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 | 《西泠藝叢》2020年第1期 總第61期 |
中華書局編審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顧問
浙江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兼職教授
眾所周知，作為著名教育家、文化巨匠的啟功先生雖是北方滿族人、清朝皇室後裔，卻沒有地域差異的隔閡，對浙江，特別是對杭州這座歷史文化名城有著特殊的感情。他認為秀美西湖景觀所蘊含的文化內涵，是由各民族創造的優秀文化積澱而成，遠自秦漢、吳越、唐宋，近至明清、民國、現當代，江浙地區傑出人才濟濟，湖山之間名勝古蹟迭出，都與各民族文化交流密切相關，即便是西湖景點中比比皆是的康熙、乾隆題署，亦是滿漢蒙文化交融的結晶。啟功先生廣博精深的文史知識、傑出的書畫成就、高超的文物鑑定本領，除了他自身的天賦和勤苦努力，也與他眾多的浙江籍師友相關。
啟功先生在龍井
作為啟功先生教導多年的學生，我存有一頁他親筆撰寫的《啟功簡歷》手稿，其中寫道：“曾讀小學，中學未畢業。從戴綏之先生讀書，學文史詞章，又從賈羲民、吳鏡汀先生學畫。廿歲後經傅沅叔先生介紹，受業於陳援庵先生。”戴綏之（姜福）先生為江蘇崑山人，似為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南山）後裔，他的教學為啟功先生打下了深厚、紮實的文史功底。啟功先生從賈羲民先生學畫時，賈已年邁，遂於1929年推薦17歲的啟功到吳鏡汀先生（1904—1972）門下學習畫藝及書畫鑑定知識。吳先生系浙江紹興人，出生於北京，年長啟功8歲，青年時已因其紮實的國畫功力和吸收眾長後形成的清勁畫風而享譽畫界，他對山水畫基本功的強調和細心指導對啟功先生影響極大。啟功先生曾撰文回憶道：
吳先生教畫法，極為耐心，如果我們求教的人畫了一幅有進步的作品，先生總是喜形於色地說：“這回是真塌下心去畫出的啊！”先生教人，絕不籠統空談，而是專門把極關重要的竅門提出，使學生不但聽了頓悟，而且一定行之有效。先生如說到某家某派的畫法，隨手錶演一下，無不確切地表現出那一家、那一派的特點。
啟功先生曾為吳鏡汀的六幅山水小景題詩六首，感喟吳畫“山川渾厚樹華滋，遺法耕煙世莫知”，讚歎其“李唐可比李思訓，健筆嶒崚今過之”。1982年，啟功先生80歲時，還專為吳先生畫稿《江山勝覽圖卷》題跋，曰：“長卷江山勝覽圖，層崖險峻樹扶疏。門生白首瞻遺墨，掩淚難為跋尾書。”末署“受業啟功敬題”。敬思緬懷恩師之情，躍然紙上。
啟功先生對恩師陳垣（援庵）老校長的感恩之情至真至摯，常為學界熟知並稱道，此不贅述。在陳校長的三位得意門生（啟功、劉乃和、柴德賡）中，德賡（青峰）先生（1908—1970）是浙江諸暨思安鄉柴家村人，與啟功先生切磋學術數十年，學誼深厚，他在“文革”中備受折磨，身心摧殘，不幸病逝。啟功先生含淚撰寫輓聯雲：“節概見生平業廣三餘眾裡推君才學識，切磋真苑友心傷永訣夢中索我畫書詩。”充溢推許、悼念之真摯情誼。
20世紀40年代，在啟功先生於輔仁大學（今北京師範大學）授業的學生中，蕭山籍的南開大學教授來新夏先生（1923—2014）堪稱他十分器重的大弟子，二人保持了半個多世紀的師生友誼。來新夏教授曾回憶：在輔仁上學之時，啟功先生常鼓勵他共同作畫。來新夏學生生活清苦，啟功先生叫他每週日到自己家裡改善伙食。有時候衣服掉釦子、破口子了，老太太和啟師母也幫他們修修補補。來新夏教授於20世紀60年代含冤受審查，很多人都對他疏遠了，啟功先生仍殷切關懷。1996年有一次，來新夏去啟功家看望，啟功先生忽然問來新夏：“你幾歲了？”來新夏說，你不知道我幾歲嗎，我73了。啟功大笑，說：“你73（歲），我84（歲），一個孔子，一個孟子，都是‘坎兒’，這麼一擠一撞，就都過了‘坎兒’了，這不值得大笑嗎？”啟功先生曾在給來新夏的一封信中寫道：“回憶前塵，幾乎墮淚。以不佞亦曾自言‘王寶釧也有今日’之語，雖然身世各自不同，而其為患難則一，抵掌印心，倍有感觸，半世舊交，彌堪珍重！”啟功先生為來新夏及其先祖著作題寫了不少書籤，來先生曾寫有專文述及。2002年，天津史學界為來先生慶賀八十大壽，其時啟功先生因目疾書寫困難，仍用硬筆寫了一首七律賀詩讓我轉呈，詩云：“難得人生老更忙，新翁八十不尋常。鴻文浙水千秋勝，大著匏園世代長。往事崎嶇成一笑，今朝典籍滿堆床。拙詩再作期頤頌，裡句高吟當舉觴。”
啟功先生與本文作者
故宮博物院朱家溍先生（1914—2003），亦祖籍蕭山，啟功先生在朱先生追思會上的書面發言一開頭就說：“我的外祖家和朱先生的外祖家有通家之誼。我母親的伯祖（榮綺）是朱先生的外祖（張仁黻）的科舉業（座）師，我的先母和朱先生的母親常在一起玩耍，兩家小孩的一同玩耍的友誼是最堅固、最友好的。”（朱傳榮：《父親的聲音》，中華書局，2018年9月版，第20頁）啟功先生在追念朱先生的文章中還專門提及他們師從的輔仁大學文學院沈兼士教授（1887—1947），沈先生是浙江吳興人，著名語言學家。沈先生去世時，啟先生提筆為故宮博物院緬懷沈先生的專刊撰寫了《跋鄴河伊拉里氏跳神典禮》一文以盡弟子之意。就在這一年，35歲的啟功因得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先生（1881—1955）的賞識，被聘為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馬衡先生是浙江鄞縣（今屬寧波市）人，著名的考古學家、金石篆刻家，也是西泠印社的第二任社長（1927—1955）。啟功先生自青年、中年時期即結識並交往的浙江籍著名學者還有葉恭綽先生（1881—1968，浙江餘姚人）、豐子愷先生（1898—1975，浙江桐鄉人）、唐蘭先生（1901—1979，浙江嘉興人）、趙萬里（裴雲）先生（1905—1980，浙江海寧人）等。詞學宗師夏承燾先生（1900—1986，浙江溫州人）、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長的錢君匋先生（1907—1998，浙江桐鄉人）亦與啟功先生多有交往；錢君匋藝術館即藏有啟功先生為錢氏書寫的兩首詩。1957年，啟功先生南下上海考察時，獲豐子愷先生題贈弘一大師（李叔同）像及弘一手書“南無阿彌陀佛”橫幅一幀，珍藏終生。
作為書畫大師的啟功先生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為浙江友人的題詠幾難勝數，可謂多矣。僅據我所知，如1981年4月，啟功先生為祝賀浙江美術學院（今中國美術學院）陸儼少教授的畫集出版題詩云：“雲委山彌峻，秋深樹未黃。儼翁吾所敬，畫筆最清蒼。”後又曾為《陸儼少梅聲軒圖》賦詩二首。1992年秋，先生為《吳湖帆畫冊》題跋，稱“湖帆先生畫清秀天成，為三百年來吳門六法嫡嗣，其擬大痴，尤見千春衣缽”。西泠印社執行社長、中國美術學院劉江教授為啟先生至交，1982年秋，啟先生為劉江題贈條幅，又在其所治印冊後題跋，讚許劉治印“鎔徽浙之長，復暢以蜀江氣魄”，開啟了“印林新面”。1985年夏，啟功先生還專門致信日本書法教育家今井凌雪，薦舉劉江教授到日本高校擔任客座教授，進行文化學術交流，稱道劉江“於金石書法篆刻倶有成就”“人品樸實，教學極其盡責”。在杭州，多次得到啟先生指教並獲賜先生墨寶的還有吳龍友先生及我在杭高初中時同班學友丁雲川、唐詩祝等。1994年11月8日，啟功先生在北京寓所接待一位杭州來的客人，應請為其冊頁題詩一首雲：“筆底發高歌，中華瑞氣多。西湖應最美，禹域好山河。”末署：“福庭同志自浙來，喜談西湖發展近況，出冊索題，拈此求教，一九九四年深秋。”
啟功先生結交諸多浙籍師友，絕非偶然。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文化底蘊深厚的浙江湧現出一批既致力於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能放眼世界，站立文化教育革新潮頭的教育家、學術大師，如蔡元培、馬敘倫、馬寅初、沈鈞儒等（也包括雖“政治保守”卻學術開放的國學大師王國維和開拓現代農學與近代考古學的羅振玉），首先影響了許多浙籍志士仁人。啟功先生出生於1912年，他自己曾明確表示：我絕非清王朝的遺老、遺少。他從青年時期起就有志於文化藝術創新，這種內心的“動因”，加上在輔仁教學、故宮考察的經歷，得以和眾多浙籍先進“結緣”為伍，成就其浙江情緣，也就很自然了。
西泠印社創辦於1904年，作為我國近現代著名金石篆刻研究學術社團，素有“天下第一名社”之譽。其發展歷程，與百年來傳統金石篆刻、書畫藝術的傳承與創新密不可分。啟功先生投身其中近30年，亦是緣分。
1979年12月，啟功先生應沙孟海先生（1900—1992）之邀，赴杭州參加慶祝西泠印社建社75週年活動，並在理事會上被推選為副社長。啟功先生與沙老一見如故，對沙老十分敬重。沙老在杭州龍游路的舊居，離我家在白沙街的老房子僅百米之距。現在進沙老舊居觀瞻，首先入眼的就是客廳正壁沙老與啟功先生親切握手的巨幅照片。沙老自號“石荒”，啟功先生即專為其《石荒圖》題詩二首：
柔毫鐵筆用無殊，腕力沙翁繼缶廬。點染名都助佳麗，奇章妙跡滿西湖。
龍馬精神意氣揚，西泠欣見魯靈光。虛心常記先賢語，畫比書紳寫石荒。
多年之後，啟功先生又不僅為即將出版的《沙孟海論書文集》題簽，還特地撰寫賀詩一首，高度評價了沙老的書法成就：
藝圃欽南鬥，詞林仰大宗。襟期同止水，風範比長松。絳帳英才聚，霜毫筆陳雄。學書求得髓，熟讀自登峰。
啟功先生1979年冬初訪西泠印社，即為社中同好題“西泠鴻雪”“自強不息”留念，又書蘇東坡的《望湖樓醉書》之五：“未成小隱聊中隱，可得長閒勝暫閒。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借蘇詩讚嘆了西湖勝景。他年逾古稀之後，為西泠印社揮毫題署也是最多的。如1983年秋題“荷葉披披一浦涼”七言詩；又如1986年9月11日，啟功先生為《西泠藝報》題詩云：“湖山勝覽首西泠，石好金佳備藝能。豈獨越中增紙價，寰區同與播芳馨。”1988年冬，為西泠印社創建85週年題：“萬綠西泠，金石維馨。八秩有五，松壽竹青。”1992年1月24日，再次為西泠印社一手卷題署“西泠鴻雪”，並作詩一首：“鴻爪當年到處留，西泠舊夢幾經秋。闔簪每憶拈毫樂，一卷琳琅紀勝遊。”尾署曰：“昔在西泠偶拾素紙，僭題引首，歲月不居，寶繪遂盈一卷，重現欣得眼福，再玷紙尾。啟功。”1993年，他又題詩祝賀西泠印社成立90週年：“西泠結社憶前修，石好金佳九十週。無盡湖山人共壽，錢塘江水證長流。”表達了期盼西泠與湖山共壽、文脈長存的願望。1997年，為迎接香港迴歸，西泠印社百名社員創作“迎香港迴歸百印圖”。啟功先生獲知消息後，即抱病用硬筆題簽《百印圖》，並特意寫上了“迎接香港迴歸祖國”八個字。
啟功先生在西泠印社觀樂樓
啟功先生對西泠印社的關愛，絕非一般的“偏好”，而誠如他晚年所題“西泠情愫”四字所蘊含的，是一種出自對祖國優秀傳統文化由衷熱愛、對象徵西湖勝覽的藝術團體傾情讚許的初心、本心。2002年10月，在杭州舉行的西泠印社六屆五次理事會上，啟功先生當選為西泠印社第六任社長，可謂實至名歸。
啟功先生的浙江情緣，還體現在他與浙江圖書館、浙江省博物館以及嶽王廟等文化機構與名勝古蹟的關係中。1986年秋，啟功先生在浙博鑑賞了元代名家黃公望名作《富春山居圖》的遭焚劫燼餘倖存的前半段遺卷（稱“剩山圖”），遂題詩云：“一掬香煤寶軸開，痴翁妙墨映蒼苔。西湖換劫人豐樂，勝看殘山短捲來。”因該圖所存後半部分（稱“無用師卷”）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中，未曾合璧共展，早在20世紀90年代，啟功先生就讓我傳話給浙博工作人員，是否可考慮兩家安排合作共展此畫？以後又請其他人轉達他的建議。2002年6月，90高齡的啟功先生仍惦記此事，提筆為浙江華寶齋複製《富春山居圖》題跋：“未完畫本先題記，異世遺蹤被火燒。可恨藏家輕褻瀆，吳門弟子罪難逃。此卷傳至明末，為吳徹如所焚，又經梁詩正題為偽跡，竟使痴翁九天為之一嘆。影本流傳，得還千古面目，科技所賜，真堪泥首。”後又幾經周折，在有關領導的支持下，2011年6月1日，“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開幕式終於得以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晶華三樓宴會廳舉辦。遺憾的是，此時已距啟功先生仙逝近六載了。1987年，啟功先生又曾為浙博題詩一首：“懶遊偏好望江南，處處登臨跡未刪。最喜西泠橋畔路，故鄉無此好湖山。”末句借用東坡詩，以讚歎西子湖山之美及文物古蹟之豐。
啟功先生對浙江圖書館亦情有所鍾。他對曾任浙江圖書館館長的著名學者張宗祥（1882—1965）和曾任浙江通志館館長的著名書畫家餘紹宋（1883—1943）均敬佩有加。在浙圖古籍部任職的餘子安先生是餘紹宋之長孫，啟功先生不僅多次應子安之請為《餘紹宋日記》等著作題簽，而且十分關切他的工作及研究狀況。1989年，啟先生將兩年前所作西湖詩十首之十寫成條幅贈給餘子安：“占斷湖山美，林深偃月堂。行人虛指點，何處賈平章？”《浙江圖書館館藏書畫選》一書的書名，也是啟功先生應子安先生之請所題。浙圖古籍部主任谷輝之博士是詞學專家吳熊和教授的高足，啟功先生不僅為她及家人書寫立軸，還從專業進修及進行國際學術交流的需求出發，專門寫信推薦她到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人員，為提攜後學晚輩操心盡力。
1996年4月5日至6日，由時任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王海容帶隊，啟功先生赴杭州出席“中華藝園西湖春會”。先生與大陸及港臺與會書畫家合作巨幅國畫，題詩曰：“踏青名媛俯清流，共賞湖山卉木稠。證得時和共物阜，百昌相頌樂悠悠。”又為《浙江日報》“週末文薈”題四言詩云：“週末文薈，眾藝之最。湖山可鍾，群賢所萃。”7日至8日，由我和章景懷、丁珊等陪同，啟功先生兩次參訪浙圖善本部，在餘子安、王效良、黃良起等人陪同下，觀看碑廊，研讀藏品，促膝交流心得。啟先生還對在浙圖善本部工作的碑刻家黃良起先生高超的刻碑及摹拓技藝讚賞有加，不僅建議浙圖領導要充分發揮其特長，還欣然為其收藏的名家冊頁題跋。參訪結束後，啟先生還邀請我父母親和浙圖友人及師大校友沈暉、沈敏等一道在樓外樓聚餐，餐後合影留念，十分難得。啟功先生特意為圖書館碑廊書匾曰“文瀾石墨”，為碑廊增添了光彩。
那兩天，我還陪著啟功先生在龍井攪水觀紋、小憩品茶；又漫步植物園、到玉泉觀魚，啟功先生在玉泉談笑風生，音容笑貌，恰與懸掛在魚池旁先生手書的“魚樂人亦樂，泉清心共清”楹聯相映照；又進岳廟參拜，大殿裡懸掛著先生1979年書寫的楹聯“遺烈鎮棲霞醴酒重瞻新廟貌，大旗懸落日撼山願學古軍容”和“忠義常昭”匾額；又往靈隱寺禮佛，先生在殿前頂禮跪拜的形象給我們這些同行者留下深刻印象，久久難忘……我們知道，在杭州，啟功先生為“平湖秋月”題匾；為雷峰塔所出經卷題詠，後又為復建雷峰塔題匾；為淨慈禪寺書聯，登玉皇山賦詩，幾番為瑪瑙寺葡萄作畫題詩；書寫自撰的一首《論書絕句》贈杭州邵芝巖筆莊；撰詩祝賀“樓外樓”餐館建立150週年；題寫“龍井問茶”與“龍井御茶園”，為世界文化遺產西湖的文化傳承、弘揚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啟功先生與作為我國書法淵藪之一的紹興蘭亭所結“墨緣”，也在書法史上留下佳話。1982年10月29日至11月7日，啟功先生到杭州、紹興拍攝書法電視教學片。在杭州住宿浙江美術學院（今中國美術學院）留學生樓。11月4日到紹興，參觀魯迅紀念館、三味書屋、青藤書屋、秋瑾故居。在咸亨酒店喝酒，到福山飯店午餐，下午到蘭亭鵝池等處拍攝。在蘭亭碑亭，他與並不相識的遊客合影，還信筆寫下一首充滿幽默的《觀鵝口占》詩：“不待羲之筆入神，低頭早拜路邊塵。寫經難怪無人換，鵝鴨當前認未真。” 1987年4月9日，啟功先生在杭州飯店小禮堂主持召開了“中日書法討論會”；第二天，啟功先生再次到紹興，在蘭亭右軍祠參加了第三屆蘭亭書法節和“中日蘭亭書會”，後又在“曲水”旁即興集《蘭亭序》之字口占絕句雲：“臨風朗詠暢懷人，情有同欣會有因。可比諸賢清興詠，水流無盡歲長春。”先生在這次蘭亭舉辦的40餘位中日第一流書法家聚集的書會上特撰聯語“俯察仰觀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高朋勝友見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此聯即在蘭亭刻石，立於沙老所書“蘭亭碑林”碑一側。回杭州時，先生又撰寫了《蘭亭集會後至西湖小住十首》，第一首雲：“逸少蘭亭會，興懷放筆時。那知千載下，有訟卻無詩。”其餘九首寫觀賞西湖景物，花港、雲棲、岳廟、放鶴亭、白堤、蘇堤、斷橋、吳山等均一一入詩。啟功先生這次赴杭，除到紹興參加蘭亭雅集外，因還承擔與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同人鑑定浙江省博物館、浙江圖書館、西泠印社、浙江美術學院（今中國美術學院）及省內有關單位收藏的古代書畫的任務，所以在杭州住了近一個月，加深了對西湖印象。
啟功先生對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所出古代寫本尤為重視，從20世紀40年代起，即主要從研究書法字體之角度搜集選購流散於民間、廠肆的敦煌寫經殘卷，頗多收穫，既珍藏於北京師範大學小紅樓之堅淨居，不僅多所題署、研究，又常示之同人友好。我參與敦煌學研究，不僅得以多次經眼先生所藏，又常常得到先生鼓勵、指點。先生曾將他珍藏的兩個較完整的敦煌寫本捐贈給中國印刷博物館，還教誨我要多關注流散的敦煌寫卷，不可懈怠。20世紀90年代末，我曾陪同饒宗頤、馮其庸兩位先生到浙圖觀看所藏“唐人寫經”，意識到浙江所藏敦煌寫本散藏浙圖、浙博、靈隱寺等處，長久“藏在深閨人不識”，亟待整理、印行。經報告啟功先生，先生極為支持，不僅馬上寫好了《浙藏敦煌文獻》的題簽，還同意擔任此書顧問，表示有需要他協助之處一定盡力。之後，經京、浙兩地敦煌學專家及出版社同行的齊心協力工作，此書得以在2000年正式出版，成為在莫高窟藏經洞文獻發現一百週年的紀念會上首發的獻禮圖錄。先生去世後，他的內侄章景懷先生將先生收藏的部分敦煌經卷交我整理，其中粘貼的兩冊碎片交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收入《啟功叢帖》影印出版；另有一個似為《佛說十王經》殘卷（32行，行17字），我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專家細心修復後，因考慮浙江大學古籍所繫敦煌學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但並無敦煌寫本真品收藏，似一缺憾，遂建議章景懷先生將此殘卷捐贈給浙大古籍所，供師生鑑賞、教學、研究之用。景懷兄欣然同意，浙大為此舉行了隆重的捐贈儀式，這也是實現了啟功先生平生的一個願望，是契合先生的敦煌寫本情結與浙江情緣之舉。
自青年時期起，啟功先生的浙江情緣貫穿終生。我以為這正生動地說明了“天時、地利、人和”是多元文化形成、發展、繁榮的基礎；而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鑑、交融創新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必要條件。浙江地區自五代吳越國以降，經過多少代各民族仁人志士與黎民百姓的不懈努力，成為經濟繁榮的“文化大省”。這也證明：文化傳承、創新、發展的核心是“人”，是不斷創造文化亦不斷需要文化滋養的“人”。而教師，擔負著傳承、弘揚文化的光榮使命，是提高國民人文、道德修養的重要保障；民眾的人文素養則是一個國家文化自信的根基。啟功先生作為一位百年文化巨匠、傑出的教育家，以他一生的辛勤教學、創作和研究，真正實踐了他為北師大寫的校訓：“學為人師，行為世範”。他的浙江情緣，即源於此心、此情、此樸實而崇高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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