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7 一场历时18年的母女对话:不关于同志,只关于爱

一场历时18年的母女对话:不关于同志,只关于爱

一张餐桌,母女对坐,满室沉默。

在将近10分钟的镜头中,母亲阿女执着于拨弄脚趾,女儿黄惠侦始终像在组织即将说出口的话。最后她还是决定说出“那件事”:

她被父亲猥亵。

这是纪录片《日常对话》中最激烈的对峙。这部影片记录的是一对共同生活三十多年却形同陌路的母女之间展开的艰难对话。餐桌两头坐着的是主人公,一位同性恋母亲和一个“不知道母亲到底爱不爱我”的女儿,她们需要共同面对过去的家庭生活。

2017年,导演黄惠侦凭借《日常对话》在柏林影展的专门奖项中获得最佳纪录片奖,同时还入围了金马奖最佳剪辑和最佳纪录片,并被选为代表台湾地区参加第90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竞逐的影片。

这是黄惠侦的第一部纪录片,拍摄时长18年,16T素材最终剪成了不到90分钟的纪录片。在台湾上映5个月后,《日常对话》的票房突破400万台币,成为当年台湾地区票房最高的纪录片,被电影界认为具有“呼吸般的渗透力”。因为题材,《日常对话》常被当作“同志纪录片”,但黄惠侦真正想讲的却是——“我们要如何跟另一个人相处,尤其是这么亲近,却又最难靠近的人。”

认清自己

一场历时18年的母女对话:不关于同志,只关于爱

黄惠侦从记事起就知道自己的母亲喜欢女生。那时候她还没有“同性恋”的概念,只知道母亲喜欢打扮得像个男人,有很要好的女朋友。小时候母亲带她和妹妹去喝茶,不管孩子,却会给女朋友耐心地嗑瓜子肉。

在纪录片里,黄惠侦采访了母亲的好几个女友,在她们的描述中,母亲“温柔极了”。她的嘴里不乏“我从没见过你这么漂亮的女生”这样的甜言蜜语,经常带女友去看戏,每年生日礼物不落,甚至亲手帮女友洗内衣……

母亲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就像她在纪录片中展现的那样,尽管有镜头对着她,她也是愿意讲就讲,不愿意讲就走,完全不顾及女儿的感受。在黄惠侦眼中,母亲是没有“柜子”的,被锁在柜子里的反而是周围的人。

黄惠侦曾去拜访母亲的兄弟姐妹。当问到“知不知道母亲喜欢女人”的时候,他们一致回答“不知道”,随后各自找借口逃离镜头。黄惠侦知道他们是在“睁眼说瞎话”,因为母亲从不避讳把女友带回家,有些女朋友跟母亲吵架之后还会打电话给她舅舅诉苦。但是很快,她就理解了亲人的回避。因为她也一度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母亲。

11岁之前,黄惠侦并不觉得母亲喜欢女人是多不得了的事情,直到有长辈告诉她,她的母亲是同性恋,是不正常的。她好像“被雷打中了”,开始到处找有关同性恋的资料。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台湾,社会报道中的同性恋都与负面新闻有关。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一个女同母亲”成为黄惠侦身上重要的标签之一。黄惠侦感到愤怒,“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外面已经告诉你,你就是这个样子。”

后来她接触了纪录片,才知道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镜头讲自己是谁”。为了讲清自己是谁,二十多岁的黄惠侦离家去学拍纪录片。这是求学,也是逃离,她想把那个“不一样”的家甩开。随着时间和距离的拉长,她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过往,她问自己:“拥有一个得体、体面的妈妈才是重要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她又回到了家,用18年拍下了自己那个“喜欢漂亮女生”的母亲。

2017年,在柏林影展的颁奖礼上,黄惠侦捧着奖杯说:“这个奖是我能带回去送给我妈、以及在台湾此刻仍为婚姻平权努力着的每位朋友最好的礼物。”3个月后,台湾最高法院裁定婚姻平等,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知道这个消息后,黄惠侦在Facebook上写下: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她问起母亲对这件事的看法,母亲回答:“人家愿意结婚就让他们结婚啊。”

爱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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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8年开始,那台摄影机就一直架在黄惠侦和母亲面前。在黄惠侦心中,最大的困扰并不是母亲是同性恋,而是“妈妈到底爱不爱我?”

在纪录片里,母亲阿女在家里家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她很少说话,几乎不笑,每天上午给完饭就出门和女朋友们玩,直到傍晚才回家,洗个澡就呆在自己的房间听收音机。黄惠侦在影片里说,“除了桌上的饭菜,我跟她的生活可以说是完全没交集。”

黄惠侦好像完全不认识自己的母亲,有很多想问母亲的话,她想知道母亲明明喜欢女人,为什么还要结婚;为什么明明是相依为命的母女,却遥远的像陌生人……

黄惠侦10岁那年,母亲带着她和妹妹逃离了家暴的父亲。因为走得匆忙,没带户口本,导致她和妹妹小学肄业。为了糊口,两个女儿从小就跟母亲一起在葬礼上做牵亡(纪念亡灵的仪式)。黄惠侦没有告诉过母亲,她不喜欢做牵亡,想和其他小孩一样读书,但是她最希望的还是可以常常待在母亲身边。即便如此,母亲还是把大把时间和金钱给了女朋友。她不愿跟女友说起自己的婚姻家庭,只是扯谎说自己跟丈夫只同床过一次,两个女儿都是领养来的。

2012年,黄惠侦结婚生子,当做了母亲的她看到每个月从医院拿回一堆药的自己的母亲时,她意识到必须把一切说开。2014年,拍摄进行到第16年时,黄惠侦开始着手把拍摄素材做成纪录片,“尽管做了这些事或问她那些问题,可能关系会变糟,但至少我没有遗憾。一旦母亲不在,就什么都不能做了”。这一年,他们密集谈话,说的话“超过了过去三十多年讲的”。

那段堪称高潮的餐桌对话是纪录片拍摄的最后一个场景。情景不足10分钟,却整整拍了3个多小时,其中有两个多小时都是母女沉默。黄惠侦告诉母亲,小时候父亲曾经猥亵她,此前完全不知情的母亲说:“你讲这些事情让我更生气”。黄惠侦原本以为母亲是在对她生气,讲到情绪崩溃,她只能草草结束拍摄,让母亲先走,自己趴在桌上一直哭,直到摄影机没电。

到了剪辑的时候,她才发现,母亲是对父亲生气。在纪录片里,在影片中,当黄惠侦提到父亲的时候,母亲说:“如果杀人不犯法,我第一个就要去杀了他。”

母亲并没有在影片中回答黄惠侦那个“到底爱不爱自己”的问题,只是负责剪辑的人说,“你为什么还觉得妈妈不爱你,不爱你的话,谁跟你干坐那么长时间!”这就是黄惠侦和母亲的沟通方式,笨拙又充满误解,“对最亲近的人什么都讲不好,也什么都不敢讲。”

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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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惠侦

当这个家庭的过往被摊开的时候,有观众问黄惠侦,“你是在逼你妈妈摊牌吗?”黄惠侦不认同。她觉得过去就像是一个伤口,“以前我们只是在找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盖住伤口,但实际上伤口没有好,它反而腐烂了。我拍片就是清创手术,挖得深一点,才能真正重新上药,才有痊愈的可能。”

在这个充满了问题的家里,黄惠侦是那个最早开始自我疗愈的人。

黄惠侦曾见过父亲一面。当时她和母亲一起做牵亡,隔着铁丝网看到了父亲:“他看到了我们,但就默默走了……”之前她听说父亲带着刀到处找她们,那次见面让黄惠侦认定父亲并不是彻底的恶人。后来父亲自杀去世,她是家里唯一一个前去祭拜的人。这算是黄惠侦和父亲的和解,《日常对话》则是她跟母亲的和解。

纪录片公映的时候,黄惠侦把母亲请到电影院观看,这是母亲第一次旁观自己的故事。她没想到那些“没什么好讲”的故事会吸引这么多观众,有很多人在影片结束后专门等在门口,就为了跟她说一句“谢谢你能把这些都说出来”。影片在叫好又卖座的同时,还引发了人们对于家庭伦理、女性地位和性少数人群的探讨。

母亲看完电影回家就一直给黄惠侦煮东西吃,而且“整整一个月都轻声轻语”,心情很好。现在她会在家里讲笑话,也会把新闻报道拿给朋友看,在街上被认出来还会跟别人合照,还经常管黄惠侦要电影票送给朋友。黄惠侦感觉到自己和母亲之间的墙被打穿,虽然还没到每天出门要拥抱道别的地步,但至少有了沟通,“我们会花很大力气去了解我们同学,然后也要对方了解你一样,可是我们往往不对自己的家人做出这种事情。”

很多人把《日常对话》看作同性恋题材纪录片,但黄惠侦最想解释的命题却是:我们应该如何相处——每个家庭都会有不能碰触的话题,而我们“不可避免地总会无法理解我们最心爱的人的某些方面”。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习惯性逃避,总以为还有很多时间去处理问题,但实际上“时间并不能抚平伤痛,时间只会让你准备面对伤痛”。

影片结尾,黄惠侦两三岁的女儿举着玩具摄影机、学着妈妈的样子问外婆:“你爱不爱我?”第一遍回答是“你这么坏,我为什么要爱你”,再问,又答“你爱我,我就爱你”,最后终于妥协地说:“我爱你。”黄惠侦那个关于“爱不爱”的问题并没在影片中得到回应,却已经得到了答案。

一场历时18年的母女对话:不关于同志,只关于爱

看天下4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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