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周時期的形勢圖
“五代十國”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分裂割據時代，被人們視為一種當然的歷史概念。大一統的唐朝，在經歷“安史之亂”的衝擊後，中央朝廷權力衰微，然而並未瓦解，卻在之後的百餘年內形成了朝廷與藩鎮共治的特殊政治格局，安史叛亂引發了唐帝國嚴重的政治危機，但是藩鎮與唐廷卻能達到一種妥協的平衡，期間不乏藩亂與平亂，但是唐祚卻能在這種權力格局的重構中得以延續。
龐勳之亂和黃巢之禍，才是真正導致唐帝國崩潰的原因。兩場大亂，使得藩鎮勢力在危機中膨脹，並形成區域割據的集團化力量，最終以藩鎮取代大一統帝國。唐末天祐四年（907年）四月，出身於黃巢集團的唐末強藩朱溫，強迫唐昭宣帝禪讓。朱氏藩鎮集團從藩鎮轉型升級為朱梁王朝，朱溫集團的權力中心汴州成為梁朝東都汴京。
朱梁雖然獲得唐廷被迫轉讓的名義上的皇統合法性，但是並未能繼承李唐帝國的大一統地位和權勢格局。從實際控制能力看，朱梁王朝不過是一個強藩的國家化，其有效統治區域僅侷限於中原一帶。即便是在北方，終朱梁一朝，割據於河東的沙陀李氏晉王集團始終是朱梁王朝的勁敵。此外，幽州的劉仁恭集團，關中的鳳翔李茂貞，也都保持實質的獨立。遑論那些割據於南方的政權，不論其君主稱帝，還是稱王。
後梁與割據勢力圖
朱梁是一個擁有名義中央王朝地位的區域性政權，而繼之的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同樣只是藩鎮國家化的產物，也都是區域性的政權。所謂“五代”，即是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前後相連的北方王朝。
日後取代後周的北宋王朝，最終完成了南北一統，雖然未能恢復所謂的“漢唐舊疆”，再現大一統。但是，北宋畢竟實現了華夏文明主體地理空間的統一，終結了唐末以來的割據政治。趙宋政權也是源於五代軍人集團，其合法性來自於後周的“禪讓”。
所以，趙宋立國之後，就必須要確立自朱梁起，至於後周的五個北方朝廷的政治合法性。北宋開寶六年(973年)四月，宋太祖趙匡撤詔令參知政事薛居正監修“梁、後唐、晉、漢、週五代史”。開寶七年(973年)成書，即《舊五代史》。北宋政權的建立，起於趙匡胤在後周顯德六年（960年）的陳橋兵變。軍亂兵變是唐末五代政治的常態，也是政權更迭暴力實質的反映。
《舊五代史》
但是，趙氏為了鼓吹北宋皇權源於神授，自然需要證明後周的合法性，才能宣揚宋、周政權禪代的合理性。基於此種原因，繼而又要追溯五代各朝政權建立的合法性。譬如，對於在傳統政治道德看來是弒君篡位的朱溫，《舊五代史》卻將其皇權神聖化，書中記載後梁開平元年(907年)二月，朱溫“家廟棟間有五色芝生焉，狀若芙蓉，紫煙蒙護，數日不散。又，是月，家廟第一室神主上，有五色衣自然而生，識者知梁運之興矣。”出身代北雜胡的石敬瑭，又有臣事契丹並稱兒的石敬瑭，最後稱帝建國也被成為“天運使然，非人力也”。
《舊五代史》還承續了漢儒的“五德終始”的政治神學，稱“昔武王以木德王天下，宇文周亦承木德。”沙陀後唐的滅國，《舊五代史》解釋為“土德之將謝故也。”趙氏逼後周恭帝禪位，也是五德終始的邏輯。《舊五代史》斷代為史，故又稱《梁唐晉漢周書》，五朝帝王皆以“本紀”記載，可見對其正統地位的承認。
然而，五代時期，除了立國中原的五個朝廷之外，中國境內還有很多割據政權。薛居正的《舊五代史》對於這些政權的處理分成了兩類，“僭大號者，立《僭偽傳》；其不僭號而自傳子孫者，立《世襲傳》。”即將稱帝建號的割據政權歸入《僭偽列傳》，名義上向中原五代王朝稱臣的割據政權歸入《世襲列傳》。
趙匡胤陳橋兵變
按照是否建國稱帝為判斷標準，其實就是看具體的割據政權對於中原五代王朝的臣服態度。《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至卷一百三十六，記載了當時割據勢力中稱帝的吳、南唐、閩、（桀）燕、南漢、北漢、前蜀、後蜀之事。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至卷一百三十三，記載了當時名義上臣屬五代中原王朝的鳳翔李茂貞割據政權、鄜延高氏割據政權、靈州韓氏割據政權、夏州李仁福割據政權、南平高氏割據政權、楚國馬氏割據政權、武平軍劉氏割據政權、武安軍周氏割據政權和兩浙錢氏割據政權事蹟。
按照《舊五代史》對於五代之外的割據政權記載，並沒有“十國”的概念。北宋仁宗景佑二年(1035)，儒臣歐陽修開始重新編纂五代歷史，基於對現實政治危機的回應，歐陽修纂史飽含著濃厚的道德主義立場，其修撰內容難免乖離史實。
後世將歐陽修所纂史書稱為《新五代史》，在這部新史以“春秋筆法”來褒善貶惡。對於五代之外的割據政權，歐陽修並未立“僭偽”名目，而是將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楚、吳越、閩、南平、東漢（北漢）十個割據政權列為“十國世家”。但是，對於“十國”以外，但是實力也不容小覷的幾個割據勢力，諸如李茂貞、劉守光、李仁福等，統統歸為“雜傳”。
歐陽修
歐陽修並未說明“十國”遴選的標準，事實上，唐末五代的割據政權中，鳳翔李茂貞的歧秦政權、幽州劉仁恭、劉守光父子的桀燕，都是跨州連郡、實力強大的區域政權。李茂貞雖未稱帝，但是歧秦儼然是擁有獨立權力的王國，割據時間不僅大大超過五代十國時期中原的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代各朝，就是與“十國”中的前、後蜀等其他政權相比也毫不遜色。；幽州劉守光更是建國稱帝，建號大燕，改元應天，而且控弦20萬，雄霸河北一時，甚至還發行有自己的貨幣。相反，僅轄三州之地的高氏南平卻被納入“十國”範疇，其地位實在無法擔當。党項首領李仁福割據夏州等數州之地，延續數世，遂為西夏王朝之肇始，也沒有被納入“十國”序列。
歐陽修的《新五代史》開始了後世對於唐宋之間這段紛繁歷史的認知固化模式，即“五代十國”概念。最終確定“十國”概念的是清初的吳任臣。他在編撰的《十國春秋》的序言中說得很清楚:他撰《十國春秋》是“若歐陽五代史附十國世家於末”。
《新五代史》
吳任臣的《十國春秋》仿照了歐陽修《新五代史·十國世家》的編排體例。其中微小的差別僅僅在於個別政權稱謂的變化，他將高季興建立的“南平”稱為“荊南”，把劉旻割據太原的“東漢”之名改為“北漢”，這乃是借鑑了《宋史》的提法，並根據稱謂習慣作出的更改。
歐陽修開始，吳任臣定型的“十國”概念，固化了後世對於那段歷史的認知模式，也形成了所謂“五代十國”的話語。但是，這種認識模式也形成了後世對於那段歷史研究的盲區，譬如對李茂貞、劉守光、李仁福等割據勢力的研究，就相當不足，遑論其他一些規模更小，並未稱王稱帝的軍政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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