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朝代（1821-1850年），是清入關以後的第六個朝代，共經歷了30個春秋。眾所周知，這段時期正處於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和清王朝的衰落期，社會動盪，民族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
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使中國淪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的歷史也從“古代”走向“近代”，中國結束了數百年的閉關鎖國，開始向世界開放。《中英南京條約》以及後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更是把中國的經濟推向了崩潰的邊緣。
風雨飄渺的道光“御窯"
在此大背景下，與康乾盛世時期相比，景德鎮御窯廠儘管還在燒造御用瓷，但是生產規模已經大大縮減。據《清檔》記載，乾隆二年時，“於淮關盈餘項下每年存留銀二萬兩，為窯工、南匠及傳辦公事等用。”因為天災人禍，在瓷器上的經費已經看出了道光年間的社會經濟狀況。
而在道光二十七年的奏摺當中，提到“道光元年因庫存瓷器不足應用，奏請照舊燒造，每年以5000兩為率。自道光二十八年起每年九江關大運瓷器除琢器尊、瓶、罐、壺80件照舊燒造外，其圓器盤、碗、盅、碟擬減成燒造，且每年不得超過2000兩。”
御瓷，是清代御瓷是帝王審美傾向的強烈體現，這是因為御瓷作為帝王日常賞玩和使用的主要器物之一，其製作必須與其喜好相適應。在崇儉理念支配下，道光帝對御瓷的要求顯然是去奢崇樸為主流。
清道光 胭脂紫地粉彩纏枝蓮紋“吉祥如意”雙耳瓶
於是，我們便可以清晰地看到，道光御瓷最顯明的特色即是清新素樸，這種清新之風頗具有一定的雍正御瓷遺風。不過，質樸簡潔只是雍正瓷的表象，實則雍正帝對御瓷胎釉製作與彩釉製備極為重視與考究，因而其御瓷品質極高，而不同於道光御瓷常顯現出的粗率，而這種粗率之風產生的重要因素是道光御廠製作經費捉襟見肘，以致力有不逮。
“道光”的胎釉特點
清道光 白釉仿青銅壺
道光瓷器胎體細白，多數胎質疏鬆，胎釉結合不緊密。大件器物胎體厚重，小件器物胎質比較輕薄。器物釉麵肥厚，釉面大多數是粉白釉,大件器物白釉泛青，釉面不平，往往出現波浪狀，稱為“波浪釉”，俗稱為“浪蕩釉”，為道光瓷器的主要特徵之一。
“道光”裝飾紋飾特
道光瓷器追求乾嘉時期官窯的藝術風格特色，裝飾以繪製為主，所繪紋飾不如乾隆時生動活潑，紋飾圖案式化，寫意畫較少，圖案缺少層次變化，構圖趨於疏朗。瓷器紋飾雖然官窯產品還盡力保持工整細緻的特點，但用筆拘謹板滯，缺乏活力，寓意吉慶幸福的圖案增多。
青花鳳穿牡丹紋
民窯器畫面更是趨於草率和簡單化。官窯器常見紋飾有纏枝蓮、鴛鴦荷蓮、菊花、石榴、佛手、三果、雲龍、雲鳳、龍鳳、夔鳳、花鳥、魚藻、博古、八寶、瓜蝶、三羊、獅球、花蝶、草蟲、四季花(牡丹、荷花、菊花、梅花) 、三果、人物紋有八仙、仕女、嬰戲圖等，繪英雄人物的無雙譜較為流行。風景圖案有燕京十景、廬山十景、西湖十景等，以及梵文“壽”字、“喜”字、“萬壽無疆”、戒菸歌、御題詩句等多種文字裝飾，尤以戒菸歌最具時代特徵。
“道光”的款識
道光官窯器多銘以“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書款，以青花為主,也有抹紅及描金款,字體有力，筆畫較粗，排列工整，風格與嘉慶款相似。道光朝堂名款極為盛行,主要是皇帝本人的御用款和王公貴族的私家用款，瓷器製作甚為精緻。道光帝在未登極以前就用過“薢竹主人”及“薢竹造”的款名。
清道光 祭藍釉描金蓋罐
登極以後又使用過“慎德堂”、“頤壽堂”等御用款。“慎德堂”款與 “大清道光年制”六字款的瓷器製品,都為官窯器物。陳瀏《陶雅》記：“慎德堂系道光官窯，而價侔雍乾之高品，亦一時風尚使然……。慎德堂制楷書款識，以側鋒書寫，字體秀麗。筆法工穩，以抹紅為最多，亦有泥金者”。
時至道光一朝，隨著封建帝國自給自足經濟的解體和門戶的對外開放，清王朝國勢衰頹，民力耗竭，由盛世的高峰滑向衰敗的低谷。萬國來朝、四夷臣服之景象猶如昨日雲煙不復來，永遠成為大清帝國的歷史。道光皇帝以儉治國，力去奢華，其御用瓷器一減再減，尤以精簡琢器品類最甚，故存世之物，幾為絕品。
拍品即糅合了道光帝對瓷器顏色“不得過豔”的旨意，又延承了前朝乾隆御器至尊至貴至美的風采，堪稱為道光官窯的僅見之作。“八蠻進寶”的題材既是寄寓了道光皇帝的宏圖大志，亦見證了理想滅失的惆悵，折射出大清帝國最後的一絲餘輝，無不流露出其對康乾盛世的無限追思和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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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中國千年不斷傳承的文化，
亦是自古至今代代相傳的智慧，
更是書寫在血液裡的祖先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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