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八年的一天，武昌城的百姓群情激愤，上万名市民自发聚拢起来，包围了武昌的税府和行政衙门。人们愤怒着，狂啸着，向税府丟掷石块，火把，冲击衙府大堂。
明代民变 场景
守卫的官兵吓得瑟瑟发抖，根本不敢上前阻拦。时任武昌地区的税使陈奉蜷缩在后厅，双手紧紧抓住前来弹压的巡按大人衣角，已经吓得说不出话了。听着外面人群叫喊着自己的名字，喊出要同归于尽的口号，陈奉第一次感到真正的恐惧，早已无神的双目里，再也找不到当初到任时的得意和不可一世。
导读
矿税问题，是万历朝非常敏感的一件事情。后世常说的“明实亡于万历”这一说法，就是基于矿税问题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而感慨的。开篇所描述的，就是武昌百姓因不满税使陈奉的盘剥压榨，而发生的市民运动。不论是万历朝当时的士大夫，还是后代写史的文人，几乎众口一词地指责明神宗朱翊钧为了满足私欲而下令开矿。
何为矿税？简单来说就是开矿收税。细化地说，又可以分矿监和税使。矿监针对矿务，税使针对地方税收。再说白一点，就是明神宗朱翊钧，指使了一群太监以开矿名义，到全国各地去收税搞钱。 这么一听，是不是有点帝皇贪得无厌，与民夺利的感觉？
古代采矿场景
但真实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水也更深。朝史暮想这次，就和大家聊聊自己眼中的万历朝矿税问题。
矿税问题的背景——明代税收制度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脱节
大明到了万历朝，算是真正到了多事之秋。
首先是持续的大规模军事用兵，如著名的万历三大征，播州之役，宁夏之役，朝鲜之役，中间还夹杂着各地对民变的弹压；接着是灾害不断，中原地区的洪灾，西部的灾荒，北部的旱情，还有因为灾害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秩序问题；然后是皇宫失火，主体建筑被焚，乾清宫等几座宫殿需要重建。而以上的种种问题，无疑都代表着需要巨大的财政支出。
这些还只是一部分。经过两百多年的繁衍，皇家宗室人口已经呈几何级增长，每年供养宗藩的费用便是一笔不菲的开销。明神宗朱翊钧的幼子福王朱常洵，在就藩时，其得到的赏赐几乎快搬走了一半的国库；而明神宗朱翊钧自己为了满足奢靡的私生活，每年也需要大把大把的银子来维持。其他零零总总的固定不固定的支出，更是数不胜数。
总之，这个时候的大明帝国，是国家（太仓）缺钱，皇帝（内库）也缺钱。
明代白银
普通百姓人家，对于钱财的累积，无非就是节流和开源二法。这两个方法放在国家政府层面也是一样的。但是对于此时的大明来说，节流是几乎不可能的，且收效甚微，开源是唯一的选择。
于是皇帝把目光放到了开矿上。
在万历朝之前，国家并不鼓励开矿。原因也简单:
其一，低税率下，开矿的利润并不可观。
明代商品的税率是30：1，这个税率其实是很低的。在明初，较低的商品税率，有助于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因为技术的限制，明代的矿冶业主要还是依靠人工徒手的方式进行开采。这就决定了人工成本的居高不下和产出的低效益，这买卖得不偿失。
其二，开矿往往会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
在明代，开矿往往是官商合办性质，然后再各自拿分成。但是一般具体操作的时候，几乎都是当地的土匪恶霸霸占了矿山，独自得利。一方面引起了当地其他民众的不满，一方面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治安秩序。
其三，明初，对金属的需求并不大。
在张居正改革之前，明代的税收方式很多都还是收实物的。在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国家税收形式才全部换成货币征收。因而在万历朝之前，对贵金属并没有很大的市场需求。
明代采矿 场景
但是到了万历朝，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在张居正改革后，迎来了全面白银时代 ，税收的形式全部改成了货币，白银成为了市面的主要流通形式。这就造成了贵金属的紧缺；
其次，常年的用兵，军用物资大量的消耗，再加上冶炼技术的进步，农业工具的更新换代，金属的需求量大大增加；
再次，明神宗缺钱，市面上能征的税种都有了，相对来说只有矿业这一块还有操作的余地。
于是，在万历二十四年七月，明神宗朱翊钧下令开矿。大批的太监作为矿监，税使，被派往全国各地。
客观地说，从明初到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原先一直执行的税率的确不高，可以合理加征。而明神宗也敏锐地把握到了矿业这一块的空白，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开源项目。
明代市井图
但是问题是，明神宗是通过自己的宦官，以特使的身份去执行，其所得亦是直接进入了自己的内库，而不是通过帝国的行政体系，用地方官员去操作，所得也没有算入国家财政收入。
而这才是引起后来一系列严重后果的重要因素。
矿税问题背后的暗流——皇帝真的能够富有四海？
讲到这里，我们又要讲皇权和文官集团的斗争了。
说实话，矿业税收这一块有利可图，难道之前就没人知道吗？事实上在此之前，有开采价值的矿，早就被民间私自开采了。而用脚指头就能想到，地方的官吏肯定是在这上面分得了一杯羹。
现在，皇帝也打算从这块蛋糕上咬一口，并且拿的是最大的勺子，张着最大的嘴，这就等于是从之前既得利益集团嘴里抢东西。
明代官员
历朝历代，凡是皇帝想要从国库里拿钱用，文官集团就是一顿阻挠，各种哭穷。因为皇帝拿了钱，动了一大片人的蛋糕；而文官集团劝皇帝从自己的私库里拿出钱补贴国家，则往往是皆大欢喜的局面，因为最后不开心的只有皇帝一个人。
我们说开矿，文官集团早就已经染指了，并且所得颇丰。稳固的利益链已经形成，大家各得所需，各安其所；我们说收税，文官集团私下早就已经用朝廷的名义加税了，甚至可能加倍地收取。而这些，除了皇帝不知道，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在这里，朝史暮想再阴谋论地讲一个“谣传”。
万历二十五年始，紫荆城三大殿相继失火，焚毁程度严重，需要重建。之后在明神宗时期，又发生大小火灾多达30余次，创造了明代的最高纪录。官方的说法是，因为天干物燥或者人为操作不当，引发的火灾。但据野史疯传，是工部“暗地里”刻意为之。
为什么？因为工部的黑钱太多了，走不了帐，急需寻找大的项目消化。而重建宫殿，无疑是最好的“洗钱”方式。
乾清宫
虽是野史谣传，没有佐证，却也侧面反映了明代文官集团贪腐的严重程度。
而明神宗朱翊钧这次的开矿加税，是完全绕开了文官集团，用自己贴身的宦官去搞，这无疑是给文官集团当头一棒。因为除了这些“油水”通通要进到皇帝的私库外，这些矿监税使还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地方官吏。
因为封建时代，士大夫有功名在身，是不用承担赋税和徭役的，这也是维系封建统治基础，笼络士人的重要手段。但皇帝身边的太监们有不一样的看法。
首先，他们是作为皇帝的特使去搞钱的。不管地方经济好或者不好，矿是富是贫，圈不到足够的钱，是没法向皇帝交代的。当老百姓那刮不出油水的时候，他们自然会把目标放到文官集团那。
其次，在太监们眼里，他们的主子只有皇帝一个人。要知道明代中后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很多士大夫也利用自己的特权做些生意，并且收入可观。对太监们而言，除了皇帝，天下人人平等，这些地方士族官吏的生意，照样也要加税。
最后，是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历史上天然的对抗属性，使得很多矿监税使一到地方，就拿当地士族官吏开刀。
代表皇权的龙椅
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万历朝的文官集团，甚至是后世的文人对于其派遣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圈钱，反映如此激烈，如此抗拒。因为此举，严重损害了文官集团的自身利益。
在文官集团心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口号喊喊可以，但真的要承认帝皇的富有四海，从他们的饭碗里抢吃的，则是从骨子里感到恶心，抗拒。
这也是皇权与文官集团另一种形式的对抗。
矿税问题引发的负面影响——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经济基础的破坏
为了能够直接填充私库，明神宗的办法是避开行政体系，直接用宦官去充当矿监，税使。
因为有天子特使的身份，也没有一套完整的施行规则，监管制度，再加上神宗的纵容和默许，这些宦官的行事愈发地胆大和无耻。
- 矿监税使的特权
第一，矿监税使拥有密奏权。
他们可以绕开内阁，六部，直接给皇帝上密疏。而神宗明显对这类奏疏要比朝臣的上疏要上心很多。朝臣的奏疏大多留中不发，而矿监税使的密疏却可以马上给予批复，并且只要涉及圈钱的事项，基本都是一路绿灯。
第二，矿监税使有监督官吏，节制地方府衙的权力。
矿监税使除了去各地圈钱，同时也是神宗的眼线。地方府衙，官吏都是作为被监督对象。因而宦官弹劾地方文官的事情屡屡发生。当这些所谓的“特使”与地方官吏发生冲突的时候，神宗都是毫不犹疑地支持前者，一时间地方官员人心惶惶，对矿监税使的行为更加不敢轻易干涉。
明代太监 剧照
- 矿监税使令人发指的行径
矿监——
比如矿监来到某个地方，先罗列一张当地富户的名单。然后就带人上门，声称对方宅邸下有矿，要拆了人家房子来开矿。富户自然不愿意，那就花钱消灾，花一大笔钱财才算了事。
比如，遇到贫矿，完不成皇帝交代的任务，就要求当地政府从赋税部分里补贴到矿税。当地官员稍有不从，即安插各种罪名，上疏弹劾。有的，甚至直接摊派给地方和百姓。
又比如，找到一处矿，由当地府衙派人维持秩序，所谓的维持秩序就是带着一众官方打手。然后找几家富户，要求他们出资开矿，再寻当地地痞无赖招徕矿工。而出矿之后，所得尽归矿监之手。
甚至有人利用开矿的名义，明目张胆地盗墓，其无耻之行径令人发指。
明代市井图
税使——
税使的办法更加简单粗暴。
第一，就是收税加税。他们的目标除了富商大户，连那些市井小民都不放过。一个菜农进城卖菜，也要被他们收取重税。
第二，就是增加税点。在各个主干道，水道上，隔一段就设立征税点，重复征收重税。如南直隶巡抚刘曰梧曾经向神宗上疏，描绘了此等场景：
以臣所属，上有湖口，中有芜湖，下有仪杨。旧设有部臣，新设有税监，亦云密矣......处处收税，长江顺流扬帆，日可三、四百里，今三、四百里间五、六委官拦江把截，是一日而经五，六税地，谓非重征迭税可乎？几百里的河道，设有五六处征税关卡，不但大大加重了商税，同时严重影响了商贸的正常运转。
明代市井图
- 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破坏了商品经济基础
文章开篇描述的场景，就是武昌市民实在无法忍受税使陈奉的压榨欺辱，而自发的市民运动。
陈奉在武昌的时候，纠结地痞无赖，以各种借口向富户，百姓敲诈勒索，甚至包括大批士族官宦家庭。他们无理滥收各种重税，抄没富户家产，抢掠小贩的农副产品，在百姓开的酒馆吃霸王餐，甚至侮辱州府生员的女眷。
类似这样的行径和民运，在万历朝中后期时有发生。而矿监税使都是打着皇帝“特使”的名号，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底层百姓对皇室朝廷的不信任和不满，同时分裂了文官集团内部，激化了本就积怨甚深的社会矛盾。万历朝发生的诸多民变，其中就有矿监税使的因素。
矿监税使在全国各地的横征暴敛，严重破坏了明代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我们常说的资本主义萌芽，想要发展那就急需扩大规模再生产，而工商业却成为了矿监税使首当其冲的压榨目标。
仅苏州地区，因为税使的横征暴敛，各种纺织作坊倒闭不计其数，在万历二十九年，就有数千纺织工失业；闻名全国的山西潞绸，其绸机数量从一万余张跌落到不足三千张；两淮盐商更是饱受摧残。
古代织机 复制品
还有矿监对民营矿业的压榨，假借开采之名，行勒索之实，使得大批本就艰难求存的民营矿业纷纷倒闭。
万历朝的矿监税使，在经济领域的肆意妄为，残酷剥削，严重动摇了大明的经济基础，造成民生凋敝，市场萧条，也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当时的生产力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是一场几乎席卷全国的经济浩劫。
结言
在明代，特别是发展到万历朝，随着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矿业也随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因为之前各种制度的枷锁，明代朝廷始终对矿业持谨慎态度。
慢慢地，这个行业便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不在政府控制下的灰色产业。因其税率低，甚至不收取税费，各种私矿泛滥，官商勾结的现象普遍，发展出了稳定的利益链条，结合成利益集团。
事实上，在明神宗下令开矿之前，全国各地常有请旨开矿的上疏。明神宗也知道这是和“小民夺利”的事情，故而始终没有下定决心。但是当国家财政极度困难，神宗自己内库都无法支撑其奢靡的生活，甚至在宫殿失火后，没钱重建的情况下，神宗终于下定决心对矿业下手，并在全国范围内派出税使，加收商品税。
明神宗 朱翊钧
客观地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合理的增加税率，税种，并不是一件过分的事情。而神宗错就错在，绕过了国家的行政机构，没有建立合理完善的制度标准，只是派遣出一大批宦官，作为自己的私人特使，充当矿监税使，明目张胆地为自己敛财。而这些宦官们，只知道横征暴敛，完全不顾及正常经济活动的开展，导致了经济的严重衰退，是一种竭泽而渔的行为。
而神宗此举，也直接加剧了皇权和文官集团的矛盾，损害了既得利益集团，也深深伤害了士族官僚那颗本就“脆弱”的心，动摇了大明的统治接触。
但历史也总是喜欢给人开玩笑。在所有人对神宗在矿税问题上口诛笔伐的时候，却又不得不承认，在国库艰难的时刻，明神宗一次次地从私库里拿钱出来，补贴到军费和救灾上去。甚至到了明熹宗时期，有士大夫不得不感叹神宗通过矿监税使敛财的行为，帮助了当时的大明帝国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
大明走到万历朝，已经开始显露积重难返之象，而矿税问题之于整个大明帝国的利弊，孰多孰少，其争论仍在继续。
参考资料：《明史》，《关于万历时期矿监税使》，《万历朝的市民运动》等。
朝史暮想，总有些干货可以在历史中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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