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很小的时候就看“90后中国启蒙教育标配”《中国上下五千年》，但是真正对长安产生感觉是2000年的一部《大明宫词》。至今20年过去了，它依然在我最爱的电视剧榜单中排名第一，剧中的演员、台词、配乐、对盛唐气象的展现在我看来20年无剧可以出其右，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剧在我心中种了长安、武皇的草，一种就是20年，20年后的长安之行完全是一次朝圣之旅，当然得要一篇郑重其事的长文来记录。
关于旅行，我一直在持续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才能避免把人文社科类景点玩成一次走马观花。近几年我自己的答案越来越清晰：好奇心、沉浸。为什么这个事件会发生在这里，为什么是这些装饰和摆设，为什么当时的人会做这样的选择，好奇心指引我们去进行更深刻的思考和探索，见微知著看见大历史。沉浸其实是一种说起来比较矫情的方式，就是当我们在人文社科类遗址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就是几百年前的人所看到的东西，在这个场景，走他们走过的路，看见他们的看见，感受他们的感受。在故宫端详隆宗门上道光年间天理教进攻紫禁城留下的箭头，重走天理教进攻路线，感受他们的选择，真的是一种奇妙的体验。所以这次，我希望用这个方式，去长安朝圣。
为什么是长安：
中心、进可攻退可守（有天险、有后院）、富庶
现代中国的几何中心为郑州，从长安到郑州直线距离430公里，不算太远，再考虑古代中国版图，长安也算中心位置。同时长安地处关中平原中心，只要守住关中四关，整个关中平原固若金汤，东可出潼关，威胁广大的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南可通过汉中直达巴蜀，占据巴蜀后还可东向出襄阳，威胁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北、关中、巴蜀还是粮食、盐、马匹、铜铁等古代重要战略资源产地，得长安者得天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秦统一天下定都长安，中国古代朝代并不割裂，新朝会大量承袭前朝制度，汉承秦制、唐承汉治，统治家族会更替，而其背后的政治、财政、经济制度以及庞大的地方官员构成却有强大的历史惯性。直到安史之乱、五代十国多年的战乱，西安才在历次战火中逐渐萧条，政治中心向华北平原转移，经济中心向长江中下游平原转移。
乾陵、兵马俑、陕博——帝陵与古代生死观、中央集权
皇帝作为中国古代的最高统治者，其去世之后的陵园是什么样子的，这是我一直好奇的点，就着这个好奇，最近一两年我热衷于“上坟”。之前去了清东陵和清西陵。这次来长安的第一站就是去乾陵拜见武皇。
相比之下，唐朝帝陵更加气势恢宏，以山为陵，以鞍部和山脊为神道，站在梁山主峰上，整个关中平原尽收眼底。以山为陵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容易被盗，整个山上处处都有可能是墓道口，这也是为什么乾陵一直没有被盗，连当年黄巢动用大军开山凿石也没找找到墓道口的原因。相比之下明清帝陵的套路就简单很多了，哑巴院前的影壁下面就是墓道口，每一个皇陵都如此，所以明清皇陵虽然修建时间不长，但是很难有幸免于难的。
此外，通过观察长历史跨度的皇陵规制的变化，还能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生死观的变化。皇帝修皇陵，怎么修，修到哪种规模，是一种选择，只要有选择就涉及到机会成本的问题。我是将资源更多的分配到治理现世的天下，在历史上留个好名声；还是把自己的万年吉地修饰得更华丽，以便我在另一个世界依然稳固的治理天下。若皇帝更相信事死如事生的生死观，自己只是去了另一个世界继续统治，那他就会更在意自己的万年吉地。
秦始皇作为一统天下的始皇帝，坚信后者，因此建立大规模且同真人等比例的兵马俑作为陪葬品，完全仿秦军左中右军的阵列、兵种，寄希望于在另一个世界也有军队能够稳固统治，整个地宫也是仿咸阳宫建造。到了唐朝时期，这种观念有所稀释，于是没有了象征武力的兵马俑，陪葬的唐三彩俑也不是真人等比例，也没有了规模巨大的地宫，地宫结构转向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前后墓室的简单结构，但是乾陵的地面建筑依然十分豪华（虽然千余年过去，关中地区饱经战乱，地面建筑几乎已经全部被损毁），仿唐长安城，建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门及大量城内建筑。这说明高宗和武皇依然保有一定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希望自己死后依然在长安城中安坐。到了清朝，兵马俑、仿京城的规制都没有了，地面建筑更偏向于子孙后嗣祭祀的功能性建筑 。
从这种陵墓规制的变化还体现了一个重要点，即中央内部历史发展的主线——皇权和相权的博弈。秦始皇作为一统天下的始皇帝居功至伟，丞相李斯基本就相当于他的一个文秘，此期间皇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相权完全无法与其博弈，因此没有人能够阻止他大规模修建自己的万年吉地。后世皇帝则没有那么幸运了，相权、内阁、文官集团、清流或多或少均对皇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使得皇帝没有那么随心所欲。
陕西的宝贝都集中在陕博，这是必打卡地，这次去陕博最惊喜的发现是墓室壁画，重复看了三遍，听了两遍解说，摸到了一些墓室壁画的套路。看壁画主要看壁画出现的位置、刻画的内容、不同位置内容的变化、再结合墓主人的身份和生平。墓室壁画整体的套路与事死如事生的生死观一致，在墓室前段通常刻画的是侍卫、侍女们或者神兽列队迎接墓主人，到墓室后段则为墓主人狩猎、讲习等等一系列日常生活的场景。表明侍卫侍女神兽们迎接墓主人到了另一个世界继续过美好的生活。而场景的选择则综合体现了墓主人的生平、当时的时代风貌、主事者对墓主人的感情，或愧疚、或希冀、或不走心。
关于武皇和其他统治者：我的历史人物评价观
我喜欢武皇纯粹是一种强人崇拜，不得不承认武皇是幸运的，生在唐朝这样一个少数民族风气遗存尚多、更为开放的朝代，但是她创造机会、把握机会的能力以及强大的政治手腕着实令人惊奇。作为太宗后宫中一个不受宠的才人，到感业寺削发为尼，再到高宗的昭仪、皇后、天后，最后称帝成为千古女帝，这其中经历的曲折和传奇，在一个父系氏族、男权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武皇去世后，韦皇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看到女人登基称帝的可能纷纷效仿，均以失败告终，而后世再没有任何女帝，足见难度之大。登基后的武皇由于女帝的身份，需要大量的非常规操作来证明自己的执政合理性，大力推广佛教、酷吏、造神、造字，年号年年换，连三省六部的名字也换了个遍，换成文昌台（中书省）、凤阁（尚书省）、鸾台（门下省）、天（吏部）地（户部）春（礼部）夏（兵部）秋（刑部）冬（工部）（虽然正统史学家肯定要吐槽，但武皇还真是有点小可爱、小浪漫、小执着）。
我不想评价她执政的好坏，因为我们无论如何都是站在今人的视角去评判，而我相信她一个实际执政半个世纪的人，面临的情况是我们今天不可知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做了最好的决策或者只能做那样的决策。就像我小时候总在做一个假想：如果我穿越回古代当皇帝，我一定彻底改革旧制，让中国摆脱帝制，然后我退位，实行议会选举制度。实际根本不可能，历史有其发展的强大惯性，并非一人一事可以改变，是历史大势驱动个人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推动历史发展。
对历史上另一位争议性更大的人物慈禧太后，我也是同样的观点。我们的历史都把慈禧太后妖魔化、标签化、符号化了。我认为她所受的教育、她从小到大的经历、她的思维方式、当时的内外环境、内部政治的博弈等等种种因素决定了她只能做那些选择，屁股决定脑袋，这不管在企业还是在历史上都是颠扑不破的道理，
慈禧作为爱新觉罗家族的一员，以异族统治华夏，决定了她没有理由、也不可能背弃自己身后的满清贵族。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历史留给她的选择并不多。而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帝制的动员能力面对资本主义的降维打击，还能促成同治中兴、洋务运动，她已经在她所能做的选择中做到了很好。这里面还涉及一个逻辑，乱臣贼子是怎么产生的。我认为在儒家忠君爱国的思想观念之下，很少有人天生有反骨就是要叛乱，尤其是朝廷要员，通常只有一种情况：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看不到皇帝和朝廷向好的希望，唯有揭竿而起。所以在慈禧当朝，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诸多朝廷要员纷纷组建了自己的地方武装，在有了自己的枪杆子的情况下这些朝廷要员没有选择立刻揭竿而起，是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认同慈禧的统治。这还是在清朝以异族统治华夏、礼教经过宋朝的发展更为森严，女性的社会地位较唐朝更低下的情况之下。
我并非在为慈禧洗地，而是为她抱不平，希望历史能给她一个公平的对待，后世将中国沦为半殖半封社会和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大部分归咎于慈禧，简直太看得起她了。大厦将倾、狂澜既倒，谁也扶不住、挽不了。要把历史人物当成一个“人”来看待，理解他行事的逻辑，这是我从《万历十五年》中读出的最有意义的事。
对秦始皇的评价也是如此，大部分人直接给秦始皇扣帽子为暴君，大兴土木、焚书坑儒、……全然不顾其统一文字、度量衡、郡县制、财政等等的大一统为后续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由此作为一个整体市场登上历史舞台，也有了后来一系列璀璨的文明，而不至于像中世纪欧洲被切割成数千个邦国。
这次去兵马俑还特意报了冰蛋的团，体验一下网红导游，本来奔着听段子去的，没成想段子早就“中台化”了，却意外的发现没在抖音上流传的一些涉及历史观的解说很是不错，他对于断代史和脸谱化的认知我非常认同。
脸谱化标签化确实也是中国历史留存已久的一个问题，我们在皇帝死后都会上谥号，谥号分为上谥、中谥、下谥，说白了就是啪啪啪给皇帝盖戳，你是好皇帝，你是坏皇帝。通常末代、或者朝代后期的皇帝，没有几个是上谥，同时朝代前期的皇帝大部分不管做过什么都是上谥，明英宗朱祁镇闹出了土木堡之变，成了叫门天子，皇权尊严扫地，差点使得明朝变成南宋，这样都能得上谥为“英”（出类拔萃曰英；道德应物曰英；德华茂着曰英；明识大略曰英），我也真的是黑人问号脸了。
朝代更替与制度系统：
那么朝代崩坏的原因在哪里？我希望排除人为因素，我们对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是有一定误解的，其并非是一个完全人治的社会，要知道一个人治的社会是不可能统治得了最高峰达14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超过2亿的人口的。朝代的统治更主要还是依靠制度，因此我更愿意将着眼点放在制度上。
制度是一个系统，钱袋子（土地、财政政策）和枪杆子（军事政策）是两个主要的子系统，系统与系统之间相互影响，两大子系统耦合能力的下降，最终会导致整个制度系统的崩溃（宏观到宇宙，中观到国家，微观到人体，其实万变不离其宗）。从中国历史上看，治世中间的战乱分裂让所有的冲突集中爆发，新朝百废待兴，船小好调头，政府得以在前朝的基础上开展制度改良，土地、人口统计得当，基于土地和人口的地丁税得以合理征收，政府财政来源充沛，基于人口的兵制能够顺利实施，军力充沛。而越到朝代后期，政府人员冗余、堕政，土地兼并严重，流民大量产生，统计难度飙升，政府税收和兵源缺乏保障，既然中央养不起军队，那地方就会有自己的军队，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下降，地方割据的乱世随即到来。
当然，大部分朝代中期也都会做一些政策修补，例如唐朝杨炎的两税法、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清朝雍正的摊丁入亩，本质上均指向降低政府对土地、人口的统计难度，进而维持税收收入。
关注财政政策和军事政策的变更，古今无异。龙门石窟——宗教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扮演的作用：
宗教之于政治有两大功用：作为一种思想理论解释统治的合法性，作为组织形式形成民间动员能力。在欧洲历史上梵蒂冈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强如拿破仑也需要接受教皇的加冕以便作为自己统治合法性的背书。而对于中国而言，新朝建立的合法性来源于天命、正统的转移，这种观念从周朝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成立当天，孙中山即至明孝陵拜谒，昭示中华民国的正统继承于明朝，以响应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号召）。民间动员能力一早由家族、乡绅、庞大体系的地方官员系统所占据，正是由于中国历史呈现出的这种独特的早熟性，过早的实现中央集权，过早的建立世俗政权，因而并没有给本土宗教留出太多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然而宗教确实也有发挥大作用的时期，这要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主线说起，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这条主线又可通过“钱袋子”和“枪杆子”（即中央与地方的财税政策、军事政策）两条脉络来把握。文化领域根据中央与地方实力的强弱又具备二元属性。中央强时，天下一统，文化以强调入世的儒学为主；中央弱时，割据战乱，文化以强调出世的佛、道为主。这与中国士人阶层的特性有很大关系，天下一统时，皇权尊贵，治世需要士人出谋划策；而乱世时，皇权尊严扫地，最严重的在五代十国皇帝天天变，宋太祖赵匡胤以检校太尉的身份黄袍加身成为皇帝，士人百无一用，干脆躲进深山老林出世修佛修道天天嗑药。
佛教自从西汉末年被引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割据时期首次大放异彩，这就是龙门石窟产生的背景。而为龙门石窟锦上添花的无疑是那个女人，武皇。从太宗的才人到感业寺到高宗皇后到二圣到女皇，武皇绝对走了一条非典型道路，非典型道路需要非典型的手段，佛教就作为她塑造自己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手段而在武周时期得到大力发展。
作为一个武皇铁粉，我在书上和网上看了无数遍卢舍那大佛，也远不及这一次身临其境带来的震撼。两眼足以让人沉浸，第一眼观感：大，任何大小高低的判断都是有对比的，这个对比是相对于人，佛像耳垂就1.9米了。人在宏大建筑的面前容易感到自身的渺小，可怜弱小又无助，就想找依偎，找归宿。第二眼聚焦在佛像本身：对视，这尊佛像的眼睛并非平视前方，而是略微俯视，站在佛像下方直接能形成对视，这个设计小细节堪称绝妙，这一眼对视让我彻底沉浸在佛像所传递的平静、慈悲、威严当中。我想当年武皇率领文武百官从台阶下走上来看到这番光景，大概也是同样的感受吧。
身临其境感受建筑，比文字和图片传递信息的力度大太多了！为什么在洛阳以南十三公里处：离政治中心够近，又足够远离喧嚣，地貌适合
随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洛阳成为北方政治中心，宗教在这一时期作为为北魏中央集权政府提供合理性和管理人民心智的手段，需要离政治中心够近。但其佛教本身讲究清修，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开窟修佛是合理的选择。同时洛阳以南以喀斯特地貌为主，自带溶洞，也容易挖掘建造。
饮食与丝绸之路：
以前来自洛阳的本科室友在介绍本地美食时总会提到洛阳的水席，自然成为我去洛阳第一顿饭的首选。洛阳水席起源于唐朝，全套一共24道菜，人没有那么多所以只是点了很少的一部分，名菜牡丹燕菜是必点（在我玩过的一款餐厅模拟经营游戏中，牡丹燕菜是最赚钱的一道菜，也是很有意思了）。水席整体的口味很独特，以酸辣为主，这个辣味并非源自辣椒，而是胡椒。
胡椒原产自东南亚和印度，我猜想应该是丝绸之路的关系，从西域传入中国，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自然能享用这味香辛料。整套水席下来可以用华丽来形容，酸的辣的、带汤的不带汤的、肉的素的都齐了，正体现出当时洛阳地区的富庶与热闹，若没有那么多亲朋好友或家人，是吃不下来这一套水席的，若物产不够丰富、贸易不够便利，也凑不齐材料做这么一套水席。
虽然跟洛阳相距没多远，但是西安的饮食习惯相较洛阳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辣味的来源从以胡椒为主变成了以辣椒为主，而且辣椒的使用与四川更为接近。不过辣椒是在明朝才引入中国，而且绝大部分是从海上丝绸之路引入，因为14世纪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使得陆地丝绸之路衰落。所以我一直有一个疑惑点，为什么辣椒没有改变东南沿海的饮食习惯，反而改变了远在内陆的西部？我猜测这个与饮食结构有关系，东南沿海肉食以河鲜、江鲜为主，腥膻味较少，对这么猛烈的辛香料不感兴趣，而西部内陆地区则以腥膻味比较重的红肉为主，所以辣椒得以在西部饮食当中占据重要地位。不过当时不管是肉类还是香辛料对于寻常百姓来讲都十分昂贵，所以猜测这是先在贵族中兴起的饮食潮流，逐渐向大众延展。
陕西食物还有一个重要特点：碳水炸弹 ，重到经常让外地人懵逼，凉皮配肉夹馍？主食配主食算几个意思？但是这对于热量摄入并不充沛的古代来说很重要，这意味着关中平原的人能吃饱、有力气种地、有力气打仗。直至今天我们在去看一些贫穷国家的官方公布数据的时候还会公布人均热量摄入量。
城墙与统治：
这次上了两次长安的城墙，骑车逛了一圈，全场13千米，除了颠簸之外体验都挺好的。我对于欧洲、中国、日本的筑城方式有一个主观的认知，欧洲中世纪和日本战国以筑城堡为主（日本叫城，分为山城、平城、平山城），中国大部分时间以筑城墙为主。我在玩游戏的时候也能感受到，骑砍当中就分为明显的以商业贸易为主的都市和以防守、驻兵为主的城堡，太阁立志传当中也同样分为以商业贸易为主的町和以防守、驻兵为主的城，武将都驻守在城里。
中国的城这两类的区分并不明显，虽然也有类似山海关、函谷关、居庸关等以防守为主的关隘，大部分城市还是一体化，以修筑城墙的方式抵御外部竞争。我猜想这与中央集权的力度有关，欧洲中世纪和日本战国时代均为诸侯割据的时代，且领地不大，没有实力能够修筑起大规模的城墙，只能依照天险或地理优势修建小规模的城堡以护领主的安全。中国在中央集权较弱的地方以及时期也兴起过这样小规模的以防御为主的工事，例如在晚唐时期兴起的福建土楼。
最后的最后，长安绝对是美食、历史爱好者的天堂！下次再来，看遍关中十八陵！吃遍关中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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