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8期，原文標題《“鑽石公主號”海上之困》，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截至2月17日，“鑽石公主號”郵輪上的新冠肺炎確診感染人數已經達到454例，成為除中國大陸以外，最多的群聚感染事件，也讓日本成為了第二大疫情國。海上郵輪在危機應對中的模糊地帶，也在這一事件中放大了。
實習記者 張潔瓊 李曉潔
緊急撤僑
2月16日晚上9點，11輛白色大巴車停在橫濱大黑碼頭上，車群與“鑽石公主號”間搭起了一條通道。11點，美國乘客泰勒和妻子終於等到對講裡的召喚，離開了“鑽石公主號”，將乘飛機回美國。
前一天，泰勒收到美國駐日大使館關於撤僑的電子郵件。儘管之前在郵輪上的隔離就會成為徒勞，14天的隔離又將重新計算，但泰勒和妻子也不想冒著被交叉感染的風險繼續漂在海上了。幾天來，他們見證了不斷有乘客被帶下船，心情越來越緊張，“感覺這就像是飢餓遊戲，不確定下一個誰會被抓。”
半個月前，泰勒和妻子為了新婚旅行，登上了“鑽石公主號”。這艘巨輪位列全球十五大豪華郵輪之一，總體積超過三個“泰坦尼克號”。這艘“海上酒店”有18層樓，有1337間客艙，其中748間帶有私人露天陽臺，站在陽臺上，可以俯瞰波光粼粼的海面。最大的陽臺房有陽臺、有窗戶，面積超過30平方米，低一檔的海景房只有窗戶，最次的內艙房全封閉，但也有15平方米大。而且，這艘郵輪上酒吧、劇院、浴場、賭場俱全，甚至還有結婚禮堂。在船上漫步，你會被無處不在的現場音樂包圍，大廳裡的鋼琴家可能正在演奏鋼琴曲，酒吧或許會有一位吉他手低吟。
按照原定路線，郵輪1月20日從橫濱出發，先後抵達日本鹿兒島，香港，越南峴港、下龍灣，臺灣基隆，日本沖繩、靜岡，最終於2月4日停靠橫濱。這次報價超過15000元人民幣的15日行程顯然難以拉攏年輕乘客，於是，那些決定開啟一段蜜月之旅的新婚夫婦和退休老人成了船上的主要客人。
2月17日零點時，坐進了大巴車裡的泰勒得知，郵輪上的300多位美國乘客，有44人退出了航班，一些是因為下船前的體溫檢測不達標或已經確診感染，另一些則是留下來照顧住院的親人。
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主任法奇（Anthony Fauci）在2月16日接受CBS新聞網採訪時透露，“剩下的美國乘客哪兒都不能去，他們將留在日本的醫院裡。有症狀的人不能上飛機。如果有人在坐飛機時出現症狀，他們會在飛機裡單獨被隔離起來。所以我們的撤僑計劃很堅定”。
美國政府對“鑽石公主號”上的美國公民進行緊急撤離與疫情在船上的迅速蔓延不無關係。16日，“鑽石公主號”上的確診感染人數達到了355人。與此同時，船上的檢疫工作也在給日本檢疫部門帶來巨大壓力，10天過去，船上接受過病毒檢測的只有1219人，不足郵輪上總人數的一半。
事實上，日本疫情的進展早已超出政府與民眾的預想，日本成為了中國以外的最大疫情國。世界衛生組織高級顧問、日本傳染病專家藤奈邦子於2月14日對外強調：“湖北和武漢的新增確診患者已有減少趨勢。如今全球擔憂的是日本。”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採取的措施也引發了多方勢力的批評。日本極右翼政黨“第一黨”黨首櫻井誠街頭演講，發動遊行，打出“日本優先”的口號，要求日本衛生部門優先考慮國民安全。而國際對於日本政府實行的“海上隔離”措施也表達了頗多反對意見。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流行病學高級學者阿梅什·阿達利亞表示：“我想不出任何的理由可以將3000多人以這樣的方式隔離在船上。密閉的空間只會讓更多的人暴露在病毒中，製造出更多的恐慌。應該允許乘客下船採取更好的醫學隔離方式。”
這兩種聲音代表了日本政府從最開始就面臨的兩難選擇，進行人道主義援助，抑或是本國利益為先。
被隔離的“恐怖遊輪”
黃雅馨是船上第一批感知到疫情的乘客，登船前，她就在網上看到了香港5例新型冠狀病毒確診的新聞。她告訴本刊記者，本以為相隔遙遠，疫情很難傳出來，一家七口依然在1月25日按原計劃登上了船，只是在行李里加上了15個口罩。
但六天後的2月1日，她刷到了一條新聞：一位80歲的香港老翁被確診為新冠病毒感染，確診前曾乘坐“鑽石公主號”。新聞上說，老翁1月19日出現咳嗽，1月20日從橫濱上了郵輪，22日經過鹿兒島時，老翁還和其他40人一起下船乘坐了巴士觀光，25日抵達至香港，30日老翁開始出現發熱症狀，進入了香港醫院接受隔離治療。
那幾天，中國船員王敏敏也常聽國內的朋友發來疫情消息，得知船上出現一例感染病例後，她特意到郵輪醫務室要了幾個口罩，但這不足以給她安全感。走廊裡遇到其他船員，他們還面無遮擋地同她講話。王敏敏對本刊記者說，有菲律賓同事還衝著她開玩笑地喊道：“Virus！Virus！”船上超過1000位船員，其中20個來自中國，其他大都是東南亞人，王敏敏估摸著，自己一天最少也要接觸500人，說不定其中就有潛伏期患者。
但所有乘客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時，已經是兩天後。2月3日下午，廖芳從廣播裡聽到，郵輪將會提前十小時到達橫濱。廖芳告訴本刊記者，廣播播放結束，船上再次喧鬧起來，室內游泳池旁的乘客有說有笑，圍坐在方桌的四周打麻將、打牌。晚上8點45分，船上劇院將上演一出音樂劇，接近一半的觀眾已經入座，為了聽清彼此講話，人們頭貼著頭互相聊天。與此同時，日本衛生局的檢疫人員穿戴好了口罩、防護服，正在朝巨輪趕來。
2月3日深夜，郵輪停在橫濱大黑碼頭後，五位檢疫人員穿著白色的防護服踏進了郵輪，從頂層開始，他們分頭進入客艙，對著乘客的耳朵，按動耳溫槍按鈕，看著乘客在自己的健康測試卡上發熱、感冒、流鼻涕都勾選否後，他們便會離去。但也有人需要做進一步檢驗，凌晨4點半，黃雅馨一家被再次叫醒，檢疫人員拿棉籤採了三人的咽拭子樣本，黃雅馨告訴本刊，丈夫因為看過船醫，而被列入了273位第一批樣本，這273人中有153人與香港老翁有過密切接觸，120人出現了發熱咳嗽的症狀。
檢疫進行了一整天。2月5日一大早，廣播響起，等來的卻不是下船通知。船長略顯疲倦地說，檢疫仍在進行中，已經送檢的31例樣本中，有10位確診感染，日本厚生勞動省要求，所有乘客將進行14天的隔離。
隔離的消息彷彿平靜水面中砸下的一塊石頭。有乘客特地開了一個新的推特賬號，並改名為“被隔離在‘鑽石公主號上’”，發出了第一條消息。隔離開始後，酒吧、賭場都關了，船員羅斯感慨，“一切都更混亂了。我不會說我現在是一個服務員，我更像是一個護士，或者是在監獄的看守，在囚犯牢房外面吃飯。”
黃雅馨和丈夫、兒子擠住在一間十多平方米的船艙內，沒有窗戶，沒有陽臺。“我為不能出去呼吸新鮮空氣而感到痛苦，我想哭。”黃雅馨對本刊說。2月7日一早，在內艙裡悶了72小時的黃雅馨一家終於得到允許，到甲板上活動60分鐘。爸媽、姨媽姨丈相隔了一米，他們戴著口罩，站在甲板上，扭動腰胯，拉伸肢體。兒子告訴黃雅馨，這是他人生中最好的一天。
2月9日，郵輪確診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增加到了70人。更多的問題開始暴露。和廖芳同行的14個人中8位都是老年人，四天前，在藥品登記冊上寫下藥名後，叔叔阿姨們一直沒拿到藥。廖芳打電話詢問服務檯，服務檯告訴她，藥物已經運到，但還在分揀中。另一邊，患有糖尿病、心臟病的叔叔阿姨等不了，廖芳急得在船艙團團轉。廖芳想盡了一切方法，前一天晚上11點還在向香港出入境總署求助，對方告訴她，採購完藥品再寄送到船上，要經過一道道審批。
碼頭上，日本政府提供醫療物資已經運到。“鑽石公主號”所屬的郵輪公司對外回應說：“日本政府正為我們的船隻和船員提供額外的人力支持，包括7000個防護口罩和由16名醫生、12名護士及醫療接待人員構成的專業醫護團隊，我們也在為有需求的賓客提供相應的藥品。目前我們已收到大約2000份藥品補缺申請。這些申請將根據需求和緊急程度來決定優先次序。”
對病毒傳播渠道的猜測也甚囂塵上。蓋伊·庫特是一位美國小說家，她曾在另一艘郵輪上揭開過一起謀殺之謎。而現在，被隔離在“鑽石公主號”上，她試圖揭開另一個謎團：“儘管船員戴著橡膠手套，他們正在努力保護乘客，但沒有科學證據表明，病毒不會通過他們傳播。”
隨著郵輪上確診感染人數的不斷增多，蓋伊·庫特也變得愈發焦慮，“我們的船每天都收到美國駐東京大使館發來的公告，但是沒有人提供我們最需要的東西——越獄。”她告訴《華盛頓郵報》，她每天會抽一段時間，坐在陽臺，望著橫濱的燈光，想象那是來自美國軍事基地、碼頭和醫院的光在不停閃爍。
工作一天後，王敏敏回到了船艙三層，在這個海平面以下的位置住滿了維持整座郵輪運行的船員。王敏敏和一個菲律賓人擠住在一間有上下鋪的船艙，船艙裡除了床，別無他物。她打開船艙空調後隱約記起，自己曾看過一些關於SARS病毒的文章，文章裡提到中央空調會增強病毒的傳播。她越想越害怕，“我們不是被隔離，而是在等待被感染”。
無法阻擋的本土蔓延
“這艘船在橫濱港口隔離以來，，我們每天都忙著接聽市民電話和回覆郵件，一直到午夜。大多數人表達對於新型冠狀病毒傳播的擔憂，也有人說他們會保持冷靜，並努力幫助船上的乘客。”橫濱市港灣局的一位職員對本刊說。
市民們的擔憂正是出於病毒的肆意入侵。2月10日下午，一位日本急救隊員戴著護目鏡和口罩，坐在救護車上，他和另外兩位急救隊友都穿著一身防護服，車上還有一位剛從“鑽石公主號”下船，被確診為肺炎患者的乘客。晚上，他便開始發燒，23點時，就燒到了38攝氏度。三天後，他在醫院做了病毒檢查，確認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這為疫情在日本本土的蔓延再次敲響了警鐘。
2月10日，郵輪上的確診感染病例已經累積達到135例。香港乘客廖芳感到疑惑，郵輪上的感染人數從20漲到70，又漲到135，怎麼接受檢測的樣本卻還是隻有300多個？
日本厚生勞動省對這類疑問回應道，日本目前的檢測能力為每天300人左右，實現全員檢測很困難。如果集中力量來應對這艘郵輪，日本其他地方的檢測能力將被削弱，如果全部使用日本感染症研究所的檢查機器，一天能檢驗約1500人。但即便如此，日本的檢疫工作仍面臨巨大挑戰，除了“鑽石公主號”的乘客，日本防疫部分還要對先後四批從武漢包機接回的日僑進行檢測。“就現狀來看，我認為全體人員的檢查是很嚴峻的。”日官房長官菅義偉在10日的會見中表示。
也有媒體認為，按照日本《檢疫法》規定 ：對沒有症狀的人員，法律上無法強制進行隔離，否則會發生人權問題。因此，為了將乘客留在郵輪上，渡過14天隔離期，日本政府採取了“檢疫未完成”的說法。由於《檢疫法》的限制，2月14日日本厚生勞動省開始著手於修改政令，讓政府可以對新冠病毒的感染者或疑似感染者採取隔離措施。
2月6日的眾議院全體會議上，安倍說：“新的冠狀病毒在日本的蔓延不會對今年夏天的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產生影響。”他戴了一副眼鏡，深藍色西裝看上去沒有一點褶皺。
然而，2月14日，安倍沉不住氣了。前一晚，日本出現了第一例因新冠病毒感染的死亡病例，一位神奈川的80歲老婦人患病離世。凌晨時，安倍安排了一場緊急採訪，“我們將加強預防傳染病的措施”。
第二天，於首相官邸召開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對策總部會議”決定，將103億日元作為應急資金，共計153億日元用於治療新的冠狀病毒。厚生勞動大臣也公開表明，2月13日以後，日本國內出現了多個“無法弄清明確感染途徑”的病例，這使得日本政府的評估“已經與此前的狀況不同”。
政府之前的保守處理招致了不滿，被認為出現了行為延遲。北大世界史研究院日本研究學者王新生教授告訴本刊，這與日本政治文化中的“等待政治”有關。日本政府習慣於等待輿論的一致。通常情況下，等各界的建議或質疑到了一定階段後，相關行政部門還在制定草案、等待審議，之後再層層商討，出臺新的對策。“日本在制定決策方面比較謹慎，是經過論證、聽取各方意見後才有決策，這跟他們的謹慎的文化方式和政治過程有關。”
疫情將對“東京奧運會”的影響還是不可小覷。去年一整年，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日本對外貿易收支赤字達1.6438萬億日元，呈現低迷狀態。日本官員希望能借2020年的東京奧運會能吸引遊客，拉動經濟。早在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召開就掀起了一波投資熱潮，當年日本經濟增速達到了11.2%，奧運會引發的投資直接拉動了增速3%多。
2020年初，日本政府還設立了今年吸引4000萬外國遊客的目標，但疫情已經對日本旅遊業造成了嚴重打擊。日本民眾間開始傳出“東京奧運會”改期或停辦的消息。對此國際奧委會檢驗組負責人約翰·科茨（John Coates）表示，“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是目前尚無任何應急計劃，本次賽事也沒有任何變動。”
但是，世界衛生組織前地區主任、日本傳染病專家尾身茂（Shigeru Omi）於13日接受採訪時說：“坦率地說，並沒有科學依據表明，奧運會開始前疫情會結束。預測結束時間毫無意義，人們應該明白，我們不能僅靠邊境控制來阻止病毒傳播。”
2月15日，日本女星石原里美舉著香檳金色火炬筒在羽村市街道上慢跑，她不時地朝路兩邊的圍觀觀眾揮舞著雙臂，完成了自己的奧運會火炬傳遞。但這只是一次彩排，火炬傳遞揭幕儀式將在3月26日啟動，聖火是否能正常傳出仍是未知數。
誰為問題郵輪負責？
被隔離的十天，“鑽石公主號”上的乘客幾乎每天都要與富士山告別一次。早上，郵輪會啟動前往近海，收集海水並淨化成淡水。當號角吹響，巨輪開始一點點遠離橫濱港灣大橋，遠處的富士山也越來越小。海浪微伏，郵輪稍有搖晃，乘客們為14天隔離結束後自己的去留感到迷茫。
某種程度上說，“鑽石公主號”已經算是一個幸運兒了。2月7日，“鑽石公主號”開始隔離的第二天，另一艘“威斯特丹號”還在沖繩石垣島海域緩緩行進著。“威斯特丹號”預計將於8日抵達那霸港，但不巧，郵輪上上出現了1位發熱患者。日本有關方面強烈地做出了決斷，拒絕“威斯特丹號”上的外國人入境，“鑽石公主號”的集體感染事件讓人產生了一種危機感。最後，日本當局達成了統一意見：今後，如果瞭解到在預定停靠日本的郵輪上有疑似新型肺炎的人，絕對不允許停靠。
“鑽石公主號”和“威斯特丹號”屬於同族兄弟，二者的運營公司都隸屬於嘉年華郵輪集團。但“鑽石公主號”的背景要強大得多，旅日專欄評論家莫邦富告訴本刊，“鑽石公主號”本身是日本造船廠造的船，第二，它是以橫濱為母港的船，這說明停靠橫濱並非臨時停靠，“這就相當於，它是回日本的路上，就差幾步就回到家了”。橫濱市港灣局也向本刊證實了莫邦富的說法，2019年在橫濱港停靠的郵輪數量是188次，其中“鑽石公主號”就佔33次。
被日本政府拒絕後，“威斯特丹號”重回海上，四處漂流。日本之後，韓國、關島、菲律賓、泰國也都拒絕了“威斯特丹”的停靠請求。拒絕理由大致就是兩條，樂意承擔責任，但要以本國人民的健康安全為先；本國醫療資源有限，難以保證能同時篩查、隔離和治療郵輪上的1400多名乘客。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石小娟告訴本刊：“一旦讓船靠岸，意味著這個國家承擔起了救治人員的義務。”
疫情之下，眾多郵輪都面臨相似的困境。曾在郵輪上從事船員派遣工作的秦麗告訴本刊，郵輪上是封閉環境，平常一個小小的疾病，例如諾如病毒，都會迅速傳染，超過一定比例的乘客出現症狀後，必須要進行全船消毒。另一方面，若郵輪因疫情停運，將面臨高額的運營成本。“船員的工資拿的都是美金，僅僅這一項，每個月每條郵輪都要支出超過300萬美金，而且還有油費和維護等等。”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的副研究員劉丹告訴本刊，郵輪牽涉的國家眾多，對於權責劃分並不涇渭分明。在海洋法層面，郵輪註冊所在國需要對郵輪負責，像“鑽石公主號”，牽涉的國家既有作為管理公司的美國，也有郵輪的最終停靠國日本，其中的乘客和船員又涉及多個國家，“這個事情不僅是國內層面的法律，而是上升到了國際法。”而在現有的國際條例與救助公約中，面對此次郵輪涉及到的公共健康問題，也沒有明確的責任劃分細則。
關於入境口岸的責任，可以從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國際衛生條例》中找到一些依據。根據第二十八條（入境口岸的船舶和航空器）規定：不應當因公共衛生原因而阻止船舶或航空器在任何入境口岸停靠。但是，如果入境口岸不具備執行本條例規定的衛生措施的能力，可命令船舶或航空器在自擔風險的情況下駛往可到達的最近適宜入境口岸，除非該船舶或航空器有會使更改航程不安全的操作問題。因此，“如果按照現有的公約或條例，日本有理由不對停靠郵輪承擔責任或義務，很難說他違反了哪條規定。”劉丹告訴本刊。
面對郵輪因疫病而漂流的情況，《國際救助公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顯得有些無力，《國際衛生條例》也給了國家很多自主權決定是否接收“問題郵輪”。劉丹說，《國際救助公約》制定的初衷，主要是針對船本身以及船上的貨物，更在意的是環境汙染問題。“公約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制定，那個時期更多的是環境危機，不是像現在這種傳染病。現在很多事件已經到了公共健康和生物安全的層面，危機也是有時代特點的，公約沒有能夠預見到現在的這些問題。我認為這也許是個契機，推動國際海事組織對於現在發生的疾病全球化，或者說是公共衛生危機的認識，彌補一些不足。”
在世界衛生組織的疫情統計數據中，“鑽石公主號”上的感染人數被單列成“其他類別”，2月16日更新的數據顯示為355例，日本本土的感染數據則為53例。日本政府對內的說法也是，不將郵輪上的感染人數計入本國確診人數。
但是，現實的威脅卻是無可迴避的。幾天前，橫濱市民菊姬發現，一艘11噸的巨輪停在自己城市的港口，十天不到的時間，船上有200多新冠肺炎的感染者被接下船，送到了神奈川縣的醫院裡進行治療。她決定打電話詢問一下縣裡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數。
“請告訴我橫濱市的感染人數。”菊姬問。電話裡的聲音報出一個數字：“零。”
“嗯？在市區的指定醫院裡有檢測出陽性的人嗎？”她以為是自己的問法不夠準確。
“哦，那是郵輪上的人，所以不算數。”
2月12日，在海上漂浮了13天的“威斯特丹號”終於接到了柬埔寨政府的許可，允許它在西哈努克城靠泊。柬埔寨檢疫官員穿戴好了裝備，上船挨個對船上的2200多人進行檢疫。兩天後，郵輪乘客被允許分批下船，甲板上圍滿了人，向第一批下船者告別。
然而，2月15日，馬來西亞衛生部發表聲明，一名83歲的美國女子從柬埔寨飛抵馬來西亞後確診其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而這位美國老婦正是從“威斯特丹號”下船登岸的乘客之一。這是“威斯特丹號”郵輪上確診的首例病例。這一突入其來的消息是否會讓“威斯特丹號”成為第二個“鑽石公主號”，尚無定論。
（文中廖芳、王敏敏、石原、秦麗為化名。實習記者袁思檬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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