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萬，500萬，300萬······
在11月20日足協下發暫緩簽署球員工作合同的通知後，中國足球職業聯賽新一輪的限薪政策浮出水面。
上述三個數字分別對應中超、中甲、中乙，三級聯賽的頂薪。
自1996年甲A聯賽第一次下發限薪令以來，這已經是中國足協第四次針對球員工資出臺政策性規範。
1.為什麼要限薪？
關於這個問題，可以給大家一個有趣的數據作為參考。
在《2018年全球體育薪資報告》中，中超聯賽以105.2萬美元（約合743萬人民幣）的人均年薪，位列英、西、意、德、法五大聯賽後的世界第六位。
同年中國公民的年均收入為6597.93美元，約合46000元人民幣。
中超球員的收入相當於全國平均工資的160倍，這一數據位列世界第一。
換句話說，中超球員僅需不到三天的時間，就能拿到一個普通人一年的收入。
在畸形的商業運作裡，中國足球正在經歷著“高薪低能”的荒唐時代。
而促成足協在短短一年時間內就兩次出臺限薪政策的，無非就是兩個原因：
1.踢得實在太爛
2.掙得實在太多
除了足球外，全中國沒有一項運動可以讓人們達成如此糟糕的社會性共識。
大眾不想讓自己的足球熱情成為促成這種畸形的環境的“禍首”，叫苦連天的投資者也需要一個正常的商業環境。
這個時候，“限薪”就是最直接有效的解決途徑之一。
2.為什麼是限薪
在2018年時，球員薪資已經佔到了一家中超俱樂部每年總開支的7成以上。
為了維持俱樂部的競爭力，各投資人不得不以燒錢來求生存，外援比拼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在本土球員這一層面才是“有價無市”。
一名優秀的國內球員乃至國腳，在各俱樂部都是香餑餑。
以至於像胡睿寶這樣有過留洋經歷的年輕球員，儘管轉會恆大後遲遲得不到出場機會，也能輕鬆掙得不可思議的900萬年薪。
根據亞足聯官方數據顯示，2018賽季中超各俱樂部的薪資總支出高達6.96億美元，將這一數據橫向對比亞洲其他聯賽時，也是獨一檔。
日本J聯賽的薪資總支出為2.4億美元，施行了限薪的澳超僅為3100萬美元。
以2018賽季中超16隊的平均薪水排名為例：
2018賽季中超16隊工資支出
恆大、上港、河北華夏、江蘇蘇寧以及的天津權健分列前五，尤其是處在爭冠頂端的恆大與上港兩家的平均工資均超過了210萬美元，摺合人民幣1510萬。
即便是排名倒數第一的北京人和，球員平均工資也打動了驚人的248萬。
而這些高昂的薪資成本，成為了俱樂部日常運營中最為頭疼的一筆支出。
前段時間，足協連續調研了多家中超、中甲俱樂部，得到的回饋皆是球員薪資太高與競技水準相差過大，俱樂部運營負擔過重。
整個2019賽季32家中超中甲俱樂部在上報給足協的數據統計中，球員的薪資與獎金支出佔到了俱樂部總支出的75%以上，個別俱樂部甚至超過了85%。
相比之下，J聯賽本土球員最高年薪摺合人民幣也不過300萬左右，本賽季加盟皇馬的天才久保建英在東京fc時更是隻有30萬人民幣的薪水。
若這樣的球員放在國內，恐怕要翻上10倍。
如此畸形的薪資水平，是導致各俱樂部長期處在虧損狀態的主要原因之一，“限薪”迫在眉睫。
3.限薪能成功嗎？
其實中超早在2018年年末，足協就已經下發了著名的“四大帽”。
即注資帽、薪酬帽、獎金帽、轉會帽。
其中規定了每家中超俱樂部薪酬總額佔支出比例的限額，2019賽季不得超過65%，2020賽季為60%，2021賽季為55%。
國內球員個人薪酬最高（不含獎金）不得超過稅前1000萬元。
以恆大為例，在2018賽季總支出的24.3億中，其薪資比例達到了14.52億，達到了總支出的67%。
在2019年8月公佈的上半年財報信息中顯示，恆大在半年內已經由母公司注資12.16億，超過了足協規定的全年注資額限制。
主要原因自然是水漲船高薪酬。
恆大尚且如此，各家中超俱樂部也大抵相同。
不盈利是目前中國各級職業聯賽的通病，俱樂部只能依靠母公司的不斷輸血來完成日常運營。
足協這次對球員薪資如此嚴格的限額，恐怕也是出於想要快速降低運營成本的目的。
若強行以賽季初的政策去要求，恐怕賽季末32傢俱樂部將會統統收到罰單，屆時足協也會頭疼萬分。
可真的能成功嗎？b哥只能說，目前來看“限薪令”只是一個美好的願望。
長久以來形成的頑疾，並非一年兩個政策就能消解，儘管多位俱樂部投資人表示中國球員最高薪給500萬都嫌多，但也是騎虎難下，打碎了牙齒往肚裡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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