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提示：

• 為什麼寫的問題應該一直揣在作者的懷裡，時時刻刻思謀它，維護它，發展它，讓它成為你寫作的不竭動力。
• 寫給誰看的問題似乎不在寫作考慮的範圍，其實這個問題如果犯糊塗，不清晰，寫作就會舉步維艱，甚至招來滅頂之災。
• 怎樣寫的問題是前面兩個問題的自然延續，作者心中篤定自己為什麼寫，知道為誰寫之後，必然清楚自己應該採用什麼樣的寫作方式。

寫小說最核心的有三個事：為什麼寫、寫給誰看、怎樣寫。但是，寫作中前兩個問題往往被忽略，而第三個問題自然就不好解決。先解決價值觀問題，才可以談方法論問題。寫小說沒有正確的價值觀，很難有大的成就；只有先解決"道"，然後才能談及"技"。

托爾斯泰

一、“為什麼寫”的問題應該一直揣在作者的懷裡，時時刻刻思謀它，維護它，發展它，讓它成為你寫作的不竭動力。

1889年，老托爾斯泰61歲，他已經出版的《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享譽世界，他的思想和文學征服了歐洲整個知識界，可以說他功成名就。

但是現實生活中的他卻陷入危機。他看到貴族階層和國家機器都已經墮落到了極點，民眾受苦，地主貪婪，朝廷卻文恬武嬉，對此他充滿了痛苦和憤恨，但他又很無力，他一度甚至想以自殺離開這個醜惡的社會。

同時，對他自己的文學和寫作開始懷疑，上流社會越是恭維他、吹捧他、崇拜他，老托爾斯泰越是感到羞憤、惱怒和痛苦，因為在他看來，他在文學上的"成功"已經像一條繩索牢牢地捆住了他，讓他服從現有體制，認同既有秩序，起碼不能公開反對沙俄的社會制度。

《戰爭與和平》劇照

就在托爾斯泰苦惱萬分的時候，還是文學拯救了他。

1889年他聽到了一個真實的案件：一位貴族青年引誘了他姑媽家的婢女。婢女懷孕後被趕出家門當了妓女，被平白指控為謀財害命，受到審判，恰好這個青年是審判法庭上的陪審員，他認出了這個妓女就是當年他引誘的婢女，於是他良心發現，開始為婢女上訴。

根據這個真實的故事，托爾斯泰開始寫作《復活》。他最初的打算只是寫一個道德勸誡故事，只是一箇中篇小說的規模。但是，當他寫完這篇小說之後，並不滿意，他認為這部小說雖然寫出了貴族社會的虛偽和無恥，但是沒有觸及到社會的更深層的方面，沒有紓解他多年的困惑和痛苦。

於是托爾斯泰對《復活》開始了為期十年的擴充和修改工程。

通過寫這部小說，他要把俄國社會的情況一覽無餘地展示給讀者，他要讀者看到俄羅斯的貴族是高尚還是卑鄙，俄羅斯的農民貧窮和墮落的根源在哪裡，他更要揭示造成社會極端不公的司法腐敗制度已經爛到了什麼程度。

於是他將一箇中篇道德故事改造成了對全俄羅斯從皇宮大臣到基層官吏，從莫斯科到西伯利亞，從農民到貴族再到革命黨等階層的全息透視、全景掃描、全方位探察的長篇鉅製。經歷了前後六稿，1899年《復活》完稿，托爾斯泰終於實現了"要講經濟的、政治的、宗教的欺騙"，但主要是講"專制制度的可怕"（托爾斯泰日記語）的小說主題。

自然，這樣的小說定然是轟動世界的不朽名著。

《安娜·卡列尼娜》劇照

《復活》的寫作告訴我們，作家的創作動機是多麼重要。

1.遵從內心的信念，把寫小說當作解決自己思想困惑的有效途徑，自然寫作就有了不竭的動力。

如果只是為了發表，為了獲取稿酬或版稅，為了博取公眾的擁戴，托爾斯泰可以不費力氣地將起初的小說稿交給出版社，但是托爾斯泰的偉大在於他已經超越了世俗力量的約束，他執著于思想問題的解決，執著於內心痛苦的宣洩，執著於生命深處的糾結，傾盡全力寫小說，牢牢把握為什麼寫這個根本要務，驅遣藝術之筆竭力探察現實世界和靈魂世界的邊界，為人類交上一份沉甸甸的藝術精品。

2.為什麼寫的問題不只是統御作者自始至終奮力追索寫作的至高境界，還會讓他不斷適應新的思想內容，創新藝術手法。

《復活》給世界文學帶來巨大藝術震撼力，不只是他的內容和主題，還在於它的寫法超凡脫俗。全書三卷五十萬字，雖然篇幅較長，場面和人物眾多，但是小說的結構卻非常巧妙：全書始終圍繞瑪絲洛娃謀殺案的審判、上訴、是否重審、能否改判等一些列問題展開，讀者跟著聶赫留朵夫一路去莫斯科、彼得堡、西伯利亞，在法庭、高官宅邸、舞會現場、流放路途、政治犯監獄等場景認識形形色色的人。單線推進卻不顯得小說單薄，故事曲折卻線索清晰，這種結構形式為後來許多小說家所借鑑。

3.心中始終想著為什麼寫的問題，作者寫作的動力和革新的勇氣就會源源不斷，綿綿不絕。

托爾斯泰是世界上公認的最具有社會情懷的作家之一，他寫作的目的其實很簡單，就是為了改造社會和對社會不公平發聲。為什麼寫的問題在他心頭是如此強烈和鮮明，以至於托爾斯泰幾乎不關心什麼寫作技巧和寫作規範問題，因為他的小說就是規範，他的每篇小說幾乎都會創造一項寫作技巧。《戰爭與和平》創造了四聲部和聲式的華麗結構，《安娜·卡列尼娜》創造了雙線敘述結構，《復活》成為了20世紀心理分析小說和意識流小說的先驅。

小說《復活》書影

王安憶曾這樣評價托爾斯泰：

他不是靠特徵性取勝的，他靠的是什麼呢？靠的是高度。我想托爾斯泰永遠不會怕別人模仿他，也不用別人去擠佔他的地盤，因為他超出地面，站在高出。我看托爾斯泰的東西，特別感到激動，我覺得他站得那麼高，可卻像你人生的夥伴，在你最困難的時候他可以幫助你，他總是要告訴你一個理想，這個理想你很難達到，可有了它在，事情就不同了。(王安憶《心靈世界》P95)

作家心裡一旦明確了、篤定了為什麼寫的問題，就會時刻思謀它、維護它、發展它，久之他就成了一個帶光、帶電的人：他的題材是源源不斷的，他的人物是呼嘯而來的，他的技巧也會不期而至的。

二、寫給誰看的問題似乎不在寫作考慮的範圍，其實這個問題如果犯糊塗，不清晰，寫作就會舉步維艱，甚至招來滅頂之災。

如果你是一個初學寫作的作者，你的小說寫的是一個五線城市中年婦女的普通的家庭生活，講一些婆媳鬥法，小叔和嫂子擠眉弄眼的瑣碎故事，我敢保證，沒有雜誌願意刊登這樣的作品，因為沒人願意讀。五線城市的讀者不喜歡讀，那是因為他們天天過這樣的生活，你寫得再生動，也不如他們自己的體驗深刻。

大都市的人對這類題材也不會感興趣，因為五線城市的生活對他們來說既遙遠又熟悉，人際關係無非是大城市家庭生活的翻版，只不過五線城市的婦女生活更世俗，更瑣碎，更沒有新奇性，一句話，他們認為這種題材太"low"。

婆媳鬥法

給誰看的問題直接決定了你的小說的生死。沒人看，讀者對你的作品不感興趣，你的小說還沒出生就被判了死刑。

但是，如果你的小說把這種家庭婦女生活搬到了上海，當然不是現在的上海，而是一九四零年孤島時期的上海，讀者就不同了。張愛玲的《金鎖記》就是寫這樣的題材，這樣的背景，也是這樣瑣瑣碎碎、狗肚雞腸的家庭矛盾。這樣一來，你的讀者就來了興趣。

五線城市的讀者要看十里洋場的女人們如何度日，如何生活，甚至穿什麼衣服，說話什麼腔調；大都市的讀者喜歡懷舊，喜歡老上海的那種味道，那種格調，那種氤氤氳氳、挑挑逗逗的氛圍，那種病態的、蒼白的、陰鬱的大城市女人的壞與狠。

讀者是一種難以琢磨的非理性的群體，你不是圖書市場調查員，很難了解他們喜歡什麼，討厭什麼，你更不知道今天喜歡張愛玲，明天是不是可能喜歡丁玲。但作為作者，你不可能清晰地瞭解你的讀者，或者說你寫小說不管不顧，根本不考慮誰來看的問題，只是悶頭寫，寫出來的作品幾乎沒有不失敗的。

張愛玲筆下的十里洋場女人

海明威是世界級作家，即使不喜歡文學的人也知道他有一部《老人與海》，還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但是他在巴黎的時候，曾是一位籍籍無名的青年記者，寫過一些作品，儘管也出版過兩本書，賣出的最多也不超過500本，那是因為他從不考慮讀者的感受，他不研究寫給誰看的問題。

但是海明威是一位頗具魅力的青年男子。他天資聰明、頗善交際，而且外表英俊，風度翩翩。他有一種能力就是無人能及：當你見到他第一面，你與他交談幾句，便一下子就會被他征服，不由自主地喜歡上他，願意跟他交談。值得一提的是，他絕不會故意討好你，逢迎你，而是堅持自己的見解，如果你的意見與他相左，他的篤定和誠懇，以及他善意友好的態度，很快就會說服你。一時間，青年作家海明威成為巴黎社交界的矚目人物，而當時的兩位文學大佬格特魯德·斯泰因和埃茲拉·龐德成為海明威的忘年好友。

這兩位文學前輩告訴海明威，你要研究讀者，你要重視為誰寫作，給誰看的問題。美國女學者萊斯利 M.M.布魯姆查考了許多資料，還原了海明威受益於巴黎諸位名流的情景：

這些名流把年輕的海明威邀請到自己家裡去，把所知的一切傳授給他，把他打造成一個小有所成的現代作家的樣子，這是他夢寐以求的。他與他們一同喝茶、飲酒，自始至終用心看著、聽著。很快，在巴黎混得最好的那些美國人，作家、編輯以及文學殿堂的"看門人"，也都紛紛把手中的資源敬奉到他的腳下。他會毫不客氣地從中選取需要的，然後不作停留，繼續前行。說得委婉點兒，他總是用一些出人意料的方式報答贊助者們的慷慨。(布魯姆《整個巴黎屬於我》P21)

永不言敗的硬漢海明威

1925年，海明威毅然辭去新聞記者的工作，關起門來寫作第一部長篇小說《太陽照常升起》。這次他的心目中有了潛在讀者，那就是大都市精英階層和來自底層的城市青年。

有了這個底數，海明威的寫作思路大開：他把自己在巴黎遇到過得真人真事全部寫進了小說裡。而小說的主體部分是他親身經歷過的風流韻事。一位美貌、放蕩、同時追求好幾位年輕男子做她情人的貴婦被海明威寫進了自己的小說中，而他的寫法又是那麼不俗：機警、簡潔又熱情四溢。他對小資產階級的空虛和追求肉體刺激的本性與世界大戰之後的社會氛圍結合起來，既批判又憐惜，既肯定又否定，既強烈吸引又充滿反諷厭棄，這種寫作風格恰好迎合了許多讀者的口味。布魯姆分析說：

希望討好所有人的作品，可能在任何人那裡都不落好——《太陽照常升起》也冒著這樣的風險。不過海明威避開了這種情形，他那種雅俗共賞的散文風格為他守住了陣地。精英階層的批評家接受它，認為它令人信服地展現了戰後的焦慮，預示著文學新風格的到來。另一方面，正如海明威希望的，書中所有關於光鮮亮麗的上層社會、性和酒的內容，也成功地引誘了不那麼精英的讀者。似乎一夜之間，海明威就從一個有潛力的新手變為一個呼風喚雨的重磅作家。(布魯姆《整個巴黎屬於我》P213)

海明威的成功得益於他對社會問題的觀察，很大程度上也受益於他對讀者市場的認識：他知道他的小說寫給誰看。

黑夜過後，太陽照常升起——海明威

三、怎樣寫的問題是前面兩個問題的自然延續，作者心中篤定自己為什麼寫，知道為誰寫之後，必然清楚自己應該採用什麼樣的寫作方式。

路遙寫作《平凡的世界》的時候，正是中國文壇最熱鬧的八十年代中期，那時候文學界談論最多的是現代派和小說革新。小說界的口號是：寫什麼不重要，怎樣寫才是根本。大家比賽學習西方現代主義寫作方法：從意識流到魔幻現實主義，從黑色幽默到荒誕派小說，什麼表現主義、結構主義、後現代等各種思潮此起彼伏。

路遙在寫作的過程中自然感到很有壓力，因為他的寫作方式是老老實實的現實主義。

但是，路遙畢竟是有經驗的作家，他沒有為這些浮雲一般的洋概念和走馬燈一樣的時髦貨所迷惑，而是踏踏實實寫他的長篇小說。

他寫作的目的非常清晰，那就是忠實記錄陝北這塊土地上為之耕耘為之奮鬥的一代代人的痛苦和喜悅，掙扎和拼搏。而他的讀者是廣大的普通人群和平凡的人們，而不是少數精英人士，更不是批評家、學者。

路遙

寫作的目的和服務的人群清楚之後，路遙便更加清楚自己的寫作方法一定是被廣大人民所接受和喜聞樂見的現實主義手法，而不是現代派或更炫酷的後現代主義。

果然，《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寫完後，路遙想在《當代》雜誌社發表，但是卻被青年編輯周昌義果斷退稿：

當天下午，在陝西作協的辦公室裡，和路遙見了一面，寒暄了幾句，拿著路遙的手稿回到招待所，趴在床上，興致勃勃地拜讀。讀著讀著，興致沒了。沒錯，就是《平凡的世界》，第一部，30多萬字。還沒來得及感動，就讀不下去了。不奇怪，我感覺就是慢，就是羅嗦，那故事一點懸念也沒有，一點意外也沒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實在很難往下看。

因為讀不下去，所以退稿 （周昌義《記得當年毀路遙：我是怎麼退稿〈平凡的世界〉的》）

其實，周昌義退掉《平凡的世界》也沒有多少錯，誰讓路遙在那種追求現代派時髦的時候寫一部如此之"土"的現實主義小說呢？

對路遙而言，《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受到冷遇是在預料之中的，並沒有對他太大打擊，他很快振作起來，集中精力寫作第二部和第三部。事實上，路遙還是有些失落的，畢竟他是全國著名作家，陝西作協副主席，被雜誌退稿還是挺丟人的。

優秀的作家都是能扛事的，這點打擊不算什麼，何況《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還是順利在《花城》發表，在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尤為重要的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小說連播節目播送了這部長篇，引來全國億萬聽眾和讀者的注意和喜愛。

《平凡的世界》劇照

時間是一把利刃，無情地切開歷史的表層，透露出內部嚴峻的內容。

《平凡的世界》成為經典是歷史淘洗的結果。當年那麼多名噪一時的小說都已經被遺忘，現代派喧鬧一陣之後也歸於平靜，而《平凡的世界》卻歷久彌新，越來越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成為一部不朽之作，關鍵之處就在於作者正確的選擇——路遙忠實於自己的內心，而沒有被時髦的潮流所迷惑，也就沒有被歷史潮汐沖刷掉。

選擇了為廣大人民寫作和寫給大多數人看，並用大眾喜歡的現實主義方法，這樣的作品也必然會受到人民喜愛。

寫小說最核心的三個問題互相關聯，一脈相承。作為一個寫作者，往往比較關心怎樣寫和採用什麼方式寫的問題，往往忽略前兩個問題，對此，寫作者應時時注意，在寫作過程中盡力避免，及時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