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明的一角
伏爾泰在1764年寫道“我們不必被china的成就迷住心竅，以至承認其帝國制是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好的”，這大概是當時西方思想者站在歷史加速前進的車輪上，並以局外人的視角來觀察中國曾經燦爛的文明以及與穆斯林一樣強大的帝國制所持有的態度。兩百年多年後的今天，現代學者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站在歷史的高度及全球的視野上，重新審視了中國文明這個古老的話題，其理性客觀的論斷及其給予我們的啟迪，比200多年前傲慢西方思想者的預言更能讓人信服，也更讓現代驕傲自負的我們感到慚愧。
中國當時所統治的儒家世界結構是以農業為基礎，具有內向性的社會，這種社會的特徵是變化速度慢，且侷限在承襲下來的基本結構內，在這一點上與中東和南亞的穆斯林世界一樣，但儒家世界因其無與倫比的統一性而與穆斯林世界大為不同，這種統一性不僅僅指的是版圖，更重要的是思想，西方人把這稱之為內聚性， 並認為中國這種特有的內聚性是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最古老、未曾中斷文明的根本原因。
中國文明的連續性的第一個因素是在於地理方面，它與人類其它文明相隔絕的程度舉世無雙，這種隔絕的意義在於，它使中國人能在較中東或印度諸民族更少面臨外來入侵的情況下，發展自己的文明。
第二個因素是中國的人口龐大無比，也有助於文明的連續性。公元2世紀當時中國的漢朝擁有人口5950萬，比羅馬帝國在其疆域達到最大範圍時的人口還要多。16世紀初葉，葡萄牙人首次到達中國時，中國人口為1億多，超過了整個歐洲的人口。如此巨大無比的人力資源，使得中國人能夠不管事態的發展如何，始終保持自己的特點，由於人數和文化上的優勢，他們總能同化或者驅逐入侵者，總能選擇外來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變，使之適合自己的傳統文化。
構成中國內聚性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文字，這種共同的書面語是為中國提供統一性和歷史連續性的一種重要力量，這也許可以解釋擁有各種文字的歐洲國家不能統一的原因所在。另外，與共同的書面語有關的是非凡的國家考試製度（科舉制），
這種考試製度，為中國贏得歐洲人尊敬和羨慕的、有效穩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這一制度遏制了創造力，培育了一味順從的性格。促成中國文明內聚性的最重要因素是儒家學說的道德準則和文學、思想方面的遺產，遵循儒家倫理觀而非某種法律制度已深入中國人的骨髓，因此，無論外部環境怎樣變化，只要這一準則不發生根本的變化，中國文明的進程就不會斷裂。
以上這些因素可以解釋自公元1500年前後中國文明連續性所必不可少的，儘管整個國家曾多次遭到入侵，並兩度為外來王朝所統治，但這些入侵只是擾亂而並非改變中國。中國有史以來經歷到的，僅僅是侷限於傳統框架的王朝的興亡更替，而非大規模的碎裂和新的開始。假如在普通的時代，這種秩序和持久或許看做是件幸事，但是，這些世紀卻是一個生氣勃勃的新歐洲正在崛起的世紀，西歐正在經歷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商業革命和工業革命，在這樣一個時代，穩定成了禍事而非幸事。
當西歐崛起而開啟現代文明之旅時，中國的文明反而成了時代的枷鎖，這種影響根深蒂固，科舉制所培育的一味順從的性格乃至影響到今天的方方面面；人情世故、倫理道德在當今社會中仍然左右著法治，依法行政依法治國的道路依然漫長。中國人的極度自信和獨立，從最初與西方打交道上把西方商人限制在極少數海港和邊境貿易站上可見一斑，有史以來，從未有過一個民族面對未來竟如此自信，卻又對即將到來的風暴如此缺乏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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