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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专题
新世纪开启了第二十个年头，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和我们的文学是否已经拥有了迎接新时代的新姿态？去年一月，本报曾以作家笔谈的方式，探讨当下的文学需要怎样的新人。如果说那是一次年轻作家、评论家对自我的审视，那么，今天我们的探讨将更进一层，深入文学内部，寻找那个矗立在当代中国现实的土壤上、凝聚着无数人期待、承载着时代精神与审美的“新人”形象。这几日，我们将陆续为大家带来张柠、吴俊、林森、甫跃辉、陈楸帆五位评论家和作家的观点讨论。
文学“新人”的意义
吴 俊
吴俊，生于1962年。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年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研究。著有《文学的变局》《向着无穷之远》等；主编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3卷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12卷本等。
“新人”是对文学的一种鼓励，而非束缚；是解放，而非压制；是一种敞开的可能，而非封闭的规范。“新人”之于文学，尤其是当代中国文学，正呈现在无限的期待视野中。
01
文学“新人”的政治性、建设性、贡献性
文学“新人”究为何指？在人物形象创造上，曾经最权威的说法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该说有着经典理论出处的强大依据。至今沿用也并无不可。结合到具体文学作品、文学人物，现在要说阿Q是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依旧成立。从理论上说，我们一般将所谓思想与艺术的创造能够完美结合的文学人物褒之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通过对文学人物创造的评价而达到的实际目的是对作家作品的一种整体性的正面评价，但其中的“典型人物”是否体现值得肯定的正面价值观（正面形象）则并不重要——作家作品的创作立场和作品整体倾向才是最重要的（评判依据）。
鲁迅与影视剧中的阿Q形象
在人物形象创造上，当然也有别的说法，比如一般所说的新的文学（人物）形象之类。这种说法主要也是褒义性的文学评价。相对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新的文学（人物）形象更多侧重于指那些体现出某种（些）新质、新特点的艺术形象，这种评价强调的是艺术创造的新颖性，是对成功的艺术性的褒扬。同样是针对文学史人物而言，同样不一定代表进步或正面价值观，它强调的是因“某种\\些”新的人物特质因作品的艺术表现而使该人物（形象）成为文学史上的首创。虽然整体评价程度上相对弱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说。
对于现在提出“新人”概念的理解，意图上应该是有所区别于以上两者的范畴。从中国当代文学史、新中国文学建设和发展经验上看来尤其如此。从文学史、文学的当下关怀来看“新人”之说的提出或重提，首先需要厘清和确定的是所谓“新人”本身的意识形态性，“新人”的价值代表性，“新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建设性，乃至“新人”体现出的中国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贡献性。即讨论现今的文学“新人”，应该首重三性：文学政治性、文学建设性、文学贡献性。也就是说，所谓新人是具有新的价值观、价值立场、意识形态倾向的人物形象，从艺术创造上说，新人也就是我们对于新的价值观、价值立场、意识形态倾向的一种人物形象期待或艺术投射，体现的是创作主体及完成作品的主观意志及其感情和心理的追求。在此意义上，“新人”不能是疏离现实价值倾向的一种纯艺术的创造，“新人”是主观的，是有立场的，甚至是政治性第一的形象体现。
柳青（右）与梁生宝原型王家斌
但是显然我们不能重蹈历史的错误，狭隘地理解或定义文学的政治性，仅将其视为为现实功利服务为主的狭隘的政治性，或者是支配于政治正确的先验的实际沦为抽象的、无效的政治性。可以说历史的教训已经多次告诫了我们，前者会使文学窒息而死，后者则会放任文学的假、大、空。“新人”必须为当下文学的发展提供建设性的实际贡献，体现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性艺术活力，能够成为当代文学进步的一种标志性形象，或者说就是通过一种正面价值体现的人物形象创造，开拓出了当代文学创作的新路径、新方式、新可能。举一个相对成功的堪称典型的当代文学新人案例，那就是柳青笔下的梁生宝（举出这个案例的直接启发来自于大会上李敬泽先生的主旨报告）。从这个新人形象的创造案例也可以见出，新人并非是完美的，新人的创造艺术也并非是完美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新人代表了现实探索和历史发展的社会实践进步的完美性，代表了文学创造的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上的完美性。所以，“新人”体现的是一种能够激发开放、创造性精神的建设性。“新人”是对文学的一种鼓励，而非束缚；是解放，而非压制；是一种敞开的可能，而非封闭的规范。“新人”之于文学，尤其是当代中国文学，正呈现在无限的期待视野中。
以上两点有关新人的理解，与现实题材创作有着十分重要甚至是必然的联系。对于时代新人的文学创造体现的正是一个时代的文学使命。这种使命促成、升华了关注现实的创作自觉意识。古人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标举和提倡的就是关注实际生活的现实题材写作精神。这与后来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文学原则基本一致，强调的都是对于写作动机、目标、功能和价值上的文学要求。而且很显然，彰显正面的、社会正义的价值观就是其中的必然之义。换一种说法，文学关注的是人物和生活的复杂性，关注的是现实的、具体的、个别的人物的命运，是要从俗世的尘埃中建立起基本的价值立场。正因如此，也可将文学的建设性理解为是涵盖了政治性在内的一个更为广大的概念：政治性是其基础，建设性是其整体；前者与动机相关，后者是功能呈现。所以，新人一定是具备政治内涵的体现文学现实关怀取向的创新性时代形象。这也可以是对现在提出新人一说的一种文学理论阐释。
这种“新人”承载的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表达的是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创造诉求，凝聚的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特定实践经验，融汇的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意识以及对于世界文学的动态建构系统，归根结底这也就是当代中国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一种自觉贡献。如果能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中来评价文学“新人”的创造意义，也可以认为“新人”的出现是与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相伴生、且同步的。文学新人是对国家改革开放政治的一种呼应和证明，是对世界文学和文明创造提供的一种价值选项贡献。所以，中国文学的“新人”倡导与当下中国的世界意识构成了一种高度同构、趋向一致的观念联结体，而不仅是有关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范畴的一个依赖技术支持的限制性理论概念。
02
“新人”的文学史概观
在有关“新人、新主题与现实题材创作”主题线索上，可将新中国文学分为三个（种）阶段：一是与时俱进的“新人”创造的探索、新创与发展阶段，主要指1940年代末、1950至1980年代前。新中国诞生、社会主义建设早期的文学实践，为我们当代文学、中国文学建立起了最为坚实的发展基础，特别在政治与文学的“原生结构”的功能发挥和实践方面，积累了极为丰富、多样的经验。其中，“新人、新主题与现实题材创作”成为这一时期最为显著、毫无疑义的文学主题与创作潮流。在文学主题和潮流方面，我认为大概率可以达到较为广泛的共识性，可以纳入到“新人、新主题与现实题材创作”主题范畴中。这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建立及实践的意识形态目标和重心的体现与追求，换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初心和使命。从整个当代文学史、新中国文学史来看，今天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虽然其间不乏曲折和困难，但并不能也没有因为曲折和困难而放弃坚守初心、承担使命的责任。迄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当代著名文学人物形象，都是这一时期的创造。而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我们在理论上所说、实践中提倡的“新人”。这是新中国文学建设保留下来的最重要财富之一，是新中国文学的制度建设、我们今天的文化自信在文学形象创造和文学创作基本面向上的主要支撑，当然也是主要的成就体现。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现场
二是回顾、反思与多样化、多元性阶段，主要指1980、1990年代——新世纪早期，该阶段的宏观背景是国际国内政治巨变，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发展，中国及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贡献于世界的趋势成为主流，世界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题中之义——不仅是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问题，因此，“新人、新主题与现实题材创作”表现出了新动态、新形态，表现出了对于这一主题的历史回顾、理论反思与现实形态的多样化、多元性创造特点。这一特点并非是对前此历史及实践的反对或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经由新的世界认知经验、契合国家发展的时代需求，中国文学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心理成熟、文化自觉、精神不懈追求的高度境界。这一阶段进一步打开了中国文学创造的世界之窗，进一步拓宽了中国文学创造的广泛可能性，特别是将“新人、新主题与现实题材创作”的探索、发展提升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和深度，同时或先后相关出现的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潮流等，交叉、互补且同构性地成为一个时代几代作家共同参与构成的文学景观，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学、新中国文学繁荣发展达到历史高度的一种文学生态明证。新时期文学创造所积蓄的力量和影响力，终于在新世纪产生出了明显的成效，大量作品被译成外文进入世界文学、尤其是传统西方文学社会及市场已渐成一种新常态，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则象征性地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在观念和艺术上进入并获得了世界性的文学经验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地位。
新中国文学的这些显例都是文学史上的开创性纪录，对于世界文学而言，这也是中国文学“新人”、“新主题”的全面诞生，中国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贡献由此获得全面的认可和认同。但我们也要同时认识到，文学意识形态的博弈，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随之变得越来越复杂、甚至越来越尖锐化了。中国问题、中国议题完全与世界问题融为一体，反之亦然，世界问题、世界议题也将中国必然地卷入了其中，也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带来了有关中国当代文学、新中国文学评价的歧义甚至对立，其中也包括了对于文学“新人”的理论批评与历史实践的评价。
三是在无限开放可能的、新媒体世界及语境中重建文学主流价值观的阶段，主要指近十年，这是一个新媒体-自媒体-融媒体时代，也可以说是传统主流形态趋于瓦解，世界呈现碎片化特征的时代，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经典文学史传统也遭遇到了存续疑问及合法性的挑战。显而易见，“新人、新主题与现实题材创作”在当下成为一个问题的含义或挑战、同时也一定会是无限的机遇，就显得格外分明。这既是个技术问题，或者说现状问题的产生确实源于技术因素，但导致的问题或结果首先也是个如何重建文学主流价值观的问题。在此意义上，“新人、新主题与现实题材创作”就是把文学与社会心理建设、文学与时代政治建设贯通起来的一个重大议题。而在文学内部，这个议题又是对于当代文学生产的一种鞭策，在一极化的权力结构已呈颓势之后，它将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重建这个时代的文学地位——文学的特性、尊严和价值观。
只是稍许有点疑惑的是，网络技术及其产品平台的发展仍在继续，文学和文化产品的形态及价值随之不断变动，特别是文学和文化生产机制也需要重大调整。那么，如何确认、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人”呢？这一文学挑战，象征的正是我们已经面临却一时还没有把握回答的问题。也许是这一原因吧，有时我们还会看到种种冲突的场面竟是如此激烈，文学中的“新人、新主题与现实题材创作”的探索应该也是为整个社会发展建设所做的努力。这本身就是个文学和社会的现实问题。
03
新媒体“现实”，或文学现实的意义
现实是一个貌似客观、实在、所指确定的概念，有着接近于真实性的语感体验。但实际上它所内含的意识形态性、倾向性、立场性极为丰富，甚至可以说就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一般理论或哲学概念。哪怕是在生活层面上也是如此。那么，文学现实的不确定性就更加鲜明了。在新媒体语境中的文学现实——文学意义上的现实，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描述的对象或存在。科幻的勃兴，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中所谓现实概念意义变化的一种折射。也就是说，现实的广度，现实的光谱，已经覆盖、包容了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现实——想象的现实的全部。从二次元到外星球、异文明、多维世界，都已经成为真实的存在，我们全部的幻想已经成为我们的现实。以前有过何谓生活的争议，一种说法是到处有生活，到处是生活；反之者则认为需要定义生活真实性的价值观，这就将生活认知问题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立场。但是现在，虚拟生活已经成为现实，这使得生活本身更接近于文学意义，我们的生活场直接就是文学世界。那么，现实的传统客观性定义显然已经无法概括当今的现实，需要一种统摄性的、整体性的、总体性的思考和视野，才有可能处理新媒体语境中的现实。传统文学理论恐怕并不能圆满回应当下的文学现实。
意识形态或理论的变迁不止在观念领域，还特别表现在技术领域——技术领域的文学冲击构成了文学的新现实，这就是“媒介（性）的文学”的挑战。1990年代开始，我们已经关注、重视到了文学的媒介性——从文学媒介进入研究文学，或研究文学媒介问题。到了今天，一个相关的问题或现象变得更为突出和重要，这就是“媒介（性）的文学”问题。文学的媒介研究，前提是文学（内容）决定媒介（形式），后者不具有决定意义和地位；而“媒介（性）的文学”关注的是媒介对于文学（内容、形式）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媒介的条件而使文学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媒介造就了怎样的文学？换言之，技术因素对于内容生产的影响、主宰已经在网络时代成为了显著的现实。包括一般网文的写作，主要就是技术支撑、在主要技术条件下的创作活动。文学史上，新闻报纸催生出了报章体写作，副刊对于类型文学的阅读和市场成熟有着直接的生成机制作用，专栏作家和博客写作有点相似吧，连载文学不就是今天网文大神的生产方式吗？如果说纸媒的条件限制统摄了种种纸媒文学的形式和形态，网络的条件同样可以形成网络文学的形式和形态——这就是我所谓的媒介（性）的文学。与一般形式决定内容的形式主义观点不同，媒介（性）的文学着眼并强调的是技术要素（生产工具）在创造新文化、新文明的过程中，同时创造了新技术时代的新文学。宏观地说，如果我们人本身将被基因技术所改变，人类社会将被人工智能所改变，地球将被外星球生命所改变——凭什么“人的文学”不变？
阿尔法狗vs李世石围棋对决、第七代机器人小冰
已有案例说明：围棋机器人阿尔法狗一代、二代开启、也终结了人机大战的意义，并对围棋运动及其市场产生了无可挽回的影响，标志人的智力高度的神秘乃至神圣性的围棋时代已经走向了落寞。这一惨痛的教训应该是，不要再和人工智能企图比试智慧和创造力，否则一定死得很惨。就此也不妨预言：人工智能也许就是毁灭文学的技术，或凶手——从微软小冰写诗到人工智能叙事文学的出现，应该是在最近屈指可数的几年内就会实现的。职业九段和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面前，是否都会渐成笑话呢？
也就是说，现实正在发生整体性、结构性的改变，何为现实题材自然成为了一个新问题——新时代文学的实践将对此有所回应，提供答案。在此，“新人”倡导的根本性意义也就呈现出来了：中国文学的创造和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对于人类世界的贡献一样，将为网络和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文学提供一种整体性的智慧产品，涵盖有从意识形态到技术手段的新文明的内涵。也可以说，始于意识形态的“新人”创造及其与现实的关系主张，最终将是超越于特定意识形态的普惠于人类精神生活价值的一种文学路径实践及其贡献。这也是一种文学的“向死而生”或凤凰涅槃的文明再生过程。 也许，今天特别要对中国文学的实践走向作出正面判断，储蓄建设经验，由此加强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世界文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中国文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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