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东北广袤无垠的平原上，深厚的黑土层结构好，肥力高，非常适宜作物生长，因而自古就以肥沃闻名于世。然而随着自然因素的变化，特别是人为因素的影响，东北平原的土壤物理性、化学性、生物性特质已较几十年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黑土层的退化情况愈演愈烈。这其中，人类对土壤的野蛮开发，以及化肥、农药的大规模使用是导致土壤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化肥的肆意使用，使得本为农作物提产的“精华”，逐渐沦为土壤结构、肥力恶化的“大恶”。

一、农家肥主导田野的时代

东北全面农业开发，始于清末旗田放垦、封禁政策取消等历史事件的共振之后。当时大批关内移民蜂拥入东北地区，从辽宁渤海之滨，如波浪般向黑龙江边涌动。在传统农业中， 施肥技术很不完善，许多耕种行为都属于掠夺式农业开发，广大的新开垦土地上很少施肥，或干脆不施肥。幸而黑土地本身具有一定的肥力，这些掠夺式开发的农田物产竟然也很可观。

当时的肥料主要使用农家肥为原料自行生产的土肥（《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东北地区农家肥的原料为人、畜、禽的粪便，按比例参入泥土经搅拌发酵而成土肥。然而在东北开发伊始，在那些人烟不稠、经济条件欠佳而缺乏饲养禽畜力量的地区，甚至最简单的制造土肥，也不具备条件。即便是农田唯一形成自然肥料腐殖质的秸秆，也常常被当作冬季烧柴，而没有成为肥料。经过数年持续耕种后，东北南部地区的土地，很早就出现了土地肥力下降，影响收成的情况。

据《永吉县志》记载，吉林地区在清代嘉庆年间，垦荒事例逐渐增多。

在开垦中放火烧荒，始知草木灰有肥田之效。光绪年间出现利用畜粪便堆积肥园的记载，并在实践中总结出牛粪性冷，马粪性热，调和使用的经验。到了民国以后，畜粪堆肥从园田推广到大田作为基肥，并利用豆饼、炕洞灰做追肥。至九一八事变之后，吉林地区的农家肥应用已经被普及，畜粪、人粪尿、草炭等经过处理用作底肥，豆饼、烧土、黑豆、苏子、豆油、猪血等则被用作追肥。“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的农谚也开始广泛流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的殖民侵略越发肆无忌惮。为了缓和日本国内剩余劳动力压力，以及巩固其侵略成果，日本以臭名昭著的“开拓团”形式大规模向东北农村移民。当时成立的拓殖株式会社除了办理移民手续，将从中国农民手里掠夺的“熟地”分给日本开拓团外，还向日本开拓团提供资金、农具等帮助，并负责协调销售开拓团所生产的各种物产。1936年，日本开拓团最先在吉林地区的水田里使用了肥田粉（化肥）——硫酸铵，只不过使用得数量少，范围也很小。

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吉林地区的农业生产完成了从不施肥，到施农家肥，到化肥补充这一演进过程。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条件、农业技术水平和农民观念等因素制约，“除富有之农户稍用豆饼、麻饼外，其他都利用人粪、牲畜粪和腐草污泥，肥田粉更少用到。”（《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甚至到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农家肥都是主导吉林地区农田施肥的主力。

二、化肥在吉林地区农业生产中的发展脉络

为实现长久霸占中国东北的侵略目的，日本对如何在中国东北提高农业效益，进行了很多实验和研究。其中成立于1913年的公主岭农事试验场就对东北地区土壤类型、土壤生产力、土壤改良等项目进行过专题研究。试验场的农艺化学科曾选用大豆等作物，从东北各地采集60余种具有代表性的土壤样品，分为无肥、无氮磷钾等条件，测试了硫酸铵、硫酸钾、过磷酸钙等化肥在不同土壤条件下的效用 。同时，这个部门还对东北资源最丰富、使用最广泛的农家肥（有机肥）进行专题研究，经过反复观察试验，最终总结出土肥与化肥配合，“

对不同类型土壤应当施用不同肥料”的科研结论，作为最终推广的科学依据。

由于当时东北土地多年耕种后，局部地区已经出现农作物单位产量下降的情况，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化肥已经势在必行。而日本侵略者对此早就打好了如意算盘，1933年，由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发起，日伪当局在辽宁大连甘井子，组建了“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后来大连化学厂的前身）。“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以中国东北资源为依托，不仅生产硫酸铵、硝酸铵、合成铵等化肥产品，也生产为战争服务的军火原料。1935年正式投产后，硫酸铵（氮肥，俗称肥田粉）年产18万吨，主要销往日本，只有少量少量供给中国东北(《日本侵华图志-第四卷》)。1939 年又在葫芦岛设立“满洲硫铵株式会社”，以阜新煤为原料生产化肥。

不过在伪满时期东北大部分地区的土地天然肥力尚存，在生产习惯的惯性作用下，化肥在中国农民眼中只不过是被戏称为“粪精”（《永吉县志》）的稀罕物，其对农业生产的效用并没有被引起重视，特别是在日伪当局的残酷盘剥下，中国农民只能维持简单的传统农业生产，根本不具备经济实力购买和使用化肥。所以直到伪满结束，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土地肥力消耗最大的东北南部地区，

在果树、蔬菜、棉花、烟草等特殊作物上，化肥才逐步得到了普及（《满洲开发四十年史》）。

此外，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掠夺海盐和煤炭资源所生产出的化肥，大部分是销往日本，在中国农资市场上的销售量极小也制约了化肥在农业生产中的普及。当时的化肥生产销售由

伪满政府……施行统制，经销主要由满铁下属负责进出口贸易的日满商事株式会社负责。在农村则由兴农合作社统一配售，重点配给给水稻、旱稻等粮食作物（《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吉林地区化肥的使用也主要“施用于水稻”（《永吉县志》）。在伪满时期，稻米是专供日本人享用的粮食，中国人食用稻米会被当作“经济犯”受到“法办”，在这种侵略政策下，水稻及其增产所用的化肥，更是极难激发中国农民的使用热情。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对化肥的需求也与日俱增。1954年，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156个重点工程之一，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化肥厂随其它六个大项目一起落户在塞外江城吉林市的江北地区。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最大的化肥基地，吉化化肥厂利用日伪时期人造石油株式会社残留的工业设施，依托吉林地区营城、蛟河和富国煤矿丰富的生产原料，以及丰满发电厂和拟建的吉林热电厂提供的充足动力和蒸汽，生产硝酸铵等化肥产品。1957年建成投产后，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到日本、香港、台湾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吉林市文史资料第十四辑》）。随着新中国化肥工业的发展，吉林地区农田施肥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三、从多元化施肥到化肥一家独大

看似守着吉化化肥厂拥有近水楼台的优势，然而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内供给和需求仍存在巨大缺口，化肥的销售一直由国家进行调剂和统筹，吉林地区农耕肥田，还不可能完全由化肥来实现。传统的农家肥在农业生产中不仅依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与其有关的局部经验还被不断总结和推广。比如“三有三勤”即是牲畜有棚、猪有圈、户户有灰仓，勤起、勤垫、勤打扫；“三起三掏”就是起（打扫的意思）马圈、起猪圈、起厕所，掏鸡窝、掏烟筒、掏炕洞子；“三积三沤”则是积粪、尿、脏水，沤绿肥、人粪、格荛（草叶子等物）。不仅普及和强调前述经验，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吉林地区城乡还建设了大批公共厕所，农村还建有很多属于人民公社的猪圈和粪坑，各生产队还设有专门的积肥组。一切努力都是力求最大限度收集、制造粪肥、泥土肥、绿肥、草炭肥等农家肥，以补充化肥的不足，确保农业稳产。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吉林地区开始规模化使用硫酸铵等化肥，从水田追肥逐步扩展到旱田。五十年代后期，伴随着吉化化肥厂这一国家级大项目的投产，化肥的肥效逐渐被人们认识，施用数量逐渐增多（《永吉县志》），化肥的种类也从硫酸铵这个单一品种逐渐丰富起来。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引入的磷肥；如六十年代大力推广的氨水；如八十年代大规模引进推广的钾肥，以及后来从芬兰、美国、罗马尼亚等国进口的复合化肥（氮磷钾不同比例配比）。

随着农业科学的普及，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在农家肥和化肥之外，吉林地区还一度掀起制造“土化肥”的高潮。所谓土化肥是介于农家肥与化肥之间的一种肥料，它比传统农家肥要多些技术含量，而制造原料又与农家肥原料接近。如土制骨粉、草灰骨粉肥、草炭氮钾肥、烟灰精肥等。以烟灰精肥为例：把收集的烟灰和水以1：5的比例混合搅拌，过滤出的液体用锅熬至出现黑灰色结晶，即是肥效不错的土化肥。

随着时代发展和技术进步，在吉林地区农业生产中还出现了菌肥、微肥、植物激素等肥料。因地制宜，多种肥料配合使用，施肥方法上采取底肥、口肥、追肥相结合，分层施肥，以确保作物增产，成为吉林地区农业施肥的一个实践特点。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在农村，由于收入水平的提升和劳力的日渐缺乏，原来农田积肥等又脏又累的农业生产方式逐渐被弱化，甚至被操作简单的施用化肥替代。尽管有秸秆还田等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但肥效更明显的化肥还是超越了农家肥，成为农业生产中施肥环节的真正主角。

结语

追求数量还是质量，一直是困扰人类生产发展的一个难题。人类也在不断尝试，通过科学有效的管理，实现数量与质量的合理平衡。在新世纪，绿色无公害意识空前高涨，土壤退化的实际情况也不容乐观，有远见的现代农民也在努力在农家肥为核心的绿色肥料与高效的化肥之间进行取舍。不过，在使用化肥成为主流农业生产方式的当下，过分强调相对落后的农家肥施肥传统，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破题的关键应该是新时代的农技科研人员，如何从老传统中获得启迪，不断加快成本更低，使用更“绿色”的新型肥料的研发——而这或许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

注：黑体字为引用文献原文。

本文引文出自《满洲开发四十年史》、1991版《永吉县志》、《船营区志》等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