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筆下的SM-3 Block IB攔截彈
軍事需求從來都是一個動態而非靜態的概念。由於威脅需求的不斷變化，自冷戰末期以來，”標準“系列導彈的發展便向“高”和“低”兩個方向進行“邊界”拓展：一是針對“傳統”的低空掠海目標，致力於提高其抗飽和攔截能力；二是針對越來越複雜化的“彈道導彈威脅”，對“標準”導彈進行技術充填，形成彈道導彈中段攔截能力。美國人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作的，其結果便出現了作為美國“戰區級”海基彈道導彈防禦系統骨幹火力的第三代“標準”導彈（SM-3）。
裝備SM-3攔截彈的日本“宙斯盾”艦平臺同樣是美國“戰區級”海基彈道導彈防禦系統的一部分 美國建立戰區級
美國建立戰區級海基彈道導彈防禦系統的動因
第三代“標準”系列導彈與美國戰區級彈道導彈防禦系統的建設密切相關。1993年年初美國國防部長向美國總統和國會提交了克林頓政府的第一份國防報告。正如美國國防部長萊斯.阿斯平在這份報告中所說：“蘇聯己經不復存在，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軍隊?誰對美國仍構成威脅?”正是在此問題的基礎上，1993年美國國防部進行了為期7個月的防務全面審查，並以《防務全面審查報告》的方式第一次全面評估了美國在蘇聯解體後的國防要求。這次審議的工作步驟如下：“評估美國在冷戰後世界範圍的安全需要，尤其是分析冷戰後世界上可能出現的新危險和機會；制定在新時代保護和擴大美國利益的新的國防戰略；確定貫徹上述戰略所需要的各種部隊“板塊”；對上述各種部隊“板塊”進行組合，為設計總體力量結構提供各種方案；根據部隊結構編制武器採購計劃，以實現美軍的現代化；制定國防基礎設施建設規劃，以保障美軍的後勤補給，以及提出對付新危險、利用新機會的政策建議”。這項審議是由國防部各部門組成的工作班子完成的，並由負責採購和技術的國防部副部長任主席的指導委員會進行審查。該委員會由來自國防部長辦公廳、各軍種部以及聯合參謀部的資深代表組成。國防部長在同參聯會主席、各軍種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和國防部其他高級官員進行充分協商後，就有關國防戰略、軍事力量結構、現代化計劃和其他國防基礎設施建設等問題向總統提出最後建議。
冷戰後地緣軍事環境的變化，為美國海軍依託“宙斯盾”系統建立戰區級海基彈道導彈防禦系統提供了契機，作為攔截彈的第三代“標準”導彈也由此出現
1994年，美國《國防報告》指出：“冷戰結束及蘇聯解體後的新安全環境更加複雜、更加模糊不清，而且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變化。舊的蘇聯威脅雖較嚴重，卻較易監控。新的安全環境更難以把握，更難採取相應的對策。” 1995年的美國《國防報告》則進一步認為，對美國及其盟友利益的威脅多種多樣，其中最為突出的威脅是；敵視美國利益的地區性強國企圖通過侵略或恐嚇來獲取地區霸權；種族、民族、宗教或部族集團間的衝突威脅著無辜者的生命，迫使人員大量外逃，地區局勢和國際秩序被破壞;潛在對手獲得或使用大規模毀傷性武器，包括核生化武器及其運載工具；前蘇聯、中歐、東歐及其他地區的民主和改革可能受到破壞；危害友好國家政府的顛覆活動和無法無天的行為；恐怖主義；美國的繁榮和競爭力有可能受到威脅；全球環境惡化；非法毒品交易猖撅，等等。克林頓政府由此認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擴散、地區侵略、恐怖主義等威脅是傳統意義的國家安全威脅，最可能對美國的安全構成直接威脅。民主改革失敗、經濟威脅等是廣義的安全威脅,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可能構成間接影響。與冷戰時期的單一威脅相比，美國認為面臨的威脅具有複雜性和多樣性的特點。並且上述威脅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與影響將會進一步加劇地區的不穩定，甚至導致地區衝突。這些威脅依靠單一的手段無法應付，必須要採取多種不同的形式。由於認為地區侵略和恐怖主義也可能導致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擴散，在新的安全形勢下，這次國防審議將防擴散和反擴散作為美國製定安全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彈道導彈的擴散因此成為美國國家安全面臨的最重要的威脅之一。從1993年到1996年，克林頓政府認為，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學武器及彈道導彈的擴散是美國國家安全面臨的主要威脅之一。彈道導彈是運載核、生、化武器對美國的前沿部署軍隊、盟國及其本土構成威脅的重要工具，彈道導彈的擴散程度如何，以及可能對美國安全造成的威脅，是美國製定安全政策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對彈道導彈威脅的評估也必然成為研究人員、國內政治集團爭論的焦點。克林頓政府具體從以下兩個方面對美國面臨的彈道導彈威脅作出估計：
“伊利湖”號巡洋艦發射“標準”SM-3第一階段攔截彈擊毀了193號報廢衛星
一方面，戰略彈道導彈近期對美國本土威脅的迫切性降低。在克林頓的第一任期內，白宮、國務院和國防部基本上形成了共識，認為戰略彈道導彈近期對美國本土的威脅相對於戰區導彈對美國前沿部署軍隊的威脅而言，居於次要地位。1994年初，美國國防部長萊斯·阿斯平在《自下而上的審議報告》中指出，遠程導彈對美國本土威脅的迫切性降低。阿斯平認為，“遠程導彈對美國的威脅有三大類：一是前蘇聯或中國的故意攻擊；二是這兩個國家意外或未經授權發射的導彈；三是從潛在的敵對國家出現的新的遠程導彈威脅。”其理由是：俄羅斯或中國故意攻擊美國似乎是不可能的。阿斯平認為，“如果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批准並執行第一階段減少戰略武器會談條約(SATRT-I)，作為非核國家加入核不擴散條約，俄羅斯將是前蘇聯唯一具有可以打到美國的導彈的國家。一旦執行第二階段減少戰略武器會談條約(START-II)，俄羅斯的戰略核力量規模將比今天弛們擁有的規模小得多，戰略力量的現代化計劃預計以更慢的步伐前進。雖然中國也有幾枚能打到美國的核導彈，但它們的戰略核力量現在很小，今後10年其規模與能力可能緩慢增長，俄羅斯或中國故意攻擊美國似乎是不可能的。”中國或俄羅斯意外或未經授權發射核導彈也是不可能的。阿斯平的觀點是，“這兩個國家看來都保持著有效地控制核武器的手段，以避免這樣的事件發生”。近期其他國家對美國本土未形成彈道導彈威脅。阿斯平指出，“雖然現在還沒有其他潛在的敵國擁有用彈道導彈威脅美國的能力(很可能在今後幾年也沒有哪個潛在的敵對國家將獲得這樣的能力)，但不能排除在下個世紀頭10年的某個時間來自第三世界有限彈道導彈威脅的可能性。” 克林頓政府這項政策成為將國家導彈防禦計劃列為美國彈道導彈防禦計劃第二位的直接原因。
第三代“標準”系列導彈與美國戰區級彈道導彈防禦系統的建設密切相關
另一方面，克林頓政府認為彈道導彈對美國安全利益的威脅主要來自戰區導彈的威脅。這項分析成為美國將戰區導彈防禦計劃列為美國彈道導彈防禦計劃中的第一位的直接原因：擁有戰區彈道導彈的國家數量增加導致威脅增大。美國國防部長萊斯阿斯平1994年初在《自下而上的審議報告》中強調指出戰區導彈與巡航導彈的威脅在增加。他認為，“在冷戰後時期一種特別令人擔心的不同威脅是帶有核彈頭、生物彈頭或化學彈頭的近程彈道導彈與巡航導彈的擴散。儘管正在加緊努力禁止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的擴散，但預計彈道導彈與巡航導彈的部署將擴展到全世界，除了承認是核國家以外的幾個國家正在研製核武器和彈道導彈。同樣地，一些國家一直或正在研製化學武器或生物武器，這些武器可用彈道導彈或巡航導彈投擲。”1996年4月公佈的國防報告也得出了戰區導彈擴散加劇的相同結論。許多正在發展或力求購買彈道導彈的國家同時正在試圖購買，或己經擁有大規模毀傷性武器。大規模毀傷性武器與戰區彈道導彈相結合對處理未來地區危機構成了特殊的威脅。將來，侵略國可能以導彈進攻相威脅，阻止或限制西方以常規力量援助盟友，從而試圖限制美國的行動自由。雖然當時自1973年以來，彈道導彈只在5次地區性衝突中被使用，最後一次使用是在海灣戰爭中。然而，當時卻有研究人員認為，有多於28個國家擁有戰區彈道導彈，到2000－2005年還將有另外13個國家擁有戰區彈道導彈。北朝鮮1993年5月向日本海發射了導彈，成功試驗了2枚導彈，最遠的飛行距離為500千米。北朝鮮當時還在研製大浦洞(TDI和TD2)彈道導彈，TD-1的射程為1500~2000千米，TD-2為2000~3500千米……也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宣佈作為“星球大戰”計劃天然延續的SDI計劃結束，停止發展天基助推段防禦系統，把SDI計劃改為“彈道導彈防禦”(BMD)計劃，改組並且重新命名“彈道導彈防禦局”(BMDO)作為協調機構，決定把戰區導彈防禦系統作為第一位發展的重點，這種系統針對的是“此時此地”的彈道導彈威脅，從而為美國海軍依託“宙斯盾”系統建立戰區級海基彈道導彈防禦系統提供了契機，作為攔截彈的第三代“標準”導彈也由此出現。
中國大量部署的東風21系列中程多用途彈道導彈
未完待續……
閱讀更多 軍情堡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