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种茶家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只需要回答有没有可能，哪怕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也会回答有“有”。

首先我们得了解下大禹的籍贯吧。可是大禹的籍贯就说法不一了，主要有1，安徽蚌埠2，河南嵩山3，四川岷山等几种说法。哪里是大禹故里，都没确凿证据，懒得去争了。就当都有可能吧。

都知道大禹最耳熟能详的故事是“大禹治水”。我们或许能够从这个故事中发现一些端倪。大禹治水过程中，有个典故“三过家门而不入”。从这个典故我们知道大禹的老婆是涂山氏的女子娇娇，传说娇娇为了看大禹一眼，就一直在家附近的山上望大禹，最后还变成了石头。

这个涂山氏是哪儿的呢？蚌埠?蚌埠那个叫涂氏，没山。涂山其实好多人都知道在重庆市南岸区，铜锣山长江南麓有个镇叫涂山镇，背后有座山叫涂山，上山那块像人的石头就是女娇望穿秋水期盼大禹而化的。

提起这个铜锣山中间的铜锣峡，当然也是大禹治水的杰作。据我论证发现:古代四川盆地一片湖泽之像，仅仅少数山头露出湖面，铜锣山就是露出的部分。在凿开铜锣山之前，盆地内最大能形成海拔高度近500米的，方圆约20万平方公里的超大湖泊，大禹治水后，凿开中梁山，铜锣山，明月山三座大山和巫山后，沧湖变桑田，整个四川盆地成为适应耕作之地。涂山氏族的人们可以欢快得在新的土地上渔猎耕作，族人丰衣足食，一片欣欣向荣，他们的儿子启自然可能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建立新的据点作为首都。或许这个首都就建在大禹自己族人所在的岷山山脚下的广汉，逐步发展成为三星堆文明。

陈沁巧

　　这是一个已经156个回答的问题。作为一个研究三星堆多年的人，我知道这个问题并不那么容易一下说清楚。这里，我就试着回答一下：

题主问题：三星堆遗址会不会就是一直都未找到的夏朝都城？

我的答案：三星堆文化分四期，其第三期的青铜文明确实属于夏朝都城。

具体分析过程：

第一，名不正则不顺。在正式进入分析前，我们必须要先处理相关的概念。

　　题主问题中的”夏朝“属于历史学概念，”三星堆遗址“属于考古学概念。相对来说，三星堆遗址的历史分期是比较清楚的。三星堆文化共分四期：第一期，大约在公元前2800年到前2000年；第二期，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1600年；第三期，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到前1200年；第四期为公元前1200年之后。其中，著名的三星堆青铜文明属于三星堆文化的第三期，大家说三星堆文明的时候，也往往指的是这个阶段。

　　按照三星堆的分期，显然我们不应该认为三星堆遗址与夏朝都城有关。然而，问题就出现在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夏朝体系本身存有疑问。众所周知，当大家说到夏史体系时，首先想到的都是《史记》。《史记》视禹为夏的开端，但先秦文献《竹书纪年》却视黄帝为夏的开端。这说明《史记》理解的夏与《竹书纪年》理解的夏是不同的。

　　此外，《墨子》视虞、夏为一代，清华简《楚居》说楚人祖先季连以盘庚孙女为妇，《山海经》被称为禹益之书却记载了成汤事迹，这些记载都与《史记》的夏史体系存在冲突。同时，目前我们已知的一批重要考古文化，如三星堆、金沙、盘龙城、新干、齐家文化等也无法在《史记》的历史体系中得到合理解释。同时，用《史记》体系我们也无法解释中国大量西部民族的形成，无法解释中国文化形成的脉络，无法解释早期中国与周边文化的互动关系。基于这些问题，笔者在长期的研究中，提出了夏与商周并行、夏分三段的观点。

　　第二，夏与商周并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夏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包括齐家文化、石峁文化、二里头文化等，王都可能是石峁遗址；第二个阶段，为三星堆青铜文化，第三个阶段，是金沙文化。也就是说，按照这个体系，三星堆遗址确实属于夏朝都城。

　　第三，那么，笔者的观点可以被证实吗？这里我举几个例：

　　（1）按照笔者的观点，三星堆的毁灭就是《左传》中提到的后羿代夏。三星堆有青铜神树，出土时完全被砸碎，德裔美籍学者罗泰把这一事件与”后羿射日“神话联系了起来。事实上，从文献整理来看，确实可以看出“后羿代夏”事件逐渐演化为“后羿射日”的文献痕迹。

　　（2）根据《左传》记载，后羿代夏事件之后，又有少康中兴事件发生。少康曾担任有仍氏牧正，传世文献又有少康制酒的记载，这些记载正好可与三星堆毁灭事件发生后出现的竹瓦街窖藏青铜器铭文实现对读。具体论述可以参阅笔者发在头条的文章《从历史语言学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称之谜：太阳家族与开明传说（中）》。

　　（3）按照传世文献的记载，大禹治水事件因何发生，伊雒竭夏亡是怎么回事，《禹贡》的真伪如何，以及《蜀王本纪》为何与中原传说具有明显的对应性，都是过去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按照笔者建立的夏与商周并行体系，则可以知道大禹所治之水其实是由大地震引发的，所治水域为岷江流域，大禹即蜀地文献的杜宇。具体论述可以参阅笔者的文章：《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与大禹治水的传说》。

　　（4）《山海经》的形成，在隋唐以前一直认为与禹、益有关，而唐以后屡被质疑。而笔者运用“夏与商周并行体系”则肯定了《山海经》出自禹益是有历史根据的，并较好地解释了《山海经》的成书问题。具体可以参阅：《三星堆文明是被遗忘的异世界吗？论大禹治水和《山海经》的形成》。

　　围绕着”夏与商周并行“的观点，笔者已经在头条号发布大量文章。后续文章在笔者整理后，也将陆续发布出来。这里不再一一细举。

　　总之，当我们重建夏史体系之后，会发现先秦文献与《史记》体系原来存在冲突的地方现在可以更好解释，西部许多民族的形成也可以得到更好的认识，同时，早期中国与周边文化的互动关系也可以得到更好理解。因此，根据这些研究，笔者的结论是：三星堆遗址确实中国人一直在寻找的其中一处夏都。

　　以上观点，欢迎大家的讨论。如果朋友们对三星堆、先秦史以及《山海经》研究感兴趣的，也可以关注我。我的口号是：研究三星堆，关注古史微。最后，请大家记得点赞哦。

古史微

三星堆遗址几乎比夏朝还要早，当然也不排除就是传说中的“夏朝”，只是三星堆偏离了中原文化圈，且没有文字表明三星堆就是历史中的夏朝。所以，史学界也不会承认，毕竟在古蜀国的遗址上面发掘出来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古蜀国在夏朝时期并没有与中原交往，他们认为古蜀国比较封闭偏远，属于同一时期的另外一个文明。

不过三星堆遗址的挖掘，也狠狠的打了某些专家的脸。以前很多专家鼓吹中原文明优先于周边其他地区的文明。意思是除了中原，其它地方都很落后。但是，三星堆遗址被挖掘出来以后，竟然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陶器、玉器、象牙等等，有的东西在中原都没有被挖掘出来，而在三星堆里面却出现了。所以说，三星堆的挖掘，狠狠的打了某些专家的脸。

至于三星堆是不是夏朝，这个也不能妄下结论。中国最早的史书都集中在中原文明，且三星堆又没有文字记载，很多史书里面也没有说夏朝在蜀国。所以，就导致了一个盲区，考古学家把考古的重点放在了河南和陕西，且不知疲倦的去寻找，也没有考古出关于夏朝的物品，以此来证明夏朝就存在中原地区。假设，三星堆就是夏朝遗址，那么很多历史都会被改写。尤其是《史记》里面的记载，就会被推翻。所以，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史学家们还是相信书里面的东西。

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去了解一下三星堆遗址，该遗址打破了很多世界纪录。我认为三星堆文明发源于长江流域，甚至要优先于黄河文明。但是，历朝历代争夺的焦点都集中在了中原地区，没人关心中原以外的文明。所以，导致考古进入一个盲区。总之，三星堆是不是夏朝，这个问题还有待考证。最大的障碍在于，没有文字记载，三星堆到底属于那个国家。而像《史记》这样的正史，又把夏朝定在了河南一带，假如，在中原地区真的没有夏朝，那么古蜀国地区，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夏朝也有可能。我认为，三星堆甚至比夏朝还要早的一个文明。《竹书纪年》中说禹的母亲脩己，生生大禹于石纽（四川北川县），且大禹早年也在四川治理过洪水，历史上的夏朝多次迁都，根本不固定，说不定华夏最早的文明，是从四川迁移到中原的也有可能。

谋士说

很有可能！而且甚至比夏朝更早！

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故事，就是后羿射日的故事，讲的是十只神鸟轮流值班，后来因某种原因一起值班了，于是导致大地干旱，农作物都都被晒死，于是便有了后羿射日的后续。我们暂时先不管此故事的真实性。但我们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找到一颗青铜神树，上面六有十只鸟，上门还有龙。还有一只背着太阳的鸟。这不正是传说中的金乌轮流值班的故事吗？

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

有夏州之国。有盖余之国

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豸虎】。黄帝生禺【豸虎】，禺【豸虎】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豸虎】处东海，是惟海神。

其中提到夏州之国。提到人面鸟身，珥两黄蛇。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就有几件人面鸟身的文物。《山海经·大荒东经》提到黄帝一直到他的孙子，禺京。所以很可能是黄帝时期的文明。

另外《山海经·大荒东经》还提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君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载于乌。（图6）

意思是说，在大荒中有座叫做“孽摇【君页】羝”的山，山谷中有一座湖，叫做温源谷，湖中有扶树，树干高三百里，叶子像芥菜。日出和日落都靠鸟载着。

青铜树的叶子像芥菜，青铜树上立着九只鸟，有一只没找到，估计是值班去了。（图6）

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还提到：

有神，人面、犬耳、兽身，珥两青蛇，名曰奢比尸。（图3则为奢比尸神）

在出土的玉璧中，有13道锯齿，表示13个月，在这个时期，月数还是13个月，以女性月经为准，女性月经为28天左右，一年13个月，则一年的天数为28×13=364天左右。四条龙表示一年的春夏秋冬。以及阐述龙是围绕太阳转的。关于龙的问题我有专门的论述。

在出土的文物中，并没有找到文字。也就是说，三星堆文化并不属于殷商时期，因为殷商时期已经有了成熟的甲骨文，应该比殷商更早。那么这个时间就可能是夏朝或者夏朝之前。那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文字？

在周兴嗣的《千字文》中：

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裳。

火帝应该就是炎帝，鸟官人皇呢？三星堆文化中到处都是鸟的影子（图4图5），这些鸟分别承担不同的职能，不同的鸟代表不同的职位。人皇，指的是黄帝，三皇五帝中最后出现的是黄帝，而金木属火土中最后出现的是土。《说文》中解释“黄”为大地之色。古人把动物分为五类，即羽虫（禽类）、毛虫（兽类）、甲虫（昆虫类）、鳞虫（鱼类）、倮虫（人类），他们同样表示了金木水火土。也就是说，人是属于土的分类。人皇则是黄帝。鸟官也是黄帝的部下。

那么文字和衣服就是在黄帝之后造的，那么这个之后是多久？始制文字，也就是说在黄帝统治时期就制造了文字。而文物中并没有文字，所以三星堆文化应该还在夏朝之前。

在黄帝末期，发生了一场政治运动，就是我们熟知的后羿射日的故事，其实它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是夏朝建立的最后一战。

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 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 猰貐yà yǔ、凿齿、九婴、大风、封豨xī、修蛇皆为民害。 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大意是，黄帝末期，各部落冲突不断，烧杀抢掠，民不聊生，于是尧派自己的弓箭部队斩杀了崇拜太阳的各个部落的首领。统一了天下。这则从侧面反应了三星堆文化是在夏朝之前的。

那么是究竟在什么时候呢？会不会在黄帝之前呢？我们注意到，青铜人上面是有衣服的，说明这个时候已经会制作衣服了，根据《千字文》描述，始制文字，乃服衣裳，是制文字在先呢还是穿衣服在先呢？很明显是穿衣服在先。先得解决温饱问题，才能想文字的事。那么制衣服是什么时候？是在螺祖之后！那么三星堆文化的时间就确定了，是在黄帝时期螺祖开始做衣服后，在夏朝建立之前！

三星堆是黄帝时期的文化！

读书思考笔记

这个问题问得多少有些让人啼笑皆非，提问之人可能连中国历史的基本方位都没有搞清楚。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两个概念，一是什么是三星堆？二是夏朝的范围。先说三星堆遗址，它的发掘地在四川的广汉，它被誉为中国20世纪考古发现的惊天之作，其范围之大，时间之长，内容之丰富，都是极为罕见的。

三星堆遗址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而夏朝呢？它是中国历史上世袭制朝代的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平时所说的家天下，就是从夏朝开始的。

夏朝的范围涵盖了今天的河南、山西、山东、湖北和河北部分地区，也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说的中原地区，这一点是史书认定了的。

夏朝都城十七次迁移，但都是在今天河南省境内转来转去，从来没有出过河南省。所以三星堆遗址跟夏朝可以说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三星堆遗址所展现的是古蜀国文化。

而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时候，古蜀国还被称为蛮荒之地，那里的人民被称为蛮人，为中原人所不齿，双方没有任何交集。在这种情况下，三星堆遗址怎么可能成为夏朝都城，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多年来史学界会有三星堆遗址可能是夏朝都城的议论呢？原因就在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原本只能在中原才能出现的文物，这是无法解释的事情。

既然两者没有交集，那么只属于中原文明的陶器和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三星堆遗址中呢？据此有人推测，早在几千年前，夏朝也许有另外一个都城设在蜀地，夏朝皇帝偶而会去一去，有陪都的性质，但是不是夏朝的都城。

但是也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我们现在的历史大部分都是根据史书得来的。

而最早的史书主要的着眼点又都集中在中原文明，对于中原以外的文明，史学家们要么是确实不知道，要么是装聋作哑，不去理会。

如果三星堆遗址真的是夏朝都城的话，那真的不得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全部要重新改写，包括《史记》在内的一大批史书全部要被推翻。

遗憾的是，关于三星堆，我们目前没有找到任何文字记载，只能根据所找到的文物来进行推敲，这需要时间。在没有定论之前，为了不出现史学界的混乱，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史书来确定一切。

因此，我认为，三星堆跟夏朝完全是两个概念，再做一个大胆的推测，那就是中国在夏朝之前，可能还存在一个文明时代，我们姑且称它为三星堆文明。

有一个史书依据，那就是《竹书纪年》这本书，书中提到大禹母亲是生于今天的四川北川，而大禹早年治水的地点也在四川，似乎可以印证中华最早的文明其实起自于四川的长江流域，而后才迁到中原，变成了夏朝。如果这个假设能够被史学家们印证的话，那么所有疑问都能够被解释得通了。

小小嬴政

这个问题答案很明确——不是。

现在的科学手段很发达，根本不需要过多的逻辑推理就能测出文物和土层所处的年代。三星堆文物主要出土于两个坑，据科学探测，1号坑掩埋的时间应当在殷墟一期末到殷墟二期之间，2号坑掩埋的时间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间，也就是说三星堆文明应该是与商朝并行的，时间上晚于夏朝。

从文字记载上也能佐证三星堆文明所处的大致时期。三星堆文明出土的文物中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说明当时的三星堆文化还没有进入文字时代，但是，商朝却有关于古蜀国的若干记载。在甲骨卜辞和竹书纪年中多次提到古蜀国，据文字记载，商朝对古蜀国既有征伐，也有接受其进贡，但是古蜀国却不隶属于商朝，二者是关系不那么友好的对等政权。

从文物特点来看，目前出土的三星堆文物具有迥异与中原文明的独特风格，与夏朝的文物大相径庭。二者系出同源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三星堆是夏朝都城的可能性也不大。从以下几件比较有特色的三星堆文物中就能看出它们与中原文物的差别:

1、青铜人面像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青铜人面像，这些青铜人面像风格鲜明，形状怪异，样式狂放。那些青铜人面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都长有一双圆柱状向外突出的眼球，叫纵目，这些眼球大的有些夸张。除了纵目之外，那些青铜人面像大都有一双大耳朵和一张阔口。除此之外有些青铜人面像的脑门还会升腾起一种雾状的东西，就像是人的思维和想象力从大脑里冒出来了一样。

根据这些特征，有些人怀疑三星堆人跟外星人可能有过第三类接触，但是，这只是猜测，缺乏可靠的证据。更靠谱的说法是，三星堆人充满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他们希望自己能看得更远，听得更远，想得更透，所以就把自己的美好愿望体现在了青铜器上。

2、黄金面具和黄金权杖

三星堆出土了一个黄金权杖和一些黄金面具，这些文物在中原文明甚至是东亚文明中都没有见过，它们更像西亚、近东、古罗马、埃及的文物。中原文明一般用鼎象征权力，没有权杖的传统。

据此，有些想象力丰富的朋友把黄金面具和权杖同埃及文明联系起来，认为三星堆文明可能是古埃及文明的分支或者是延续，但是考古界更倾向于三星堆文化与西方文化无关。因为三星堆的黄金面具粘贴于青铜人头像之上，用于祭祀活动，古埃及则是把黄金面具用于丧葬场所，二者在逻辑上有明显差别。

3、青铜神树

三星堆共出土了6棵青铜神树，2大4小，最大的一号神树高3.96米，由底座、树干和树旁飞龙组成。树干由上而下共分三层树枝，每根树枝上都有神鸟形象，在树旁边还有一条蜿蜒而下的马面飞龙。

这棵青铜神树的造型很

明显和中原神话传说中的扶桑和若木有着重要的联系，或者说就是那则神话的实物表现。根据《山海经》和《淮南子》记载，每天太阳以金乌的形象出现，演扶桑升起，进入羽渊和黄泉，从地底绕回扶桑，第二天再从扶桑冉冉升起，周而复始。由此可见，三星堆文明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与中原文明有相互交流，共同形成中华文明的文化源泉。

泊爵先生

打个比喻吧，爸爸妈妈都是中国人，有可能生一个蓝眼球、金发的白种人吗？

而且，三星堆都鼎盛期已经被认定是商朝文化，真不知道是哪一部分人在怀疑？

夏朝之后是商周，然后春秋战国延续下去，前后几千年。但不管怎么换朝换代，都有一点，历朝历代对于前一个朝代的政治制度、文化方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延续，有的甚至是原封不动的承袭。我们经常说“汉承秦制”就是因为汉代的很多制度都是采用了秦朝的。

而我们所见的中原的商周文化是怎么样的？三星堆又是怎么样的？

在青铜器上，以鼎、爵等青铜器为礼器，以鼎作为权利的象征，图案也以“饕餮纹”为主。而三星堆呢？夸张的青铜面具、高大神圣的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像，身上还有好多眼睛的图案，此外还有好多未解的青铜器。

并且，在中原文化中，金器的普遍使用较晚，目前出土的最早的金器是金耳环首饰，而三星堆却有黄金的面具，明显带有某种宗教或祭祀的味道。这也是很不一样的。

陶器的器型上，中原的文化，从史前开始就鼎啊、釜啊、壶之类的，而三星堆比较流行的是尖底器、陶盉，还有一种鸟头的勺把也是比较不常见的。

当然，相似的地方也是有的，如青铜牌饰。玉器的种类也比较相近，三星堆比较多的是玉璋，璋在古代文化中是祭祀山的，这也符合三星堆所处的环境。

显而易见的，三星堆文化明显的是与众不同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化，这句话可大可小。如果三星堆是夏朝，后面孕育出来的文化，也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吧。

我是阿斗，喜欢阅读、逛博物馆，欢迎关注！

文物考古聊历史

这个可能性不小，因为三星堆遗址和已经所谓的夏朝遗迹二里头遗址有着太多的相似点了，简直就像是一个政权下的时代产物。

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发现，古蜀国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所出土的大量文物（包括陶器和青铜器）都跟目前公认的夏代晚期遗址二里头有非常多的相似性。

陶器最能体现一个地区人们日常生活的概况。而作为三星堆和二里头都使用一种叫做陶盉（hé）的陶器。三条腿，手叉腰，顶上半开，插一个短小的管状流；风格上也很相近，都很瘦高（当时其他地区还流行一种土肥圆的陶盉），细长腿、束腰，鋬像宽面条一样而且很长等等。

二里头有一种典型青铜器叫做嵌绿松石青铜牌，而三星堆也出土了嵌绿松石青铜牌，二里头发现了3件，三星堆遗址发现了3件，造型都极为类似。

在古蜀国金沙遗址出土了一件玉钺，其顶部刻有精致的兽面纹，而此纹样居然和二里头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上的兽面纹极为类似。

此外，在二里头牙璋是非常重要的礼器，而在三星堆同样出土了不少牙璋，而且造型基本一致。

建立三星堆文明的古蜀国人本来就是从西北地区迁徙到今天的四川地区的。迁徙路线为先从西北地区南下，通过青藏高原东部的横断山脉进入成都平原，最终建立古蜀国。在夏代和西周时期，古蜀国都和中原政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周人的伐商联盟就是以西部的亲缘部族为主，其中就有古蜀国。

在《尚书·禹贡》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夏人与古蜀国联系密切。

《禹贡》展现了夏王朝丰富的金属矿冶知识，其中一个让人惊讶的点是虽然整本《禹贡》都是以陶寺遗址所在的山西南部来叙述，但是作者居然对四川西北的岷山有详细的了解，而且对四川所在的梁州居然是以岷山为中心的进行空间定义，这与后代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视角有显著不同。

这反映的其实是夏人是以西北部的岷山地区保持与古蜀国的亲密关系的。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在尧舜禹时代山西、陕北这两个夏人所在的核心区与川西和甘青的往来，其规模与紧密程度都要超过后来的商代和周代。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禹贡》是一部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学者邵望平经过长期的研究后指出《禹贡》保留了大量上古时代的讯息，该书很可能是龙山时代，也就是尧舜禹时代的作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李旻教授也认同这个观点。

他曾指出《尚书·禹贡》篇是传颂大禹最具影响力的传世文献。它清楚地定义了禹迹世界的范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一个需要步行历时数月才能横跨的地理空间。在这个想象的文明空间中，《禹贡》的核心使命——导山导水、划分州域、描述地理、土壤分类、田地定级、列举纳贡的物品和路线等内容都凸显出宗教权威与政治理想的紧密结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古蜀国三星堆文明和夏王朝不论在出土文物层面还是历史文献记载方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白话历史君

将三星堆遗址和夏的都城相联系，很有想法，但是应该是不可能成立的。这类想法，目前仅见于网络上一些人的帖子，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中，似乎没有学者有持这种意见。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一般认为，三星堆遗址属于古蜀国文化的一个阶段。

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面貌十分丰富，时代跨度也十分之大，因此在研究中，我们通常将三星堆遗址先进行分期，所谓的分期，实际上就是将遗址中不同的遗迹、地层单位锁定在一个相对和绝对的年代框架之中，其方法是根据考古地层学、类型学以及碳十四的测年数据，将文化面貌相近、年代相当的东西放在一起，横向上，可以看到同一时期一个遗址的文化面貌，纵向上，可以看到不同时间段内，不同文化的更替。

虽然学术界对三星堆遗址的分期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对于遗址的主要阶段的认识是一致的，一般来说，我们将三星堆遗址分为四期，第一期相当于新石器末期到二里头早期，第二期相当于二里头晚期到二里冈期，第三期相当于殷墟早期，第四期相当于殷墟晚期到西周早期。这样的分期，对于不太了解考古学文化的读者可能有些复杂，再稍微介绍下，我们在研究三星堆的时候，往往将这个遗址的分期与中原地区已有的文化框架进行比较，其中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都是中原地区的文化类型，其时代上前后相接，后两者被认为分别代表了商代早期和商代晚期，前者一般认为是夏王朝中晚期的文化，当然了，对于夏朝的认识，也不是共识，这是后话，此处不再论证。

那么这样来看，三星堆遗址的年代，是横跨了新石器末期和夏商周四个时期的。而三星堆遗址最为重要的时间段，应该是遗址的二期、三期文化遗存，大概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阶段。从时间上来看，是和夏王朝有重合的，但是，我们知道，夏王朝是中原地区的王朝，从文献记载来看，夏的活动范围在伊洛河流域，这很重要，如果读者不相信文献记载的话，那么后面的话，也不用看了。

如果接受文献中所言夏王朝的活动范围在现在的中原地区，那么，就可以十分肯定的说，位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不会是夏王朝的都城了，尽管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与夏王朝的年代有重叠。

另外，我见过很多人说，大禹是汶川人，所以将大禹的出生地与四川相联系，进而看到位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有如此丰富的青铜遗存，便简单的将三星堆与夏联系到一起了。所以，下面再简单的说下大禹与四川的关系。

的确，古文献中有关于大禹与四川的相关记载。

杨雄《蜀王本纪》中曾经写到：“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

《三国志秦宓传》中也有：“禹生石纽，今之汶川郡是也”。

《蜀本纪》也写到：“禹本汶川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

《唐书地理志》：“茂州石泉县有石纽山，禹以六月六日生此”。

虽然石纽的具体位置不可考，但是通过这些文献，大概可以知道，石纽位于今成都到岷江和涪江上游之间的某处。单是通过这些文献，的确可以推测大禹生于四川了。但是这些文献是否可信呢？

如果我们再检索别的文献，就可以看到，关于大禹的事迹和生卒十分之多，“禹迹”广泛分布与长江、黄河流域，比如说，除了石纽说，还有甘肃临夏、碣石之东、昆石、石夷等，如果每一个都可信，那么大禹实在是属于遍地开花了。此处并非说是文献不可靠，只不过是在研究夏文化和大禹事迹的时候，对于文献的利用是要有所甄别的，如何去甄别文献的可靠程度，实际上是一门学问，要考虑文献的真伪、讹误、版本流传等诸多因素，正是通过对文献的甄别和利用，我们才会得出夏王朝应该在中原地区，而非西南地区的初步结论。

最后，文献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一把钥匙，但如果我们先有一个主观的想法，再去利用符合我们想法的文献材料来证明自己，这样的研究，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杜金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

雷雨、冉宏林：《“三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考古学酥

首先我们在假设上是可以把三星堆遗址当作夏朝的遗址来看待，但是假设得被证明之后才能成为一个事实被大家接受，不然就永远只是一个脑洞大开的假设而已。之所以不把三星堆遗址作为夏朝的遗址，而是把二里头遗址作为夏朝遗址原因非常多，下面就随便谈两个。

制度的传承

在我们的史书上记载，商朝之前有夏朝，其文化制度上一直延续发展的。若是三星堆遗址就是夏朝的话，那么其文化传承应该被后世的商周所继承。然而真正继承了三星堆文化的是后来在成都发现的金沙遗址，之后就知道在成都的古蜀国被秦国所灭。

对于二里头遗址，现在的考古研究表明，中间有座宫城，宫城北面是祭祀区，宫城南面是一些手工业的作坊，比如制作绿松石等等。这种制度被后来的商周所延续，所以才说二里头和夏朝分不开的原因之一。

文化的辐射

作为一个庞大的王朝，那么当然是四方皆服，其文化会向四方辐射。若是三星堆地区就是夏朝遗址，那么其文化会向四方辐射，那么那些三星堆的一些文物应该会在其他地方有类似的文物出土。然而事实却是二里头文化出土的东西一些东西在包括三星堆的等地方有出土。这样就学者当然就不会把三星堆遗址作为夏朝来对待。

上文之所以要谈文明的传承和扩散问题，就是因为作为王朝之一的夏朝，虽然被商朝所灭，但是其文化和制度必然会被继承和发展创新。三星堆是以其独特的文化而闻名于世，商周文化和三星堆文化就很难扯到一起去，所以才把三星堆遗址定为古蜀文明，而不是夏朝。

夏朝的考古还一直在进行，并且逐渐在深入。对于夏王的墓葬的找寻是一个重点之一，还有就是对其文字的找寻亦是一个重点。这也是一个漫长而又讲究推断同时讲究运气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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