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20年，孟子來到了魏國，此時魏惠王已經80歲，孟子52歲。雖然魏國從盛轉衰已是不爭的事實，但魏惠王仍懷揣爭霸圖強的夢想，向孟子請教了如何治國的問題。
魏惠王
魏惠王問：老先生，您不遠千里而來，對我的國家帶來了什麼利益呢？
孟子
孟子答：大王為什麼一定要講利益呢？我只是帶來了仁義而已。大王說：‘如何給我的國家帶來利益？’大夫說：‘如何給我的封邑帶來利益？’老百姓說：‘如何給我自身帶來利益？’結果上下所有人相互爭奪利益，國家就危險了啊！在萬乘之國殺害國君的人，一定是千乘之家；在千乘之國殺害國君的人，一定是百乘之家。千乘之家、百乘之家，他們擁有的不可謂不多，但仍貪心不足。如果以利益為先而仁義為後，不奪得國君地位他們是不會滿足的。從來沒有講仁的人拋棄親者，從來沒有講義的人不顧君王。所以大王只講仁義就行了，為什麼一定要講利益呢？
關於這段有意思的對話，司馬光如此評論：
子思與孟子的話是一個道理。只有仁義的人才知道仁義是最大的利，不仁義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孟子對魏惠王直接講仁義而不談利，這是因為交流的對象不同的原因。
那接下來我們就談談《資治通鑑》裡面的義利觀
《通鑑》記述"孟於師子思"，孟子是不是子思的親弟子，,歷來說法不一，照《史記·孟苟列傳》"孟啊,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之說，孟子是子思的再傳弟子。子思是戰國初年的學者，有著作，《漢書·藝文志》著錄《子思》二十篇，並注曰：子思"孔子孫，為魯繆公師。”後來的目錄學著作也多著錄子思之作，稱作《子思子》，清人黃以周佔有《子思子》輯本。《通鑑》記載孟子與子思言義利之事，即引自《子思子》。
孟子答魏惠王問"何以利吾國",強調為政以"仁義"為要,不能以利為先。子思答孟子問"牧民之道",強調為政要講仁義,以利民為大,司馬光對此二事的評論,說“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子思、孟子兩人之言,因人而有異,而司馬光卻理解"一也"而不矛盾,其論說很簡要：一是"所與言之人異故也”。對好言利之人,應當強調"仁義"的重要性,不能好利而忘義。而探討施政與牧民的方針時,則要懂得只是宣言仁義是欺世愚民行為,強調"唯仁者為如仁義之為利",意思是,講仁義就得利民；如果不利民,還有什麼仁義可言。
生當北宋理學始盛之時,司馬光不把董仲舒"正其義不謀其利",理學家"存天理,滅人慾"之說當作口頭禪、奉為金科玉律,而認為子思、孟子之言有一致性,提出"唯仁者為知仁義之為利",實在值得重視；這與其關心歷史上"生民之休慼"有一定的思想聯繫。
編者的觀點如下，請大家指正：
仁義之為利，早在《管子》等先秦著作裡就提到“善為民除害興利者，天下之民歸之”，後世講的仁義之道，其實就是先秦諸子講的“為民除害興利”之利民。
至於後世統治者滿嘴仁義之道，殊不知心中已不知“為民除害興利就是利民、就是仁義之道”，而成了空談仁義的偽君子。同時也感慨，儒家之經典學說，到了戰國之後卻只知其言辭而不知其實。
秦始皇仁義乎？重賦斂、濫用民力，民不聊生，何談利民；漢高祖劉邦與文景之治，尚能休養生息；漢武帝則好大喜功，濫用民力，徵集全國之馬匹遠征漠北，雖能輪臺罪己，國家民眾已殘；漢宣帝再次休養生息，國內再次昇平，可知勞民之易為仁，中華民族之勤勞簡樸；奈何漢元帝處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從小接受俗儒之洗腦，而不知世間萬物之真諦，最後亡於安逸與不明真諦的俗儒思想。
漢室宗親劉備可謂仁義乎，非也。讓跟隨自己的民眾身死一線，只是為了一己之私，所謂的王業霸業而已，非真心為民也。
兩晉空談之風盛行，更別談真正的仁義之道。五胡亂華雖有重視農民的，那也是發揮了民眾可以增長國力，創收增稅而已。非真為利民也。
隋唐能太平盛世，當權者讓農民修生養息，發揮民眾之力量快速增加了財富，到了唐明皇李隆基安逸之中揮霍民眾財富，而不能實施真正的利民之策，以至於安史之亂，唐代盛世從此一蹶不振。
動亂持續幾百年到了宋代，諸如司馬光從先秦歷史中看到了真正的仁義之道。奈何元明清又有哪代真正地實施了仁義利民之道？
非人不知仁義之道，實乃制度之所限制也。仁義之道，除害興利，利民是也，重民生也，民生艱苦，則非利民。
生老病死，各有所宜，安居樂業，則財富足，而文化興，則國民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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