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静怡 席骁儒

校对排版| 李静怡

出品| 盖饭特写工作室

多年之前，马未都在一家杂志社担任编辑，社里组织青年作家开笔会，坐船同游三峡，王朔、刘震云都在受邀之列。中午，青年作家们围坐在食堂吃饭，刘震云眯着本来就不大的眼睛冲王朔一本正经坏笑：「王老师，我想来想去想得好多天都睡不着觉了，您那小说写得真好。您怎么写的，可得给我讲讲。」

王朔谦虚：「嗨，我写得好什么呀。您骂人。」

第二天中午，俩人又坐在一起：「王老师，我真觉得您那小说写得好。说说吧，您是怎么想的，说一点儿就行。」

知道刘震云是在调侃自己，王朔没吱声。

第三天，刘震云依然一副无比诚恳模样：「王老师，我真心觉得您那小说写得太好了。您就说说吧，您怎么能写出来那么好的小说。」王朔纠结几秒，放下饭碗，抹了把嘴：「其实一开始吧，我就是想……」

话音未落，刘震云指着王朔一阵哈哈哈狂笑，转身对旁边的马未都说：「一般人最多也就扛三天。」

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

——刘震云

当时的情境就好比：王朔西装笔挺皮鞋锃亮，昂首挺胸走在街上，一不小心栽了个灰头土脸，特别没面子。回头一看，是个窨井，而井盖被刘震云搬走了。

刘震云老师哪里人？刘震云老师河南人。

王朔后来回忆这件事，也说：「自己当时就有一头扎进长江里的心」。

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构成威胁的人。

——王朔

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人

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位于黄河北部，全境为平原，是国家优质小麦生产基地、中国粮棉生产基地。1958年8月，毛泽东头顶烈日前往新乡查看小麦和棉花长势，被晒红的脸上笑容不断。戴着草帽站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毛泽东说出了一句后来影响中国二十多年的话：「人民公社好」。

在此三个月前的春夏之交，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延津县，还没能等到夏季的充沛雨水，旱灾随时可能发生。刘震云就出生在这个气候干燥的5月。后来，乡土情结浓厚的刘震云希望旱灾不再发生，祈祷家乡风调雨顺，特意为女儿取名为「雨霖」。

刘震云出生之前，家里生活就已经很艰难。他出生后，「有儿子传宗接代」的喜悦很快被冲淡，多了一张吃饭的嘴不说，以后还得操心给他找媳妇。当时还年轻的刘父喜忧参半，坐在门槛上听了一夜蛙叫。等他八个月大时，姥姥看不过眼，把刘震云带回位邱乡李恩村养活。姥姥是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农村妇女，在农忙时节一直是东家们争相抢夺的短工——她弯着腰割完三里长的麦子，回头看，壮实的男工才将将割到一半。

十几年后，刘震云问她为什么可以如此迅速，姥姥告诉他：「割麦子时不能直腰。你直了一次腰，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你就永远割不完麦子了。」刘震云精炼润色，以此作为家训之一教给女儿：「一次性把事情做对」。

刘震云五岁时，村里开办了第一所小学，接收5—12岁的学生，学费五元。街坊四邻议论纷纷：饭都吃不上，哪还有闲钱去上学？刘震云的父母就混杂在这群人中，随意说笑两句又赶着去地里干活。在大户人家开过眼的姥姥没说话，回家翻出了层层包好的五元救济款，拉着刘震云就去小学报名。姥姥说：「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人」。

刘震云因此识了字，但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却是毫无实际用处。他既不能改变家庭贫困的状况，也没法稍微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

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母亲盯着见了底的米缸发愁，无奈，只好让父亲去镇上的餐馆赊馒头。主客共有十来个人，怕赊多了日后还不上，母亲咬咬牙，交待只用赊三个馒头。父亲厚着脸皮蹭到餐馆，赔笑说明来意。厨子正眼也没瞧他，就拒绝了赊账的请求。临走，又说了一通话来羞辱父亲。后来，每次父母吵架，母亲总会翻出这段旧账，而每次提起，本来还气势汹汹的父亲都会低下头不再说话。

那时候，一向懵懂的刘震云突然就有了一个理想，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理想：到镇上当一名厨子。理由很简单：「我父亲如果到我的饭馆赊馒头，甭说三个，三十个我都赊给他」。

当厨子的美梦一直做到他15岁那年。父母常常看着他和弟弟发愁——过不了几年就该张罗着给儿子们娶媳妇了，可按家里的状况来看，实在是太难。一家人商议了好几天，决定谎报刘震云年龄，送他去当兵。一辈子面朝黄土的父母，也没想着他能报效祖国，光宗耀祖，只求他在部队努努力，争取提干，过上三五年回家，娶媳妇就容易了。

1973年，刘震云依照父母的意志参军，登上火车，前往甘肃戈壁滩驻扎。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火车，像一个接一个的铁罐子串成一排，还会发出「呜」的响声。心中忐忑，但想着部队里的白面馒头，第一次离家的不安也就冲淡了很多。

基地距离兰州一千多里，气候干燥，风沙极大。从小生长在黄河边的刘震云不习惯——连着很多天嘴唇炸裂，还时不时流鼻血。但相比于在家里挨饿和干不完的农活，他又觉得这实在不算事儿。

跟刘震云同去的那一连兵，都是从河南延津拉来的农村人，肚子里不仅没油水，大多也没什么墨水。只有一位姓冯的新兵，坐在颠簸的火车上，随手捡起一个烟盒就开始写诗：「新家安在长城端」。

「他是我到目前为止遇到的为数不多的智商特别高的一个人」，很多年后回忆起来，刘震云还是忍不住连用两个形容词来表达对他的佩服。

小冯像很多天才一样，意识超前，生不逢时。他有读书人的傲气，但脾气古怪，跟新兵连里大字不识一个的「大老粗们」处不好关系。

好不容易当了两年兵，散漫性子还是没改过来，一时兴起扯掉了领章帽徽，弄到一张车票就准备回家。半路被捉回，挨了处分，到底还是被部队处理回去。刘震云后来去过他家，一间小土房里摆满了书，小冯整日坐在铺板上「攻读马列」。同村农民背着锄头从他门前经过，都要摇头叹息说他疯了，「农村孩子老不下地干活，在家看书，不就是疯了吗？」

后来，小冯的未婚妻要跟别人在一起，小冯抡着锤子冲出家，砸死了对方。在县公安局接受审讯时，他用特别快的语速背诵《资本论》，被认定为精神病人，逃过牢狱之灾。「我与他的友谊，保持到他杀人之前。因为自从听到、见到他疯了，我就胆怯了，不再去找他玩。」

戈壁滩的「三九天」，气温低到零下二十多度。训练一天还需要站岗，又困又饿。赶上站岗，刘震云最向往的地方就是锅炉房，烧锅炉的老兵叫李上进，把值夜班分得的七八个包子放在锅炉旁，烤得焦黄喷香。刘震云连吃两个，李上进还劝他再多吃一个。他盯着剩下的包子，抹抹嘴：「吃饱了吃饱了。」

后来，刘震云把小冯和李上进都写进了《新兵连》里，又写了《塔铺》、《一地鸡毛》等作品，由此成为「新写实主义作家」。

在他当兵的那几年，正值动乱，人文社科类书籍多被销毁，理工科类书本却容易得到。刘震云记得舅舅的忠告，一心想着「离开家乡改变命运」，在训练之余抱着书看，几年下来倒是把微积分琢磨得不错。当时，他不知道学会微积分有什么用，直到1977年，中国教育部召开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刘震云觉得眼前的日子撕开了一个口子——他得走到那边去。

1978年5月，复员后的刘震云回到河南老家，在当地一所民办中学当上了教师。白天上课，晚上就着一盏小煤油灯复习功课。几个月后，高考成绩公布，刘震云因数学89分，傲视其他文科生，成为当年的河南省文科状元，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一同参加高考的弟弟，考上西南政法学院（今西南政法大学）。

祖祖辈辈在村里没什么地位的老刘家终于扬眉吐气：老父亲每天拿着录取通知书蹲在街头，逢人就叹气：「你看这个事情很难办」，「怎么了老刘？」，「北京大学都知道是在北京，这个西南政法学院你知道在哪儿吗？西南有多大？」

我觉得是目光的交汇

20岁的刘震云操着带有「方言味儿」的普通话北上进京。新生入学典礼上，系主任特意宣讲了一条传统：「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当时跟着周围同学一起鼓掌的刘震云，压根不会想到日后自己会成为为数不多打破这个传统的学生之一。

虽然已经成为「全村人的骄傲」，但初到北京，他还是觉得陌生。大一入学，刘震云就发现，同班女生嘴里一直在嚼着什么。他想问，但不好意思问，一直憋到大三，宿舍里的北京同学告诉他，这叫口香糖。

40年后，刘震云久居北京，对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故事已经无比熟悉，他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上提起这段往事，调侃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北大女同学嘴里还得嚼着什么，按照我在村里的经验，这是在我们村牛棚里才能出现的情况。」他站在讲台上挥洒自如，一点儿没有当年随时根据表情判断对方心情时的小心翼翼。

大二，母亲托人带话，说隔壁镇上有个女孩儿考进了北大法律系，让他「关照关照」。始于同乡情谊，刘震云热情「关照」，终于用朴实打动学妹，并在毕业一年后抱得美人归，彻底解决了父母最为关心的「终身大事」。

刘震云一开始也没想着要成为作家，大学里学的那一套「论文体」更是没想着要把他们领上作家的道路。但毕业分配进了《农民日报》，他只能拿起笔杆子，开始以写作为生。一辈子没上过学的母亲在老家卖酱油，闲时学会了认字，便跑到旁边书店抓起一本书来读。没有看太懂，只是记住了作者是一个叫鲁迅的人，还记住了他在书里写「后院有两棵树，一颗是枣树，另一颗也是枣树」。

后来从儿子处得知，这个写「枣树」的鲁迅，是作家里的祖师爷，母亲便跟儿子说：「嗨，那写作这东西太容易了，我都能写出来：我卖酱油，一个是酱油缸，另一个也是酱油缸。很容易。」

这段「仿鲁迅体」成为刘震云写作路上的标尺，他一直说，对他写作影响最大的人是母亲。有一次，刘震云路过河边，正值夕阳染红河水，他看到割杂草的姑娘，坐在杂草筐旁边，手拿一个小圆镜子，自顾自地梳着头。刘震云想起了母亲的话，把那天的姑娘、夕阳以及红色水面都写进了《塔铺》，引起强烈反响。后来抽身社会，再度步入校园，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读了研究生，毕业后追求创作新境界，巧用「数学最好的文科生」特有的逻辑缜密优势，创作出结构庞杂、语言繁复且人物众多的作品，朝着文艺圈更进一步。

1993年的冯小刚在业内还站不住脚，紧紧抱着王朔的大腿不敢放。当时，他俩住在颐和园一个厢房里。一天下午，王朔午睡醒来，拎起一本书就要找冯小刚。匆匆穿过堂屋，推开里面卧室的门，不发一言，把手里的书扔给冯小刚。

冯小刚拿起来一看，《温故1942》，刘震云写的。当即放下手里的工作，翻开书就看了起来。等他合上书的时候，外面天已经黑了，冯小刚在灯下摩挲着《温故1942》的封面，不住点头称赞。

当时他已经看过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据说，冯小刚第一次看完这本书，长于背后夸人的他，激动难掩，立刻跑到王朔身边：「这个剧本一个字儿都不用改，可以直接拍。」

在王朔的引荐下，冯小刚和刘震云成为了朋友。两个在普通家庭长大的人，开始慢慢混入「京圈」，很多年后，竟反客为主。

1995年，冯小刚导演的《一地鸡毛》播出，批评赞誉接踵而至。「穷作家刘震云」分得8万元稿费。那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钱，一向喜怒不露于色的刘震云没忍住笑，抓起一叠钱带着家人跑去吃了一顿高档西餐——肯德基。

一直走「傍作家」路线的冯小刚认准了刘震云，磨着他同意开拍《温故1942》，这一磨就是七年。七年间，冯小刚请刘震云和王朔上自己家吃了无数顿饺子，都是徐帆亲手和馅亲手包。冯小刚和王朔闹掰这件事，也丝毫没有影响到他请刘震云在家里吃饺子喝酒的热情。终于，2000年春节期间，在冯小刚家吃完饺子的刘震云，郑而重之握住冯小刚的手：「我今天来是想郑重的跟兄长说，我把《温故1942》托付给你了。」

圆了梦的冯小刚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兄弟放心。」

俩人一起上访谈节目，主持人问，为什么你们俩可以合作，冯小刚双手交叉叠在胸前吐出俩字：「缘分」，主持人转向刘震云：「冯小刚说了虚头巴脑的缘分，刘震云你说得透彻点儿」。刘震云依然穿着好像大了一码的中式上衣，头发随意偏分，一本正经：「我觉得是目光的交汇。」得，更玄乎。

一句顶一万句

《一句顶一万句》获「茅盾文学奖」那天，刘震云正在菜场买菜。他对比着西红柿和茄子的价格，犹豫不决。正准备开口讲价，来电铃声响起，出版人告诉他获奖喜讯，并说奖金有50万。刘震云喜笑颜开，装了半袋西红柿，回家给自己做了一碗西红柿鸡蛋面。三个月后，「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他以16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第26位。

虽然早已成为「编剧刘震云」，但他不承认自己是影视圈的人。

「因为在电影界并不是很多导演改我的小说，实际上就小刚导演和现在的雨霖。那总不能说他们俩改了我的作品我就成电影圈的人了，那我有的时候去了菜市场买菜岂不成菜市场的人了。」

崔永元质疑这个答案。从2003年《手机》上映开始，崔永元就觉得文化人刘震云堕落了，痛心疾首。事后刘震云向崔永元三次道歉，顺着崔永元的话说出了：「是的，无耻，为了挣一点快钱。」

如果说他第一次的「堕落」只有崔永元看到，那后来的「堕落」就是赤裸裸的面向大众了。

媒体习惯把2016年称为「刘震云年」，那年，他的《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两部小说均被改变成电影上映。可万达给《我不是潘金莲》排片很少，刘震云发长微博为电影宣传造势，以潘金莲的口吻写了一封信：《潘金莲致王健林先生的一封信》。姿态不高。

书迷认为这是刘震云在自甘堕落，为了利益舍弃文人应有的傲骨。他从「神坛」跌落，继续跟冯小刚携手混迹在影视圈。

导演冯和编剧刘亲密无间的合作再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是在2018年。崔永元深夜发微博，晒出与刘震云的短信截图。十几年前旧事重提，刘震云承诺崔永元，即将开拍的电影名叫《朋友圈》，请他大可放心，不会因旧事对他造成二次伤害。崔永元信了，却等到冯小刚公开宣布新电影的名字，「手机2」三个字在概念海报上神采飞扬，刺痛崔永元的眼睛。骂战开始，逐渐升级，「编剧刘震云为利益丢了文人的傲骨和底线」成为舆论另一焦点。

崔永元骂他「渣子」，他选择不回应。

他还是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起床，跑完步关上手机开始写作。也会带着小本和钢笔溜达在北京街头，或者是他最喜欢的菜市场，保持距离观察生活在身边真实的陌生人。可惜女儿年纪大了，也没有机会再拉着她的小手一起看这人间烟火。

刘震云有时候会想起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站在田埂上看姥姥割麦子，始终弯着腰的那个人准是姥姥，她很快就可以超过所有工人，连最壮实的男工也比不上她。刘震云欢呼鼓掌，为三里外的姥姥加油。

姥姥也不在了。她的坟头种了几棵桂花树。国庆回乡看她的时候，刘震云从树上摘下几片叶子，装在随身的眼镜盒里，辗转带回北京，当作珍贵的礼物送给难得回家的女儿。

「他神秘的打开盒子让我闻一闻，里面装着太姥姥坟头桂花树的叶子，这种交流给我心里的撞击是难以言喻的，这种沟通超越了一句顶一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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