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訪談”是美國文學雜誌《巴黎評論》（Paris Review）最負盛名的特色欄目。自一九五三年創刊號中的E.M.福斯特訪談至今，《巴黎評論》一期不落地刊登當代最偉大作家的長篇訪談，最初冠以“小說的藝術”之名，逐漸擴展到“詩歌的藝術”“批評的藝術”等，迄今已達四百篇以上，囊括了二十世紀下半葉至今世界文壇幾乎所有的重要作家。
經《巴黎評論》獨家授權，《巴黎評論·詩人訪談》揀選出版了國內讀者較為熟悉、且此前未曾收入簡體中文版《巴黎評論》作家訪談系列的十八位詩人的長篇訪談。該訪談專輯由九久讀書人聯合人民文學出版社新近出版。
12月28日，在上海思南書局·詩歌店正式開業這一天，詩人王寅、沈葦、潘維與九久讀書人副總編輯、法語譯者何家煒來到這棟由東正教教堂改建而成的歷史建築，與廣大詩歌愛好者分享他們閱讀《巴黎評論·詩人訪談》時的心得體會。
12月28日，上海思南書局·詩歌店正式開業。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攝
詩人王寅（左二）、沈葦（右二）、潘維（右一）與九久讀書人副總編輯、法語譯者何家煒（左一）。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攝
收錄18位世界級詩人的訪談
一次訪談從準備到實際進行，往往歷時數月甚至跨年。作家們自然而然地談論各自的寫作習慣、方法、困惑的時刻、文壇秘辛……內容妙趣橫生，且往往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奧爾罕·帕慕克曾說：“在我寫首部長篇小說時，每次卡住，我都會本能地從桌旁站起來，在那個煙霧繚繞的房間裡，重讀《巴黎評論》對福克納、納博科夫、多斯·帕索斯、海明威或者厄普代克的訪談，努力找回對寫作的信念，找到我自己的路。……多年後，在我自己也出現在《巴黎評論》上之後，再度重讀這些訪談，是為了喚醒自己寫作初期的希望和焦慮。三十年過去了，讀這些訪談時我仍帶著當初的熱情。我知道自己並沒有被引入歧途：我比以往更強烈地感受到了文學帶來的歡樂和苦惱。”
2012年2月，簡體中文版《巴黎評論·作家訪談1》由九久讀書人聯合人民文學出版社首次引進出版。目前“巴黎評論·作家訪談”系列出至第4輯，還特別出版了《巴黎評論·短篇小說課堂》與《巴黎評論·詩人訪談》。
《巴黎評論·詩人訪談》的內容源於《巴黎評論》“作家訪談”欄目中詩人訪談專輯，收錄了瑪麗安·摩爾、葉夫根尼·葉夫圖申科、布萊茲·桑德拉爾、喬治·塞菲里斯、安妮·塞克斯頓、菲利普·拉金、約翰·阿什貝利、德里克·沃爾科特、W.S.默溫、奧克塔維奧·帕斯、耶胡達·阿米亥、伊夫·博納富瓦、切斯瓦夫·米沃什、特德·休斯、加里·斯奈德、謝默斯·希尼、羅伯特·勃萊、傑克·吉爾伯特這18位世界級詩人的訪談。
《巴黎評論·詩人訪談》由九久讀書人聯合人民文學出版社新近出版
訪談是一種豐富且自由的文體
“訪談是聊出來的，其中涉及作家們的生活習慣、寫作方法、對其他作家的評價等等，有真知灼見，也有詆譭重傷，非常有趣。”何家煒表示，《巴黎評論·詩人訪談》中既有英語詩人，也特別照顧了“小語種”詩人。這樣的選擇和他策劃的“巴別塔詩典”頗有相似之處——表達詩歌的共通性。
王寅提到，《巴黎評論·詩人訪談》中有許多有趣的細節。比如羅伯特·勃萊那一篇說到勃萊以“慶祝艾略特六十大壽”為由頭在《哈佛之聲》重印艾略特的詩歌，結果寫成了“十六大壽”。還有一次，勃萊想翻譯出版聶魯達的詩，結果聶魯達回信說：“你們當然可以出版我的詩。我只有一個請求：你們直接將一百五十美元寄給巴塞羅那的一位書商。我欠他許多錢。”
“其實詩人之間也容易‘文人相輕’，這裡也有很多好玩的故事。”王寅笑言，比如做過全職圖書館員的菲利普·拉金被問及“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是當代唯一有名的圖書館員兼作家嗎”，拉金的回的是：“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是誰？我喜歡的作家兼圖書館員是阿契巴爾德·麥克裡希。”
沈葦稱，《巴黎評論·詩人訪談》裡有許多他熱愛的詩人。“這本書給我最大的感受是，這些偉大的詩人，他們的心靈是相互感應和呼應的，他們的訪談也是可以互證、互通、互鑑的。”
“訪談裡有些內容，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完成，譬如菲利普·拉金花了五個月，耶胡達·阿米亥花了三年，再由國內一流中青年詩人與翻譯家翻譯出來。作家訪談這個形式，在美國五十年代就誕生了，但在國內比較晚，到九十年代中後期才開始。”
沈葦提及，自己於1998年編過《中國作家訪談錄》。“那應該是國內最早的訪談錄之一。訪談其實是一種非常豐富、放鬆、自由、解放的文體，關乎詩人的心靈、寫作、交往、藝術觀點和情感經歷等等。它是一種萬花筒式的東西。我想我們讀訪談的收穫不亞於讀詩人的作品，是一種額外的收穫。”
為自己寫詩，也為廣大的少數人寫
被問及“為什麼寫作？為誰寫作？”菲利普·拉金說：“簡單的回答是，你寫作是因為必須。如果把它理性化，那就是如果你目有所視，心有所感，靈有所見，你就必須找到一種詞語的組合，通過在別人內心裡觸發它來保存它。這個責任是對原初經驗的。我覺得它不是自我表達，雖然看上去有點像。至於你為誰而寫嘛，你為每個人寫。或者說，每個願意聽的人。”
潘維感慨，人不僅生活在現實中，更生活在語言中。所有的現實從某種角度說都由語言引領的。“我們是按照語言來認識和建設世界的。比如，地球上有那麼多河流，我們對每條河流都有不同的認知方式，而為什麼黃河之水是天上來的，這就是我們民族詩歌語言的命名。”
沈葦在活動現場朗讀了一段奧克塔維奧·帕斯說過的話：“我不相信生產和消費物品是人類生活的意義，所有偉大的宗教和哲學都說人類不僅僅是生產者和消費者，我們不能把生活侷限於經濟。如果說一個缺乏社會公正的社會不是一個好社會，那麼一個缺乏詩歌的社會則是一個沒有夢想、沒有文字、沒有詩歌這座人與人之間的橋樑的社會。我們之所以不同於其他動物是因為我們會說話，而語言的最高形式是詩歌，如果社會廢除詩歌，那就是精神自殺。”
“其實每個階段，為何而寫是不一樣的。但更多的時候，詩人是為自己內心而寫，每一次寫作都是從內心的困境出發的。這個問題簡單又終極。”
沈葦說：“在三十歲、四十歲、五十歲時，不同的年齡階段會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的回答。寫詩是手藝，是工作，也是一種儀式，它讓時間從在場者變成不在場者。我們焦慮往往是因為時間在場，深切感受到時光流逝。但寫作和閱讀能讓我們忘記時間。每寫一首詩，也是放下一個負重，我們可以變得輕盈。所以首先我們為自己寫，然後也為顯在和潛在的讀者寫，為廣大的少數人寫。塞菲里斯在訪談中說：‘即使只有三個人閱讀我，我的意思是真正的閱讀，也就夠了’。”
在活動現場，也有讀者提問中國當代詩歌正處於什麼樣的位置？王寅引用了加拿大詩人、批評家蒂姆·利爾本的評價——“中國當代詩歌的世界地位很高，可以和西班牙‘二七一代’的詩作，甚至是俄羅斯‘白銀時代’的詩作相提並論”。王寅說：“我們應該為中國當代詩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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