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耿飚按上级要求办起了教导队，既学文化、学军事，也学政治。
政治教育课程，主要是依据部队中存在的问题而设置的。红军中的战士，有各种各样的成分，也就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从游击队过来的，一般来说，纪律性较差一些；俘虏兵有雇佣思想，某些俘虏军官还有军阀主义；农民出身的战士常常带有迷信和宿命论的意识色彩。还有各地来的同志生活习惯不同，处理不好就影响团结;等等。教导队学员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这就为政治教育提供了实践的对象。现在有一句叫做"从自己做起"的说法，那时，耿飚对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正是这样进行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他们学了就照着做。教导队建立了党支部，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大家都来做思想工作。
有一段时间，大家对伙食意见纷纷。当时从官长到士兵一律是每月三块钱伙食费，一块钱零用。他们也实行经济民主，由士兵委员会来管理伙食，每天轮流由一名班长和一名队员上市场购买食品。这两人称为正、副采买。伙食费没有用完，称为"伙食尾子"，月底平均分给大家，或者会餐。
发生不满的原因是在要不要吃辣椒上。江西、湖南、四川、云南籍的同志，喜欢吃辣椒，而福建人就不吃辣椒。但是每天派出的采买，是按自己的嗜好买菜的。这就难免不对嗜好不同的人的口味，于是问题出来了。
耿飚，网络图
耿飚是士兵委员会委员，就建议士兵委员会解决。经过调查、讨论，形成了决议：每天买菜时，按辣与不辣买两种，数量以双方人数为比例。问题迎刃而解。
这件事情不大，但通过解决问题，大家对"经济民主"加深了理解，明白了做法。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事情也巧，就在他们学了"官长不打士兵"、"政治民主"之后不久，耿飚本人就被"民主"了一次。
那天是例行的集合点名。值班排长整队完毕，有一名队员却迟迟未到，经再三派人催促，他才慢慢地走来。
耿飚问:"你为什么来晚了?"
他低头不语。这使耿飚有点生气，便大声喝问:"讲！做啥子来晚了!"
他嘟囔了一句:"我懒得个。"
"什么?"耿飚火了，"大家都一样嘛，为什么单单你懒得个?"
那队员顶了一句:"就是懒得个!"
耿飚火了，顺手给了他一拳。
这事成了士兵委员会的议题，他们当晚便召集了军人大会，对队长实行"弹劾"。
那滋味可不好受，士兵委员们事先显然做了准备，对"民主"程序安排得很有板眼。先是轮流念《古田会议决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条文，每念一段，士兵委员会的主席就宣布"耿飚同志"犯了第几条，并由大家举手认可。
耿飚犯的错误是"军阀主义"、"官长打士兵"和《八项注意》中"不许打人骂人"的前半部。"说话和气"一条，大家认为可以忽略不计。
指定耿飚发言的时候，他说，我打人是不对，但是那位同志对操课偷懒，也该"民主"一下。
这下，会场上开锅了。一部分人说，他"懒得个"有什么错了?有的说："懒得个"也是犯纪律，要处分。
今日永兴县
士兵委员会主席是位30岁左右的老同志，他恍然大悟，敲敲茶缸让大家肃静，站起来解释说:"'懒得个'是生病了，不是偷懒。他是永兴县人，讲的是家乡方言。"
原来如此，这里边有误会，因为在湖南，"懒得个"是"不愿去"、"懒得搭理"，带有对某件事不屑一顾的意思。
耿飚说:"明白了。请大家处置吧，我错了。"
耿飚
大家见队长态度诚恳，又加上有误会的因素，决定罚他一元钱，因为他毕竟打了人。
于是，耿飚认罚。交一元钱——整整一个月的零花钱。
事后他与那个学员和好如初。
教导队原定半年毕业，但从3月份起，黄公略军长、徐彦刚师长就指示加快进度。黄军长对耿飚说:
"大战在即，争取4个月毕业，但质量不能降低。"
黄公略
这是因为，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惨败后，重新拼凑20万兵力，开始了第二次"围剿"。1931年4月下旬，红军总前委命令:各部与敌脱离接触，准备反击。
耿飚被任命为第九师参谋长，此前他刚从参谋调整为科长。黄公略军长派一匹快马接他回师部，率领部队向东固地区集结。同时，第一期教导队结业。
在第二次反"围剿"的"七百里驱十五日"的大追杀中，耿飚多次遇到他的学员，他们说:
"参谋长!一切都用上了!"
耿飚当然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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