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事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视野下，《三体》存在两种叙述模式：一是历史模式；二是末日模式

刘慈欣个人照

一、 历史模式：“我们”的旧寸间性”

《三体》又被称为“地球往事”，其命名提示了刘慈欣的某种创作冲动：“希望把小说写得像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真实记叙。正是这一思路，造就了《三体》的历史模式。

在《三体1》和《三体2》中，只有一个叙述者，其叙述模式是全聚焦的，即“叙述者所掌握的情况不仅多于故事中的任何一个人物，知道他们的过去与未来，而且活动范围也异常之大……既在人物之内又在人物之外，知道人物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但又从不与其中任何一个人物认同’。换言之，这种模式里的叙述者是“上帝式”的，其叙述视角能够任意变动。而在《三体3》中，在前两部的上帝式叙述者之外出现了第二叙述者程心。

《三体》获奖图

第二叙述者的叙述模式是内聚焦式的，其“所知道的和人物一样多”妙，所讲述的故事只是以节选方式呈现在《时间之外的往事》(以下简称《往事》)中，而《三体3》的故事仍由上帝叙述者进行讲述。由此，我们便可明确，《三体》前两部中只有一个上帝式的叙述者，《三体3》则由上帝式叙述者和第二叙述者(程心)讲述。这种配置成为《三体》叙述模式的重要基础，而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则是叙述干预。

《三体》的叙述者从来不安于直接讲述故事，总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叙述干预来中断或填充叙事进程。在《三体2》中，上帝叙述者用了近十六页的篇幅来讲述不到一小时的“末日战役”，其中就包含了大量的叙述干预。通览《三体》， “末日战役”式的叙事干预并不鲜见，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可以说构成了其叙述模式中最耀眼的“景观”。正如“末日战役”的叙述所呈现的，这一“景观”主要由三类叙述干预支撑起来。

《三体》封面

第一类叙述干预通过预先叙出将来发生的事件以对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补充性评论，我们可以称之为“预叙”。在小说中，有的预叙比较明显，如“半个世纪后，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1969年的这一事件是以后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用明确的时间标志提示未来视角；有的则比较隐晦，如“不管后来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们如何描述，当时的真实情景就是这样平淡无奇”，并未直接讲述未来发生的事件，但其中却暗含了以后将会发生的情况。

第二类叙述干预可以视为一种指点干预，叙述者通过干预告诉读者正在呈现的某部分内容是某类“真实记录”，于是紧接着便是对新闻报道、解密文件、庭审记录公等的“原文”引用，这种方式可以称为“实录”。与预叙类似，有的实录表现得也比较隐晦，比如“从‘夏’号传出的图像中，人们看到了一个歼击机机库”Za“从传回的影像上看……”妙等例子，虽然并未直接引用某种“原文”，但却暗示着一种有凭有据的真实性，故亦为实录。

最后一类是经由引入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过的人或物、发生过的事件等，对当下情景进行的评论干预，可以将其称为“对接现实”，如“1961年死于空难的哈马舍尔德绝不会想到默思室里会有他这样一位面壁者在发呆”、“历史上地球各大文明都曾出现过城邦时代，现在，城邦世界在太阳系外围再现了”等皆是此类。

显然，这三类叙述干预有着某种深刻的意图指向：预叙提前叙出未来发生的事或将来的评论者对当前事件的看法，其作用并非是为了制造悬疑，而是不断提醒读者现在“正在发生”的是“己然发生”的事；并且，这一所谓“己然发生”不是个人的回忆，而是被群体(“人们”)或某种权威(“历史学家”)所确证的“历史”。换言之，《三体》的预叙唤起了这样的意识：“正在发生”的是“历史”，而“历史”也“正在进行”。

《三体3》中程心作为第二叙述者出现，实际上分担了上帝式叙述者的一部分功能。在《往事》中，因为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记忆”妙，程心自述其写作“缺乏历史的严谨”。但从《三体3》中“节选”的《往事》来看，程心的写作恰恰不是一种“自己的记忆”—只有最后出现的《责任的阶梯》一节里，程心才简单回顾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在此之外，她完全是以理性化的笔触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评论，在梳理因果关系的同时阐述各类事件的意义。

综上所言，凭借上帝叙述者的三种叙述干预和第二叙述者的历史化功能，《三体》凸显了“我们”的“历史性”，从而构建了笼罩其文本之上的历史视野。据刘慈欣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把小说写得像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记录，其目的是想“把最空灵最疯狂的想象写得像新闻报道一般真实’，盼。然而以上述手法呈现出的历史模式，其效果显然不仅仅是模拟真实这么简单。

《三体》通过上帝叙述者的三种叙述干预和第二叙述者的历史化功能，凸显了“我们”的“历史性”，使“我们”及其经验的“历史”与现实成为某种“共在”，而在被整体地加上一层未来的维度后，“历史性”的“共在”便呈现为一种“未来过去现在时”：“正在发生”的是“我们”“己然发生”的“未来”。这种对线性时间的搅乱混合正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旧寸间性”，亦即詹明信所言的“存在性时间”：“曾在的(更好的说法是：曾在着的)将来从自身放出当前。我们把如此这般作为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面统一起来的现象称作时间性。于是，“我们”的“历史性”最终被表达为“我们”的“时间性”。这一表达整合了“我们”及其所体验的传统意义上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呈现出了贯通、统一的整体性的时间意识。正是在此意义上，它将破碎的后现代“时间”还原为了“统一的有机经验”。

可以说，《三体》的历史模式凸显了“我们”的旧寸间性”这一整体性经验，恢复了个人与时间的密切关联，也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当前中国当代文学的“去历史化”倾向。正如《三体》的结局所揭示的，躲在时间之外的程心最终选择承担自己的责任，回到了大宇宙，担负起了“我们”的“时间”。

刘慈欣杂志封面图

二、 末日模式：召唤“人类”共同体

在《三体》中，人类面临着三体人及未知外星生命的威胁，其可能带来的后果是整个人类的家园沦丧、种族灭亡。这种可能导致某个世界及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毁灭的危机，就是我们常说的“末日”。

末日模式是科幻小说中常见的套路。刘慈欣认为“世界末日这样的情境只有科幻小说才能描述，主流文学显然触不到”，但他也坦言“科幻对末日的描写鲜有达到一定深度的”砂，因而更欣赏主流文学中表达出的末日般的绝望感。但在《三体》的末日模式中，我们并没有感到那种“晦暗、非理性和精神的支离破碎”的绝望，而是被某种与之相反的东西裹胁其中。要理解这种东西，我们必须从末日起因、末日进行与末日结局三方面进行阐述。

末日产生的原因，是叶文洁向三体世界发送讯息，暴露了地球的坐标。而这段情节被放在了“文革”的情境当中，涉及到“文革叙述”。据刘慈欣的说法，这段“文革叙述”源于他幼年的记忆秘。然而这种从童年记忆中铺展出来的“文革”叙述与中国当代文学所呈现的“文革”形象显然存在极大差异。他对“文革”的责任认定：在“文革”中，叶文洁的母亲无情地指控她的父亲，致使父亲当着她的面被活活打死。这一切对叶文洁造成的影响是“人类恶的一面己经在她年轻的心灵上刻下不可愈合的巨创”。在阅读《寂静的春天》之后，叶文洁更进一步地意识到：“人类真正的道德自觉是不可能的，就像他们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借助人类之外的力量。在“文革”引发的叶文洁的思考中，最突出的词是“人类”。这一表达意味着，“文革”不是某类人的错，也不是某个团体的错，而是整个人类的错。

《三体》的末日模式以“文革叙述”开启，一方面混淆想象世界与经验现实，与历史模式形成互动；另一方面，则暗度陈仓地将“人类”这一概念引入叙事。由此，刘慈欣在《三体》中开启了对人类的叙述。

但此时，这个人类还仅有概念空壳，而之后的末日才真正提供了召唤“实体”的契机。《三体》的末日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其超长的死亡时限。以往的末日科幻常设定十分短暂的死亡时限，以制造迫在眉睫的危机感，比如科幻电影《后天》中的末日就在“后天”。但在《三体》中，死亡时限被扩展到了四百五十年。如何处理这种漫长的死亡时限，成为了叙述者需要面对的问题。

《三体2》开始时，四百五十年的死亡时限己为全世界周知，于是，叙述者开始正面挑战“进行中的末日”，其方式是交错地讲述五个故事，在交错地讲述完这五个故事后，叙述者使用了预叙的手法，以并置的方式集中交代了五个故事中许多人物最终的命运，最后以“黄金时代的逝去”总结了前两部的叙述。

仔细分析这一叙述方式可以发现，这五个故事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是互不相关的：联合国秘书长萨伊不会关心三个普通老百姓如何为了自己的下葬方式而发愁，哈勃二号控制中心的故事与中国太空军没有任何关联，而“当罗辑所乘的飞机飞越海岸时，在他一万米的下方，吴岳和章北海再次注视唐号。在以前和以后的所有时间里，这是罗辑距离这两位军人最近的一次”。

互不关联的故事，叙述者却采用了交错、并置的叙述方法，将一种明确的“同时性”传达了出来。这种“同时性”的根源在于，这五个故事中的人物都处在同一个进行着的“末日时间”中，并且在这共同的时间中朝着那个“共同的末日”艰难地行进。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的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恰恰是民族这一理念的准确类比，因为民族也是被设想成一个在历史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够与想象民族的方式类似，在《三体2》前两部的叙述中，“末日”作为一个共同的终点，将所有人的命运扭结到一起，而这些故事中的人—既有权力操控者，又有命令执行者，既有知识技术精英，也有平民老百姓—所指向的，显然是一种人类表述

不同于前述的“时间性”，叙述者通过交错并置地叙述不相关联的人物的命运，传达出“共同向着一个既定终点行进”的“穿越时间的稳定的、坚实的同时性’。由此，叙述者将人类由“文革叙述”中的“概念”召唤为了社会心理学的“实体”妙和同时间的共同体。这就是刘慈欣所谓的科幻文学对人类整体的表述。

但是到这里，末日还未结束，对人类的表述也尚未完成。在末日的结局中，人类才得到了最终的“补完”。

这在故事中有两大表现：一是同类相残相食。在末日战役之后，人类的千余艘战舰只有七艘保存了下来，而在紧接着发生的黑暗战役中，这七艘战舰却互相残杀，最后仅有“青铜时代”号和“蓝色空间”号两艘战舰幸存下来逃往了宇宙中的不同方向，“青铜时代”号甚至用“量子”号上的人类尸体来补充食品库存。二是极权。“青铜时代”号在得知自己将永远流浪太空后，建立了一个极权社会，用少校史耐德的话说，“当人类真正流落太空时，极权只要五分钟”。

然而，如果意识到同样的事也曾在地球上发生，便可发现，太空使人类异化实际上意味着失去了地球的人类就不再是人类。通过这一表述，在“末日进行”中被召唤出的人类的社会心理学“实体”又有了共同地域的支撑，从而使人类这一‘旧寸间共同体”得到了空间化。而进入“广播纪元”和“掩体纪元”后，地球人类生活空间的扩大和来自太阳系外的威胁又将这一地域边界扩展到了整个太阳系，人类生活边界与“末日边界”的重合更深地加强了这种空间化，人类的同时性与共空间融合，叙述者从而由一个共享的时空中进一步召唤出了充实的人类共同体。

这一召唤的高潮发生在末日的第二个结果到来之时。外星生命歌者向太阳系发射了二向箔，整个太阳系将被完全二维化。在最先面对末日打击的星舰“启示”号上，技术领导向全舰人员说出的最后一句话，以一种异常悲壮的情感，将人类这一时空共同体形象而深刻地诊释出来：也谢谢所有的人，我们曾一同生活在太阳系。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末日到来与整个太阳系的二维化“在那里，他们将永远与母亲星球同在一个平面上’，人类与他们千百年来生存与生活的星系融为一体—成为了人类这一共享时空的共同体的绝好象征。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一般提及的人类都是种族概念，而在《三体》的“末日模式”中经由“概念一时间一空间”所召唤出的却是社会心理学上的共同体。它所指向的乃是一种整体性表达，是对人类这一共同体/整体的呼唤、期许与肯定。

《三体》叙述层面的“末日模式”非但没有产生一种混乱的绝望，反而通过一场“共同的末日”实现了对人类的整体性呼唤与表达。叙述者通过末日产生时的“文革叙述”、末日进行时的“交错叙述”和末日结局的“空间叙述”，成功地召唤出人类共同体，而由统一、整一的整体性意识表达出的这一共同体，正是对前述“时间性”的“我们”的最好诊释。

结语

刘慈欣的《三体》常常在情节上为人称道，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在叙述方面所展现出的“新质”。而恰是在这一层面，刘慈欣通过“历史”与“末日”两种叙述模式完成了《三体》的整体性实践：一方面，在历史模式中，《三体》通过上帝叙述者的预叙、实录及对接现实等三种叙述干预和第二叙述者的历史化功能，呈现了一种“未来过去现在时”，从而凸显了“我们”的“时间性”，将后现代社会中消退的时间意识重新还原为“统一的有机经验”；另一方面，《三体》的末日模式通过末日产生时的“文革叙述”、末日进行时的“交错叙述”和末日终结时的“空间叙述”成功地召唤出了人类共同体，实现了对人类的整体性的呼唤与表达。

显而易见，《三体》对整体性的追求及通过叙述模式将之转换为文本实践的能力，赋予了其置身中国当代文学脉络中的独特性，它对破碎的当代生活的“超越”使各自封闭的叙述框架“非神秘化”砂，从而能够将讨论的话语空间全方位敞开，而其在转换过程中所留下的种种叙述“缝隙”，也为反思整体性之于当代社会的意义提供了可供追寻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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