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位烈士母親。
她有四個兒子，三個兒子參軍入伍。四十年前，小兒子英勇犧牲。四十年來，從未向組織開口要過任何特殊待遇，只是默默努力工作，退休後繼續發揮餘熱，傳播正能量。
她叫田伯芬，今年84歲。四十年來初心如一，執著堅守。
某部士官家屬艾碧看望田伯芬老人（左一）和老伴何良英（左二）。
四虎子三從戎：“國家需要、黨需要我的兒子去當兵”
田伯芬老人家中牆上掛著烈士證明書。
1979年2月20日，是田伯芬生命中最刻骨銘心的一天。
那一天，年僅21歲的小兒子何田忠，為掩護戰友突圍、保衛指揮所，英勇犧牲。
“該同志……表現勇敢、不怕犧牲、衝鋒在前，協同班、排長指揮。火箭筒手負傷，自告奮勇當射手，打得狠、猛、準，勇往直前、臨危不懼、生命置之度外……不幸光榮犧牲。”
當二等功軍功章和追任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和革命烈士的證章傳回重慶家裡時，田伯芬與老伴何良英瞬間崩潰。
二哥何田欽與小弟感情極為深厚，無法接受弟弟犧牲的現實，接到消息的當天就精神分裂，從此無法正常生活。
西南地區民間習俗，稱呼最幼的子女為“么兒”，還留下一句人盡皆知的俗語“皇帝愛長子，百姓愛么兒”。
最疼愛的“么兒”何田忠還那麼小、那麼年輕就光榮犧牲，連婚都沒結，更沒有留下一男半女。白髮人送黑髮人，錐心的悲痛讓田伯芬大病一場。每年的2月，田伯芬都會傷心欲碎。
田伯芬和丈夫何良英有四個兒子，他們把三個兒子先後送進了部隊。
何田忠犧牲後，兩個哥哥依舊在遙遠東北和西藏的邊陲服役。黨和政府也給予了何家最大的關懷。但是，當組織上問到老兩口有什麼要求時，不善言辭的何良英只是搖頭，田伯芬則是輕聲說了一句：“我們這一家的一切，都是黨給予的，我們現在什麼都不缺。”
後來，兩個兒子轉業了，她也沒向組織提出要求照顧，服從安排，一個成了廠裡一線的拉絲工人，一個成了一線的軋鋼工人，都是最基層最辛苦的崗位。
“你們的弟弟是為國犧牲，我們都不能為他抹黑啊！”田伯芬面對兩個退役回來的兒子時，抹著眼淚說：“你們都是當過兵的人，退伍了也要有軍人的擔當，以後就各憑本事，爭取幹出一份成績。”
多年以後，還有人不理解地問田伯芬：“你生了四個兒子，怎麼就送了三個去當兵啊？你也太……”
田伯芬聽後，平靜地說：“我是舊社會走過來的人。我就是一個普通家庭婦女，一個妻子、四個兒子的母親。我不懂大道理，但我曉得那個年代，國家需要、黨需要我的兒子去當兵。”
一份遺囑：“一心跟黨走就是我的初心”
2016年6月9日，田伯芬老人和老伴何良英給犧牲在維和戰場的申亮亮的媽媽捐獻2000元。
“我和老何都是黨的人，為黨的事業奮鬥了一生，今天老何走了，我要代表他，向全家提出四條要求：
第一，全家人都要向老何學習，一輩子聽黨的話跟黨走，啥時候都不動搖，都不含糊。
第二，儘管家裡還有很多困難，但全家人不能向組織上提任何要求，我作為一個老黨員要帶頭說到做到。
第三，不收組織和社會上的慰問金。
第四，按照老伴提出的遺囑，我要代表他向黨組織交最後一次黨費。”
2019年6月6日下午，當這一行行略帶顫抖歪斜的字跡，被田伯芬滿是皺紋的手，從一本破舊的筆記本中翻開顯露的那一刻，屋子裡所有的人，都眼眶通紅、集體沉默。
這份遺囑，是老伴去世時，她在靈堂向全家老小念出的要求。
2018年12月，老伴何良英去世，田伯芬頂著巨大的悲痛料理後事時，第一時間想到的，是老伴曾經留下的遺言。
那是2016年，老伴曾經表達過的不收禮金等期望，田伯芬連夜一筆一劃地將之寫在筆記本上。在追悼會上，她當眾唸了出來。
團結壩社區黨委當時送去了200元慰問金，田伯芬指著筆記本上的四條要求，堅持不收。雙方堅持許久後，老人沉默了片刻。
“這錢，就當作老何最後一筆黨費吧，這也是他的遺願之一。”田伯芬的話，再次讓現場眾人淚奔。
田伯芬老人進課堂給孩子們講傳統。
田伯芬出生於1935年，那是一個風雨如晦的時代，內憂外患中，中華民族正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難。
“我的爺爺奶奶，租地主的田地，累死累活一年下來，自己只能得三成，你說苦不苦？”田伯芬平時性情恬淡，只有在情緒激動的時候，才會提起半個多世紀前的往事。
田伯芬記憶裡爺爺奶奶的身影，永遠是佝僂著勞作的樣子，似乎永遠沒有直起腰來的時候。
“你們現在哪裡看得到地主壓迫農民？”老人和善的雙眸也會因為回憶而泛紅。
她母親一共生育了12個子女，然而，最終掙扎活下來的，只有7個。
“我到這個年紀了，還清楚地記得，我的一個弟弟眼睛生病，得不到好的治療瞎了，最後還淹死了。”老人的胸口的起伏，隨著講述越來越大。
“那個年代，我的父母就靠手工織布、印染為生，沒日沒夜地幹，但是一匹5丈長的布，只能換3升苞谷！”田伯芬苦笑，就是這3升苞谷，要抱回家還不容易。
田伯芬小名叫“桂花”，她的父母每每都會反覆叮囑：“桂花，路上要小心喲，千萬不能被‘棒老二’搶去了咯！”
“啥叫‘棒老二’你們曉得不？就是土匪哇！”田伯芬顫抖著手說：“如今你們坐在電視機跟前磕著瓜子才能看到的土匪，我是從小就真真正正怕得直哭啊！”
“我老母親生了12個子女，只活下來7個！我只生了四個兒子，一個個活蹦亂跳，還當兵保家衛國。這就是新中國和舊中國的區別哇！”田伯芬說道這些話，臉上洋溢著驕傲和自豪。
19歲那年，田伯芬從鄉下來到重慶與何良英結婚，成為了鋼鐵廠一名普通工人。從最初進廠時的鼓風機工人，到配電房的配電工等等，田伯芬所幹的活，大都是最苦、最累、最髒的活。
就是這麼一個鋼鐵廠的普通女工，不斷追求進步，1960年就光榮入黨，比丈夫何良英還早兩年入黨。
“為啥入黨？說真心話，我和我的一家老小，都是受了黨的恩情，我這一輩子，絕對一心跟黨走，絕不含糊！”田伯芬動情地說：“現在講不忘初心，這就是我的初心！”
當時，對入黨審查和要求非常嚴格，田伯芬入黨，在當時算是一個不小的新聞。就連老伴何良英在世時，也經常開玩笑地對她說：“你思想比我先進，覺悟比我高。”
很多人知道田伯芬入黨較早，卻不知道其中緣故。田伯芬自己從來不多談當年的往事，只有像王朝東這樣的老同事、老鄰居，才清楚田伯芬當年工作起來的玩命勁。
“她啊，這麼說吧，那時候每年評先進工作者，不用放榜都曉得肯定有她！”如今已是79歲的王朝東感慨。
“這樣的人先入黨，所有工友都是心服口服。”王朝東說，幾十年來的同事、鄰居處下來，從沒聽到田伯芬抱怨過，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她從來不抱怨。
每提到這些話題，田伯芬只是淡淡地擺擺手：“你們都說我覺悟高、思想先進。但要我說，大家都是做工作，我也沒幹啥子特別的事，那些榮譽是組織上的關心罷了。”
田伯芬先後擔任過車間女工委員、團支部書記等。1963年，組織把她叫去談話，希望調她去一個街道辦的白雲石廠工作。
田伯芬當時所在的鋼鐵廠是一家特大國有企業，而那個白雲石廠是一個街道辦的集體企業，兩者之間的差距很大。
“組織安排，我一定服從，什麼時候報到？”這是田伯芬的第一反應。領導們都十分感動，他們都以為這次調動需要做很多思想工作。
此後，田伯芬先後在白雲石廠、沙坪壩區建管辦、修繕隊、第四建築公司等單位工作過。哪裡需要她，她就去哪裡，沒有半句怨言。
她說：“年輕時有工作、有榮譽，老了有退休金、有醫保，還有重慶市烈屬優待金。生活在這個新時代，見到了以往想都不敢想的東西，組織上和社會上給予我的也太多太多了。我很知足。”
執著堅守：“人生最後一站也不忘當初誓言”
田伯芬至今住在一棟老舊的居民樓的六樓，沒有電梯。她的家中，基本保持著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風格，連牆壁都是用石灰刷白的。
她覺得自己很幸福。她說，社會各界對她的關愛太多太多。
“我有好多好多的兵兒子、兵閨女。”老人閒暇之餘，最喜歡翻看的，就是相冊。那裡有全國各地認她做母親的部隊官兵。
陸軍軍醫大學附屬西南醫院為田伯芬的老伴何良英檢查眼睛。
“人老了，念舊。”陸軍軍醫大學新橋醫院的孟召友是田伯芬眾多“兵兒子”中的一員，從2012年開始，他就每月上門為老人檢查身體，7年裡從未間斷。
沙坪壩區民政局、雙擁辦等部門，從2011年起按照有關政策要求，為何良英、田伯芬辦理烈屬優待金待遇。
在田伯芬所住的團結壩社區，為老人修繕房屋、上門走訪照料等，從來不需要老人自己開口，社區自會一一安排到位。
田伯芬老人則是從來不會安享這一切，她自告奮勇地要求擔任她所在樓棟的樓棟長，負責全樓的路燈電費收繳。
“她收電費收了一回，我們都不讓她幹了。”石井坡街道負責雙擁工作的工作人員江志國提起田伯芬，哭笑不得。
原來，團結壩社區因為困難群眾較多，街坊們都不寬裕，田伯芬收電費的方式，就是悄悄墊上300元錢，然後根本就不上門催收。
“老人家，你總共一個月就那麼多退休金，你打算墊到什麼時候？”江志國聽說此事後上門“興師問罪”。他照顧田伯芬整十年了，太瞭解這個老太太了。
田伯芬先是一愣，末了呵呵一笑：“你怎麼曉得了啊？沒得好多錢，街坊們都不容易，我曉得。”
2016年6月3日，駐地部隊官兵迎來了一堂特殊的主題教育課。“我知道，國家需要的時候不惜犧牲一切，這是當兵的使命……”課上，田伯芬深情追憶兒子的感人事蹟和生活點滴，令官兵感動不已。
2019年9月4日，新學期剛開學，田伯芬來到沙坪壩區蓮光小學，在晨會課上給孩子們講英雄故事。
這只是田伯芬老人為社區居民、為學校師生、為部隊官兵講英雄故事、講黨的培育和自己成長經歷的縮影。
“我和老何，都是黨的人，黨的這麼多年培養教育，我們都記在心上，不能因為這是人生最後一站，就忘了當初的入黨誓言。我們要把英雄的精神傳承下去。”田伯芬說。
2014年12月14日，“沂蒙新紅嫂”朱呈鎔從山東臨沂到重慶看望烈士何田忠父母田伯芬和老伴何良英。
田伯芬老人進課堂給孩子們講傳統。
閱讀更多 中國軍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