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根本不存在道德事實

“人們知道我對哲學家的要求，即站在善惡的彼岸——超越道德判斷的幻象。這一要求源自一種見解，我首次把這見解歸納成一個公式：根本不存在道德事實。道德判斷與宗教判斷有一共同點，即相信不存在的實在。道德僅是對一定現象的闡釋，確切地說，是一種誤釋。”

尼采關於道德有大量論述，而本書中的這段話最為明確地表述了他對於道德之本質的核心論點。第一，根本不存在道德事實，道德判斷並無一種實在與之相對應，因此它本身無真理性可言。第二，道德僅是對一定現象的解釋。對什麼現象的解釋？也不是道德現象，因為“完全不存在道德現象，只存在對現象的一種道德解釋”。現象本身無所謂道德不道德，道德只是對現象進行解釋的一種角度。第三，道德是對現象的錯誤解釋，它不但沒有揭示現象背後的真相，往往還掩蓋和歪曲了這個真相。

在哲學史和宗教史上，人們往往用諸如宇宙秩序、上帝、人的本質之類超驗的實在為道德作辯護，以證明道德具有不容置疑的真理性。尼采強調道德不是事實，僅是解釋，實際上是否定道德的這類所謂本體論的根據，而一旦否定了這種根據，道德的真理性就成了問題。比如基督教是用上帝的存在來擔保道德的真理性的，尼采指出：“基督教道德絕不是自明的……基督教假定，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對他來說，何為善，何為惡：他信仰唯一知道這一點的上帝。基督教道德是一個命令，它的根源是超驗的……唯有當上帝是真理之時，它才具有真理性——它與對上帝的信仰同存共亡。”因此，“如果一個人放棄了基督教信仰，那麼，他因此也就把他對於基督教道德的權利從腳下抽去了”。

任何一種對現象的解釋都是立足於某種價值立場的，都是價值判斷，道德解釋尤其如此。因此，“沒有一種道德自在地具有價值”，它的價值有待於從一個適當的立場上予以審視和估定。從什麼立場上？尼采認為，只應該是從生命的立場上，因為生命是我們建立任何一種價值的原動力和參照系。“當我們談論價值，我們是在生命的鼓舞之下、在生命的光學之下談論的：生命本身迫使我們建立價值；當我們建立價值之時，是生命本身通過我們評價……”

也許有人會說，事實上自古及今的悲觀主義者也的確在說：生命本身有沒有價值還是一個問題呢，因此生命的立場豈不同樣是一個成問題的立場？彷彿是要回答這個詰難，尼采承認，對生命本身做肯定或否定的判斷都不可能是真理，“生命的價值不可能被估定。不能被一個活人估定，因為這樣一位當事人誠然是爭論的對象，而不是裁判；也不能被一個死人估定，當然出自另一種理由”。“一個人必須在生命之外有一個立足點，用不同的方式，如同已經活過的一個人、許多人、一切人那樣去了解生命，方能真正觸及生命的價值問題。有足夠的理由表明，這個問題是我們不可企及的問題。”這些話說的是同一個意思：人自己作為生命，無法超越生命的眼光來認識和評價生命。

然而，正因為此，生命的立場反而有了充足的理由，因為它是唯一可能的立場。既然我們不可能站在宇宙或上帝的立場上評判生命有無價值，那就讓我們把這個無解的問題擱置起來吧。既然我們是生命，我們就理所當然地要肯定生命，這種肯定並無形而上學的根據，不是真理，而只是出於本能。但是，作為生命，我們別無選擇，也不該做別的選擇。因此，對於道德，我們也必須站在生命的立場上，依據其肯定還是否定生命予以評價。

2．批判反自然的道德

根據與生命的關係，尼采把道德區分為兩大類。“道德中的每一種自然主義，也就是每一種健康的道德，都是受生命本能支配的——生命的任何要求都用‘應該’和‘不應該’的一定規範來貫徹，生命道路上的任何障礙和敵對事物都藉此來清除。相反，反自然的道德，也就是幾乎每一種迄今為止被倡導、推崇、鼓吹的道德，都是反對生命本能的，它們是對生命本能的隱蔽的或公開的、肆無忌憚的譴責。”

按照尼采的看法，在歐洲，健康的道德僅在蘇格拉底之前的希臘和文藝復興時期佔據過上風，而反自然的道德的歷史則可以追溯到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在基督教達於頂峰，並延續到了現代。

本書中有專門一輯談“蘇格拉底問題”，大意是說：蘇格拉底出身卑賤，相貌醜陋，是一個心中隱藏著病態慾念的怪物；他信仰絕對理性，玩弄辯證法，既是試圖壓住自身失控的本能，也是在向高貴者復仇；他最後的勇敢赴死其實是自己但求一死，因為他已病入膏肓，無藥可治，用理性反對本能也是疾病的表徵，而不是康復之路；他作為極端案例是希臘當時已經開始的衰落過程的反映。蘇格拉底的道德觀可以概括為“理性=美德=幸福”這個等式，尼采在最早期著作《悲劇的誕生》中已經對之進行批判，在屬於最晚期著作的本書中再次強調：“這個世上最古怪的等式是同古希臘人的全部本能背道而馳的。”這個等式把克服本能視為道德和幸福的先決條件，同時開啟了理性主義的道德觀和道德主義的幸福觀，尼采指出：“必須克服本能——這是頹廢的公式。只要生命在上升，幸福便與本能相等。”

批判蘇格拉底也就是批判柏拉圖，這不但因為蘇格拉底的觀點是經由柏拉圖向我們闡述的，而且柏拉圖還把它體系化，形成“自柏拉圖以來的希臘哲學家的道德主義”[插圖]之傳統，直接為基督教在歐洲的統治準備了條件。尼采說：“我對柏拉圖的不信任是深入骨髓的：我發現他是如此遠離希臘的一切基本本能，如此道德化，如此先於基督教而基督教氣味十足——他業已把‘善’這個概念視為最高概念，和別的任何詞相比較，我寧願用‘高級詐騙’這個刺耳的詞，或者，倘若人們更愛聽，用‘理想主義’來說明整個柏拉圖現象。”與柏拉圖的“逃入理想”相對照，尼采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作者修昔底德的“面對現實的勇氣”讚賞有加，如此寫道：“希臘哲學是希臘本能的衰退；修昔底德是古希臘人本能中那種強大的、嚴格的、堅硬的求實精神的偉大總結和最後顯現。”

尼采認為，在基督教道德中，反對生命的立場完全昭然若揭了。這尤其表現在對慾望、激情即生命本能的敵視上。“教會用名副其實的切除來克服激情：它的策略、它的‘治療’是閹割。它從來不問：‘怎樣使慾望昇華、美化、聖化？'——它在任何時代都把紀律的重點放在根除（根除感性、驕傲、支配欲、佔有慾、復仇欲）上。——但是，從根上摧殘激情就意味著從根上摧殘生命：教會的實踐是與生命為敵……”一個顯著例子是仇視性，視之為不潔之物，這不啻是“把汙穢潑在源頭上，潑在我們生命的前提上”。[插圖]這種情況在中世紀最為嚴重，中世紀的教會是一所馴獸場，用馴化野獸的方法來“改善”人，使人變得有病、虛弱，也就是所謂有道德。尼采因此斷言：“‘上帝的疆域’在哪裡開始，生命便在哪裡結束”。

到了現代，尼采把叔本華哲學當作反自然的道德的典型，指斥他“虛無主義地根本貶低生命”，而他的以同情為核心的道德學說更是與基督教道德一脈相承的“道德領域的真正頹廢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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