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封城以後，民間的心理諮詢師就開始介入，為第一批被撤換下來的醫護人員做心理疏導。2月初，各地的醫療救援隊開始帶上精神科醫生。
汶川地震時，一線的醫護人員15天左右要輪換，否則會引發嚴重的焦慮情緒。但這次，部分醫護人員已經扛了一個多月。
醫護人員已經被這個社會視為英雄，這一點反過來會提醒他們：你們是英雄，你們不可以膽小，不可以害怕，即便有，也不可以被人知道。
疫情發展到中期，越來越多的武漢市民遭遇情緒危機。因為死亡離得太近，所有人都不自覺地陷入到了對未知的恐懼中。
武漢疫情中的心理干預比汶川地震時更難。因為大家面對的是一種持續存在的死亡恐懼，而不是一個確定的災難結果。
凌晨2點07分，唐偉的手機響了。
作為浙江首批支援武漢的心理醫生，從進入方艙的第一天起，唐偉就公開了自己的手機號碼，並且強調了24小時接聽，但這個時候有人打來，還是第一次。
劃開手機，電話那頭是一個弱弱的女孩，“您能給我保密嗎？”
得到肯定回答後，女孩小聲啜泣起來，很快發展到嚎啕大哭。大約半個小時後，她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
女孩22歲，是名護士，半個月前來的武漢，自己報的名，屬於腦袋一熱的衝動型。到了武漢以後，被分配到了護理輕症患者的方艙。剛來的時候，女孩還有些新鮮感，也不感到害怕。大約一個禮拜以後，她產生了恐懼心理，一方面是新聞裡不斷有醫生感染去世的消息，另一方面是她每天都要看護200多名確診患者，有的患者昨天還好好的，今天就突發重症被轉走了。
慢慢的，她開始吃不下飯，睡不好覺，一閉眼就是方艙裡的畫面，趕也趕不走。打來求助電話的前一天，女孩從新聞裡看到武漢被感染的醫護人員數量超過3000名，感染率接近10%。這個數字成了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女孩崩潰了。
“我也不知道該做什麼，只能拿著電話聽她哭訴。”唐偉是溫州康寧醫院集團精神心理科的主任醫師，曾經參與過汶川地震、溫州723動車事故、麗水裡東山體滑坡等大型災害的心理援助，經驗豐富。但這一晚，他什麼都沒做，只是抱著手機聽了三個小時。
天快亮時，他問女孩，你能睡一會兒了嗎。女孩回答說能睡了，他們就這樣掛斷了電話。掛斷電話前，唐偉說，“如果以後晚上還是睡不著，打我電話，我會陪伴你。”
“這是武漢一線醫護人員當中比較普遍的狀態，剛開始誰都不覺得有什麼，但時間一長，身體的勞累和心理的恐懼已經到極限了。”唐偉告訴八點健聞，汶川地震的時候，一線的醫護人員15天左右要輪換，否則會引發嚴重的焦慮情緒。但這次，部分醫護人員已經扛了一個多月。
廣州艾力彼醫院管理研究中心近日的一份問卷調查結果顯示，85%的一線醫護人員認為疫情期間的工作負荷是平時的1-2倍，有6%的人認為工作負荷是平時的4倍以上。近七成醫護人員睡眠質量受到影響，部分醫護人員出現強迫症，比如看到水龍頭就去洗手。
2月3日，國家衛健委召開新聞發佈會，首次提及疫情防控中心理干預的重要性。2月9日，唐偉跟隨浙江第三批醫療隊來到武漢，這是浙江首次組建心理危機干預和救援專家組。差不多同時，全國各地的醫療隊也都帶上了自己的心理醫生。在唐偉的手機微信裡，有一個全國醫療隊心理醫生的大群，裡面的人數不斷增長，現在已達209人。
他們的任務很明確，一、保證救援隊裡所有醫護人員的心理健康。二、為武漢的患者提供力所能及就的幫助。
醫護人員被“英雄化”帶來心理隱患
官方體系之外，民間心理諮詢師臨時組建的志願者團隊更早地介入了疫情之中。
薛芃均是在大年三十那天“入編”的。當晚，一位武漢當地醫院的精神科醫生在群裡發起了求助，他所在的醫院有100多名醫護工作者從一線撤了下來，急需心理干預。
因為有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的資質，又有過臨終關懷的經歷，薛芃均被選中。第二天，她就拿到了6名醫護人員的基本信息，包括他們目前的狀態以及可能存在的心理問題，並且醫院已經協調好了時間，需要她主動把電話撥過去，1天3個人。
“6個人裡，幾乎每個人都寫了焦慮、失眠，有人因為身體有一些症狀，表達了對死亡的恐懼。還有一個90後的小姑娘，她寫的是，看到密密麻麻的人群，害怕發生暴動。”
湖北省心理諮詢師協會理事李萌，也是最早參與疫情救助的心理諮詢師之一。她加入了一個有200多人的心理援助團隊，因為是最早的成建制的民間志願者團體，他們被允許接聽武漢市心理危機干預的熱線電話。
她接到的第一個電話也和醫護人員有關。一對外省的夫妻向她求助，他們的兒子在武漢某家醫院做護士，穿著防護服頂在最危險的一線，已經連續一週了，每天脫下防護服的時候，內衣內褲都是溼透的。這幾天他們明顯感到兒子情緒不對，不接電話，短信也只回幾個字，溝通不暢的情況下，兩個老人簡直被逼瘋了。
照著他們給的號碼，李萌加上了那個男孩的微信，但男孩並不想和她說話，每天只簡單回覆幾句“我剛下班”、“我很累”、“我要先去睡一下”。幾天後，男孩主動給她發來信息，說自己被感染了，核酸檢測陽性，已經被送進了隔離病房。
可即便是這樣，他依然不願多說。他曾經給李萌發過一條信息，大意是，我每天光是脫一套防護服就有20多道工序，你們外人根本沒法理解。這是他打字最多的一次。
“他最需要的是真誠的陪伴，不論是線上還是線下。但像我們這樣，僅僅只是網友，沒法建立起這種信任關係。從心理援助的角度來說，他不求助，我是不能去做的，這就是早期我們碰到的最大問題，我有心，但使不上勁。”李萌向八點健聞感慨道。
這種尷尬在更大範圍內存在。唐偉曾經接觸過一位最早來武漢支援的女醫生，據她的描述，在醫療隊的駐地裡，晚上經常能聽到有人嘶吼，有人哭鬧，甚至夾雜著匪夷所思的怪笑聲。相比於尋求心理專家的幫助，這些醫生更願意獨自面對壓力。唐偉認為，這背後，是一種危險的“被英雄化”的信號。
“尤其是一些外地來救援的，臨行前各地都搞了歡送儀式，胸前戴過大紅花的，他們已經被這個社會視為英雄了，這一點反過來會提醒他們，你們是英雄，你們不可以膽小，不可以害怕，即便有，也不可以被人知道。”
空巢老人憋得太久，心裡那根弦快崩斷了
因為是公開的求助熱線，除了醫護人員以外，李萌更多面對到的是普通的武漢市民。李萌告訴八點健聞，早期大家打電話來，基本是以詢問為主，比如說問一下這個病有多嚴重，還要隔離多久，疫情什麼時候能結束，情緒上都沒有問題。但到了2月中旬的一天，她突然感覺風向變了。
那一天上午，她一口氣接了5個熱線電話，清一色都是家住武漢的空巢老人。這個缺乏家庭關係支持的脆弱群體，最先表現出“疑冠”的特徵。
一個57歲的老大爺，10天前去藥店買過一次藥，之後再也沒出過門。有一天，他從電視上看到新聞，說河南有人因為去藥店買雙黃連被感染了新冠病毒，他由此懷疑自己也染上了病，失眠了一整晚。那一個晚上，他隱隱覺得喉嚨發癢，渾身燥熱，之前在新聞裡看到過的“新冠”症狀在他身上一一應證，他覺得自己離死不遠了。第二天一早，老人迫不及待地撥通了熱線電話。
“面對這樣的老人，我們第一要確定他是不是健康的，有沒有發燒咳嗽。第二要確定他是不是安全的，食物夠不夠吃。一般來說，能打心理熱線尋求援助的人，在這些方面都沒問題。他們的問題是憋得太久了，心裡那根弦快繃斷了。”
把弦崩斷的後果是災難性的。2月16日，家住武漢市漢南區的楊元運，就是因為懷疑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獨自翻牆離開小區，在一處廢棄廠房裡上吊自殺。他在留給家人的遺書上寫道：疫情與自己開了玩笑，但坦然接受它的洗禮。
可即便是到死，楊元運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得病了。他曾向社區工作人員反映，自己每天都在和病魔鬥爭，吃不好睡不好。因為害怕傳染給家人，他又哀求道：就算不是這個病，也應該讓我住院呀。得到的回覆是：床位緊張，服務不過來。
“不管他有沒有得這個病，從他主動向社區發起的求助行為來看，如果能夠接受到合適的心理干預，這場悲劇完全可以避免。”熱線志願者李娟告訴八點健聞，她也接到過不少疑似患者的電話，絕大部分人在事後都被證明沒有感染，只是因為死亡離得太近了，所有人都不自覺地陷入到了對未知的恐懼中。
她曾經在平臺上碰到過一個求援者。電話接起來後，她循例說了一段開場白：你好，我們這裡是某某平臺的疫情熱線，我是諮詢師李娟，您有什麼和疫情相關的問題？
電話那頭立馬就傳來了不愉快的回應：我現在只是懷疑自己得了這個病，你說你這是疫情熱線，是不是就等於打這個電話的都是得了病的，你的話讓我很不爽。
接下來的時間裡，這位求援者喋喋不休地抱怨了10多分鐘，從那句小小的開場白罵到武漢市政府的不作為，再上升到人類為什麼要吃野味，打破生態平衡的話題高度。最後，不等李娟回應，他自己掛掉了電話。
“我覺得在那10多鐘的時間裡，我應該是幫到了他的，至少讓他把憋在心裡的話說出來了。”
李娟說，這一類求援者的比重不小，尤其是隨著疫情的進展，居家隔離持續的時間越來越長，她明顯感到電話那頭的情緒也越來越激烈。為了保證心理諮詢師本人的健康，平臺限制每個人每天只能接聽5個電話，每個電話不超過25分鐘。“就算一天只接一個，平臺也是允許的。”
但唐偉顯然沒有給自己留下這樣的空間。他所服務的日海方艙是武漢最大的方艙醫院，總共有4500張床位，他去了三次方艙，通過簡單對話，來篩查重點要關注的患者和醫護人員，回到酒店以後就是24小時不斷的接聽電話或者是微信視頻，每一次通話都是一次負面情緒的堆積。
“我現在每天做三次俯臥撐，早中晚各一次，每次做30-40個，把自己做到精疲力盡，然後洗個熱水澡。不然沒法放鬆，我也會憋出病的。”唐偉告訴八點健聞，從2月9日出發算起，他已經連續工作了17天，整個人瘦了9斤。
所有的觀察角度只剩下聲音
難題還在不斷地冒出來。
比如，李萌前幾天又接到了一個電話，一個70多歲的老大爺，他原本心態很好，在家沒事還能喝點小酒。這一次，他打電話向社區要一個口罩，社區的工作人員又忙於別的瑣事，在回覆他時欠了一些禮貌，老人就覺得胸口壓了一團火，他和李萌抱怨，“他們怎麼可以這麼和我說話，一點都不尊重我。”
唐偉也開始被這些職責以外的事情所困擾。他正試圖安慰一個方艙的患者，這名中年婦女剛剛確診，因為症狀較輕被社區強制送來了方艙醫院。她倒是認同政府的政策，但她這一走，家裡的兒子沒人管了，吃飯成了最大的問題。她質問唐偉，“你讓我不要焦慮，不要擔心，那你去我家給孩子送飯行不行。”
在這場重大的突發事件面前，所有武漢市民似乎都能理解政府的初心，隱忍地犧牲了自己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他們也確實會因此陷入真實的困境之中，那些平時看來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兒，在突然停擺的城市面前，都和人命掛起了鉤。
“這是這次疫情很特殊的一個點，我們更多時候扮演的是一個介於心理專家和社工之間的角色，除了放鬆情緒以外，我們也要幫助促進他們有能力解決實際問題。比如說告知他們在網上買菜的途徑，幫他查一下小區的網格員是誰，你得準備好這些信息資料來安撫他。”李萌說道。
另一個困境則和隔離有關。無法面對面的交流削弱了心理干預的精準性，所有接受採訪的心理諮詢師無一例外都談到了這一點。
唐偉曾經接到過一個電話，對方開口第一句話就是“我不想活了，我要自殺。”他當即被嚇出一身冷汗，因為他不知道對方正處於什麼情境之下，是躺在家裡的床上開玩笑說的，還是站在30樓的樓頂。好在最後被證明是一場虛驚，一個青春期的熊孩子因為無法外出，天真地以為，出去是被病毒害死，在家是被自己憋死，我還不如出門“自殺”呢。
“這種情況從來沒有碰到過，之前即便是汶川地震，我們也是和求援者面對面坐著，我需要從他的動作、表情、對環境的反應來判斷他的情緒狀況，但現在，所有的觀察角度只剩下聲音，這就給心理醫生帶來了很大的挑戰。”
另一個不可迴避的點在於，心理干預往往需要兩個人先建立信任關係。在日常生活中，心理醫生和患者大概要面對面交流5-10次，每次一個小時左右，才可能找到那個寶貴的連接點，從而建立信任關係，順利完成治療。這在疫情時期幾乎不可能實現。
李萌也參與了汶川地震的一線救援，在對比這兩次事件時，她同樣覺得武漢疫情的心理干預更難完成。
“汶川那時候是已經發生了，面對一個非常災難的結果，我們要怎麼做。比如一座學校倒塌了，孩子都沒了，家長的內心極度痛苦，對我們來說這都是明確的，並且災難已經結束，不可能更壞了。但武漢不一樣，所有人都處於死亡的恐懼中，“誰也不知道會不會好起來，什麼時候好起來。”
對死亡患者家屬的哀傷干預
但事實上，對於心理醫生的考驗還遠沒未到來。
唐偉說，按照過去大型災難心理救援的經驗來看，對於死亡的恐懼很快就會過去，只有死亡本身才會留下永恆的傷害。“我們當時在汶川做的就是哀傷干預，現在這一塊沒有做起來，大家的注意力都還在一線的醫護人員身上，那些死亡患者的家屬的心理需求還沒有被看到。”
他提到了這幾天的一則新聞。湖北十堰市一個六歲的男孩，平時和爺爺生活在一起。最近一次志願者上門測量體溫時，發現爺爺已經死在家中，這個可憐的男孩因為聽了爺爺生前的話，“外面有病毒，不能出去”，守著屍體過了好幾天，被發現時已經有些木訥。“這就是典型的需要哀傷干預的對象，如果不及時介入，很大概率會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PTSD。”
唐偉說，幾天前，杭州市心理協會已經開通了兩路熱線，一路開到湖北，一路開到武漢，專門接聽死亡患者家屬的電話。在他看來，這個群體至少面臨兩種壓力，一是家裡有人確診死亡，意味著家屬要被隔離起來，他們也要面臨死亡威脅。二是在現階段，新冠死亡的病人會被直接拉到殯儀館火化，親人沒有準備喪葬事宜的機會，這對於恪守傳統倫理的中國人來說，也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薛芃均和她背後的團隊很早就關注到了這一現象，本身就參與過臨終關懷，使得他們有更多的底氣和資源。但直到今天，這個項目仍然遲遲沒法啟動，薛芃均說，事實上，內部培訓都已經做完了，但大家只對一件事沒有把握——線上的效果。
“哀傷干預和一般的心理援助很不一樣，因為涉及到具體的死亡，所以我們很怕會給求援者帶來二次傷害。”薛芃均告訴八點健聞，哀傷干預最重要的兩條原則，一是真誠陪伴，二是儘量避免回憶，“但是如果是在線上做，幾乎這兩條原則都會被打破。”
唐偉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他和杭州市心理協會的兩路熱線取得了聯繫，希望達成一個前後方合作的模式，即杭州的工作人員在後方接聽熱線，篩選出情況比較嚴重的對象，由他在武漢當地尋求面對面干預的可能。
但目前，這些事還有太多的不確定性，比如說他能不能得到允許走出賓館，對方的社區能不能放他進去。如果上頭支持，他相信這些問題都能解決，所以如果有可能，他希望媒體也能幫忙呼籲。
“武漢人民太苦了，我們做多少都是應該的。”
毛曉瓊|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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