就是这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来了，不用多说什么，就上去好了。人总是要经过历练才能成长、成熟。对团队来说，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成长锻炼。经过这场战疫，我为我的年轻同事们感动。”
但是，这些还不够，曾玫要做的，还有消除患儿家长的恐惧，“信息一定也要透明化，这样对治疗也有利。”
曾玫坦言，消除家长内心的恐惧和焦虑很难。孩子不在身边，家长整天都在提心吊胆，不断地打电话询问，这边电话搁下，那边电话又起，电话里的声音焦躁不安。传染科医护人员也只好耐着性子一遍又一遍地安慰开导，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多天。“把真实情况告诉家长，家长才会产生更大的信任，当他们情绪稳定一些以后，一定也能够理解我们的辛劳和负责。”事态总是向好发展，十个确诊患儿，没有一例发生病情恶化。得到了家长的理解，曾玫也终于能松一口气。
“我们理解家长的心情，但理性对待，相信我们，才能一起打赢这场仗。”曾玫希望，疫情能够快点结束，大家都恢复正常的生活。到时候，她想去看一下父母亲，补上过年没能相聚的遗憾。
有人说，几个月以来，坚守在一线的医务人员都是英雄，但是曾玫说，没有谁本来就是英雄，只是因为时势出英雄，疫情结束后，我们将回归平凡。
口述实录
唐晔
曾主任，您说说救治那个七个月大婴儿的情况？
曾玫
好的。其实对于每一个患儿，无论来自哪个城市，无论轻症还是重症，年龄大小，我们都是精心诊治和爱护的。那婴儿仅7个月大，是上海年龄最小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属于新冠肺炎普通型，由于呼吸道症状比较轻，仅用了止咳药物对症治疗。经过17天的精心护理和治疗，孩子的呼吸道感染症状很快就消失了，精神胃口都很好，两次复查新型冠状 病毒核酸均阴性，根据国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诊疗指南，达到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
婴儿刚进来时，我们比较担心，因为她是目前为止，我们收治的年龄最小的婴儿病例。经过病情评估后，我们主要给她口服了一些西药咳嗽药，治疗并不复杂，主要就是对症和观察，最棘手的还有护理的问题。婴儿的护理跟大孩子有诸多不同。要24小时陪着，喂奶、换尿布，这对我们的工作是一个挑战——一方面是保育工作的难度，另一方面，这些密切接触可能会导致感染，所以大家是蛮辛苦的。
唐晔
您的科室是战疫核心，是否压力会很大？
曾玫
工作上的确有很大的压力，不单是体力上的压力，单单是要给孩子看好病，防止病情恶化，就要花费大量的努力了。但是由于没有家长陪护，还要密切频繁地接触病人，把陪护的任务也担起来。
但是，最大的压力是，我们在这场战斗中一定要赢。不仅仅孩子都平安，同时院内要零感染。在武汉出现了大批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我们这边绝对不允许发生。如果出现了问题，可能就是工作中出现的防护上的失误，这样也辜负了领导对我们的充分信任。现在欣慰的是，我们的医护人员零感染，而且没有一例患儿病情转为重症。
唐晔
科室医护人员如何做好防护工作？
曾玫
我们治疗传染病的医护人员，平时防护意识都非常强，已经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习惯。像阻断传染病传播途径控制传染源，保持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等，我们都是有注意的。所以到了关键时刻我们不怕。然后，不同的传染病，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像这种呼吸道传染病，我们要做好三级防护，尤其是密切接触诊治和护理病人的时候。
唐晔
您觉得，应对新冠病毒有什么规律可寻吗？
曾玫
首先，这次新冠病毒虽然是一个新发的传染病，但它就是一个急性呼吸道的传染病，不是说没一点规律可循。一段时间过去，它的传染特征，临床特征都已经找到规律了。在治疗方面主要的纠结点在于，有没有特效的抗病毒药物，抗病毒药物在什么时期用是最好的？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
唐晔
曾玫
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没有盲目地给孩子试各种各样的药。因为对患儿来说，千万不能过度治疗，治疗方案能简单就不要复杂。要让孩子轻松自愿地接受治疗，不要对我们产生恐惧和回避，这才是最合适的。目前治疗效果都蛮好的，根据不同孩子的情况，我们制定了合适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唐晔
这种全国战疫中，压力那么大，您是怎么进行自我心理调节的？
曾玫
既然发生了，就要面对现实，做好自己的工作。因为这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比任何时候都坚定和坚强。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我很欣慰，在这次战疫中，全院职工以及医院领导，给我们莫大的信任，家里人也都很支持，所有的鼓励，就是我们打仗的粮草。
唐晔
面对疫情，您有感觉到害怕吗？
曾玫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只是在特殊时期履行。当然，我们非常光荣，此刻如果我们当逃兵，还有谁能代替我们呢？我们一直从事传染病工作，对比其他人来讲，我们更有经验，医院领导也相信我们可以胜任。从工作本身来讲，这么多年，再苦再累，我们都习惯了。事实上，抗疫至今，回想曾经历过的每一天，我总是心潮起伏，没有强大、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举国之力打赢这场战疫的可能性。我已经向组织打了报告，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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