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討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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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島局勢發生重大轉機的背景下，為推動中韓智庫交流，助力中國在半島事務上發揮建設性作用與半島局勢向好發展相向而行，盤古智庫代表團於6月21日至6月30日赴韓國釜山、首爾、濟州等多地調研，並與韓國國立仁川大學、韓國國際政治學會、韓中未來研究院、韓國東亞基金會等多家機構共同主辦多場研討會。
6月29日，盤古智庫代表團開啟韓國訪問第四站，與韓國東亞基金會在韓國濟州島共同主辦第三屆“中韓戰略對話會”，本屆對話會的主題為“為東北亞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展望中韓合作新方向”。
本文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國海洋大學國際關係學特聘教授龐中英在研討會上的主旨發言，現全文發表，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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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命運共同體”引發的思考
龐中英
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國海洋大學國際關係學特聘教授龐中英發表主旨演講
中國對外政策的最近發展之一是正式提出和“構建”（實踐）“人類命運共同體”。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和2018年的中國，中國正式把“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中國外交政策新的指導原則。第十三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在《序言》部分增加了“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開放戰略”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三方面內容。
中國最近在亞洲和全球加大了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外交工作，試圖通過“人類命運共同體”重塑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關係。例如，2018年6月10日在青島結束的上合組織（SCO）峰會，中國致力於把上合組織建設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即將於2018年9月在北京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FOCAC），“構建中非人類命運共同體”將是其主題。
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同時並列的中國外交政策概念是“新型的國際關係”。“人類命運共同體”應該是“新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為本次研討會的命題作文，本文的主題是試圖為本次中韓戰略對話提供一箇中國國際關係學者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解以及初步討論“人類命運共同體”引起的學術問題。
本文要提出的一箇中心問題是： “人類命運共同體”代表著中國外交政策的大的轉變（transformation）？
關於中國外交政策的轉變或者轉型，最近幾年，在國際上和在中國國內，已經對此有一些討論。不過，這些討論似乎忽略瞭如下一些重要議題：
1、中國外交政策似乎變得越來越“自由”（liberal）。為什麼會變得越來越“自由”？這種“自由”到底意味著什麼？在“自由貿易”或者“全球化”在美歐遭到很多質疑、批評和抵制（deglobalization）的時候，中國現在變成“自由貿易”或者“全球化”的主要主張者和支持者。在西方，“公平”、“公正”或者“正義”越來越比“自由”更加重要。
2、在國際（全球）或者地區事務中，中國從“不帶頭”、“不稱霸”到“領導”， 甚至“引導”。從1989年到2008年，長達20年，中國竭力避免或者捲入重大的不利於國內經濟發展的國際危機，也在參與冷戰結束後逐漸興起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上不足而猶豫。國際上曾經猜測或者研究到底什麼是中國外交的“韜光養晦”。其實，中國自己用“不帶頭”等“不”字打頭的外交政策“原則”或者“指導思想”事實上解釋了了什麼是“韜光養晦”。可惜眾多的國際中國問題專家（China experts）在研究什麼是“韜光養晦”方面事倍功半，一知半解。但是，今天，中國不再談“不帶頭”，而是討論中國的“國際領導”（國際領導權力或者國際領導地位），甚至中國“引導”國際（全球）事務。這是中國外交轉型最為突出的特徵。
3、中國從“不干涉”到“建設性介入”。“韜光養晦”的重要內容之一是“不干涉（干預）或者不介入”不僅是其他國家的“內政”（內部事務），而且是重大的國際（全球）問題。但是，今天，中國已經“介入”很多國際問題中，而且中國的“介入”呈現增加之勢。中共十九大把這種“新型”的介入定義為“建設性介入”。
4、中國從被要求成為國際體系的“負責的利害攸關方（stakeholder）”到“積極參加全球治理”，承擔越來越大的國際責任。早在小布什政府期間，美國擔心和要求中國成為“國際共同體”（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中“負責的利害攸關方”，中國當時並沒有很情願地接受這一抱怨性的建議，當然也沒有明確反對之。而今天，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標誌，中國以“負責的利益攸關方”高調參加到全球問題的解決中。
5、中國從“不輸出”（中國的政治或者治理模式）到“分享中國發展”，“分享”中國的“治國理政”。中國甚至建立了只有歐盟國家和英國才有的政府部門“國家國際發展合作局（署）”。這表明了中國要通過“國際發展合作”把自己在超出經濟發展的各方面的發展模式和知識等“輸出”到其他國家，主要是輸出到非洲、亞洲、太平洋，甚至是在拉丁美洲的國家。
6、按照“新型國際關係”的原則，中國仍然並不追求傳統的“同盟”關係，中國的傳統“同盟”很少（與朝鮮的同盟關係仍然有效）。在“不結盟”在繼續，中國卻在積極塑造“新的夥伴關係”，甚至是“戰略伙伴”。
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在中國外交政策的轉型中，轉型的方向、目標、方法（路徑）等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ies）、矛盾（contradictions）、悖論（paradoxes）和困境（dilemmas）。這些不確定性、矛盾、悖論和困境是一個長長的單子，限於篇幅，這裡不展開討論，但是值得研究者深入討論。
“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是這樣，實際上這一在理論和實踐上尚未“構建”完畢的“原則”也集中折射了中國外交政策的不確定性、矛盾、悖論和困境。
“人類命運共同體”似乎意味著在現有世界秩序的危機時刻，中國尋求不同的替代性的世界秩序。但是，實際上，中國並沒有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的世界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而且，中國不斷指出，中國是現有世界秩序的“維護者”（例如維護WTO代表的多邊的自由貿易體制），“不另起爐灶”。長期以來，在外交上，中國不承認也不否認現有世界秩序是“美國的世界秩序”（American World Order）。在西方國家的國內政治變得更具民粹主義加民族主義的今天，中國國內的政治發展（“治國理政”）也變得更具“中國特色”。西方的“建制派”(the established)或者“全球主義者”（globalists）對此失望，認為這樣的中國政治發展惡化了與西方關係，而新的民粹主義加民族主義則也認為“中國特色”與他們的“美國第一”等之間是“零和”而衝突的。
中國支持“多邊主義”和多邊體制（如WTO）。我們這次戰略對話會期間，正好中國政府首次發表了《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的白皮書。這一白皮書包括了很多信息，值得認真解讀。原來積極尋求加入現有多邊體制的中國與西方的“建制”派通過“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調整與中國的關係存在著共同性。這是維繫中國與西方之間在冷戰後的建設性關係的“共同利益”之一。如今，西方的多邊主義者和單邊主義者都對現有的（他們帶頭創立的）“全球競爭規則”不滿，覺得這些規則有利於中國，要求改革現有規則，包括對“WTO現代化”。根據2018年6月9日G7（the Group of the Seven，包括歐盟）發表的《夏洛瓦公報》（The Charlevoix G7 Summit Communique），以及2018年5月31日歐盟、美國和日本三方貿易部長髮表的公報，傳統的“西方”集團在引進新的全球競爭規則，以對付大規模的政府對一些產業的補貼導致的全球市場扭曲，西方更加強調知識產權保護、社會權利和氣候治理。中美以及中歐目前的貿易衝突，就包括著“全球競爭規則”的改革還是不改革問題。在改革“全球競爭規則”問題上，歐盟和美國似乎存在著更多的共同性。中國與歐盟在這個問題上也存在著衝突。看來，中國和美國、歐盟能否在貿易（當然包括投資）“命運共同體”才是關鍵所在。
“人類命運共同體”一詞中的“人類”指的是“以人為中心”或者“以人為本”嗎？研究表明，中國過去在對待與“人”有關的新的國際規範上得態度提供了理解中國的“人類”的含義。冷戰後，一些西方國家（並不一定是美國，而是諸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甚至瑞典或者新西蘭等和非政府國際組織提出了“人的安全”或者“保護的責任”等，試圖使用這些概念來對“人”面對全球挑戰進行治理。中國在這些新的國際規範方面一直與有關的國家和非政府國際組織存在差異。中國可能仍然強調的並非個體的一個個的人，儘管中國已經參加（有的尚未批准）了一系列的聯合國為中心的有關“人”的公約或者文件。
“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視還是忽略“人類”之間的差異性？“人類”目前分成一個個的民族、國家以及文明，全球化又把不同的民族、國家、文明聯繫起來。中國是看重“人類”之間的共同性還是差異性？中國原來是主張“和平共處”和“不干涉內政”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否仍然繼續堅持這些舊的原則和實踐？在尊重世界的差異性和溝通差異性方面能做什麼？
“命運”指的是什麼？共處（coexistence），在 “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全球化（globalization）下的“共生”（symbiosis）等積極的安排就是“命運”嗎？似乎中國目前只強調這一方面。世界體系中的“命運”的含義遠比這複雜、多樣（差異）。那些消極的或者衝突的方面難道不也是“命運”嗎？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地區層次上建立的積極的和平的和繁榮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如歐盟和在全球層次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如聯合國，有巨大成功也有巨大不足。
根據“新型國際關係”，聯合國和歐盟也許還不是“新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如果美朝關係、朝鮮核武問題在未來幾年得到實質控制或者解決，朝（韓）半島真的翻開新的一頁，類似歐盟那樣的東北亞共同體或者新的東北亞和平（東北亞秩序）等“新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否將最終產生？
結論：截止目前為止，由於“人類命運共同體”尚處在“構建”階段，本文在上面指出的一些問題尚未有系統的回答。我希望，通過本次中韓戰略對話，能在兩國研究者和戰略問題智庫層面加強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學術研究。
（註釋和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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