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朔诗人群体在中近古士庶力量变化过程中带有很大的过渡性。其中既有破落士族弟子，又有新生的庶族寒士，其人格精神还远不成熟、完善。在他们之后走上诗坛的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则是新一代寒士，他们不但比龙朔诗人们具有更强烈的寒士意识和布衣精神，而且在人格上也更为独立，理想也更加雅正，诗歌艺术则在对龙朔诗风的批评中有所发展。其中虽然王勃、卢照邻先祖系出高门，但到隋唐之交即沦为庶族了杨炯、骆宾王先代皆官位不显，且四杰无一人有门户可以依恃，他们除了凭自己的文章、才学，别无凭籍。在这一点上他们比许敬宗、上官仪等人的寒士色彩更浓一些。加上四杰大多生长于北方，又适成长于魏徵、王珪等山东微士执掌朝政的贞观中后期，房魏骨鲠之风标、忠直之品性对初唐四杰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都使得初唐四杰在龙朔、麟德中对龙朔诗人的人格、艺术双重缺陷进行批判，并加以反拨。
唐朝宰相魏徵雕像
王勃、杨炯、卢照邻等人首先在批评了龙朔诗人群体重诗歌形式轻内存质素的艺术弊端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述怀言志诗龙朔诗人的仕进方式虽然已跟南朝门阀士族不同，不再凭门资入仕，而是走科举一途，但在隋及唐初，从科举进身尤其是中进士第者，尚多以文章为重，而其时诗文审美标准依然沿袭齐梁遗风，以风花雪月为主，绝少言志述怀之作。而且他们在显庆、龙朔中能够进入核心领导层，也并非凭其实际才干，而是靠善候人主意、伺机行事、阿谀献媚得宠的，他们的人格中绝无儒家忠直、骨鲠之精神在，故他们在求仕、入仕时皆无表现其积极进取、济世安民的言志诗，得宠后也无经世致用、恢复王道的述怀、讽谏诗，反而创作了大量阿谀献媚、歌功颂德的颂体诗，和安享富贵、志得意满的宫廷诗。但初唐四杰则不同，到他们求仕的显庆、龙朔中科举制度已比隋唐之际相对完善一些，高宗、武后对“吏道”、治世之术亦较重视，只有文学之才，而无经邦之志治世之术是很难跻身朝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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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自小就有经世致用、恢复王道的政治理想，与龙朔诗人多求荣华富贵异趣，所以他们不但对龙朔诗风深表不满，而且创作了大量表达其人生怀抱、治理想的言志述怀诗。相对说来，他们的诗歌中体现了更为健康的寒士心态、更符合庶族文士的艺术趣味。其次，初唐四杰吸取魏徵、王珪等贞观直臣的人格精神充实自己，并以此来矫治龙朔诗人普遍存在的“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人格缺陷。在贞观中前期三大政治集团中，治政能力最强、政治独立性也最强的要数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杜淹等山东微族出身的大臣。初唐四杰所受的儒学教育与贞观山东微族重臣系一个儒学体系，皆重复古明道、謇傲独行，所以初唐四杰对贞观重臣的人格风范皆钦慕、仿效，如卢照邻《南阳公集序》云：“王、魏、来、褚之辈以材术显”，又云“王侍中政事精密，明达旧章；魏太师直气鲠词，兼包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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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朔诗人的政治品格与此数公适成鲜明对照，所以初唐四杰说龙朔诗格也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而在初唐四杰看来，要对龙朔诗风进行纠偏不仅要从艺术上着眼，还要从改变创作主体的精神内质入手。所以王勃在入蜀以后创作了大量表现儒家政治教化意识的诗文，杨炯也特别夸赞王氏兄弟志明儒家之道的抱负和“磊落词韵，铿钩风骨”的艺术精神。可以说，正因为初唐四杰的人格境界高于龙朔诗人，所以他们诗歌的精神内质也较龙朔诗歌更为刚健、劲。当然说到底四杰的人生理想也是希望当个宫廷文人只不过他们的人格取向较为雅正，而且他们大多沉迹下僚，未能如，故他们现存作品多为在野发抒怀才不遇的愤懑之作，绝少歌颂功德、安享富贵的宫廷诗。四杰之中，杨炯在宫廷时间最长，歌功颂德的宫廷诗也最多。这说明四杰的文化心态也未臻完美，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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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初唐四杰等人相比，陈子昂可算是真正的布衣寒士初唐四杰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士族血统或受士族意识一些影响陈子昂不但系地方豪族，且出生于素无士族高门之西鄙之地蜀中陈子昂的家族从三国陈（也即武东陈氏的始祖）开始，就代为乡里豪右。闻一多先生曾说陈子昂的家庭“地位有点像后来的土司”，“子昂是长于夷族的汉裔，他父亲曾为乡里判讼，所以他本人也带有几分山区穷乡的土气。”陈子昂的这种家庭出身对其人生抱负和人格精神的影响是很大的。世为地方豪强的陈氏家族数代以来一直希望得到朝廷的任命。其父亲陈元敬虽然曾乡贡明经及第拜文林郎，但属忧艰不仕，所以便把希望寄托在子侄辈身上。陈子昂的堂弟陈孜少时颇慰家道，奈何又夭亡了。这样振兴家声的希望便落在陈子昂一人身上。
陈子昂
卢藏用《陈氏别传》云其：“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至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可能其中促使陈子昂志趣转变的原因也有其堂弟亡一事又因为陈氏家族素无文学传统，西蜀之地受南朝士族诗风之影响可能比江左山东、关陇要小些，加上陈氏家族世习纵横之术、任侠使气所以陈子昂求仕方式与唐初以来几代庶族寒士皆不同，不重在文学之才而是试图以纵横之术、奇诡之辞说动人主。而要达到说动人主之目的，就必须像战国纵横家、游士一样，在人格上与君主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国事之看法也不能随人俯仰，而应自抒己见，以耸视听，所有这些都决定了陈子昂必须保持人格上的高度独立和极强的政治批判意识。
边塞诗人陈子昂
（事实上，陈子昂在武后光宅元年春能求仕成功，就是因为其所献之书立论新警、见解独到，且与朝中权贵多有不合。其时《谏政理书》及其后《上军国利害事三条》更是直斥时弊、切中肯綮。）同时，陈子昂人格上的特点和求仕方式，也使得陈子昂在写诗为文时更重视表达人生志向，较少艺术上的雕琢；诗歌的形式美的追求也更讲究“文势”，而极少字面的缛丽。在这一点上陈子昂较四杰又前进了一步。其次，由于陈子昂并不像龙朔诗人和初唐四杰志在做待诏侍宴的宫廷弄臣，而是希望出将入相，文能定国，武能安邦，功名意识较前此诸诗人更强烈。所以陈子昂不但在求仕及家居守制期间慷慨激昂、踌躇满志，创作了大量的《感遇诗》述怀诗，就是在朝廷上待诏时，也不安于富贵，而是希望出征安边建立奇功所写之诗中也感慨纵横、议论风生，这种人生境界和艺术精神又是杨炯及其他庶族出身的宫廷文人所难以企及的。
陈子昂故里
另外，在对庶族寒士自身政治命运的思考方面，陈子昂也比初唐四杰更为深刻。初唐四杰在仕途失意时曾对自身的命运进行了一些思考。王勃、卢照邻等都认为要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首先要中守真道，保持儒家政治教化的政治理想，其次要待时而动。所谓“时”、“才”、“道”、“命”之关系中，“道”、“时”更得四杰之重视：“道之乖也，则贤人君子伏斧锧而不暇；时之来也则屠夫饿隶作王侯而有余。”（卢照邻《释疾文·粤若》）而在陈子昂看来，“时”、“才”、“道”固然重要，但是他在现实政治的教育下，认识到大运盈缩、天道周复，
陈子昂故里
自有其规律，即使是仲尼、阳一类圣贤也无力回天，所以他到最后对儒家之“道”也表示怀疑，具有更彻底的批判意识，但到其晚年又不免陷入了天道循环论、不可知论的泥淖，使其诸多《感遇》怀古、咏怀诗中既具有初唐四杰所不具有的哲学思辨色彩和理性精神，也夹杂着一些悲观意识和孤独感陈子昂诗中的这些人文特征实际上也是布衣寒士初涉政坛、志趣高正，但又较少知音、同调的社会处境的艺术折射。等到开元中后期，一大批寒士涌入政坛，他们可以同气相求、同调相应时，悲观意识和孤独感方才被乐观情绪、群体意识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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