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飞鹤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同年10月，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创办刊物《历史研究》，并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拟由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11月中旬，陈的学生、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篯南下广州请陈寅恪北上。结果，陈寅恪拒绝了这一请求，并让汪把自己的意见记录下来，这就是《对科学院的答复》。在这篇《答复》的最后一个部分，陈寅恪特意提到了一个人，那就是郭沫若：
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在这段文字中。陈先称呼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四堂”就是甲骨四堂，指的是中国近代四位著名地研究甲骨文的学者：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号雪堂）和王国维（号观堂）。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是充满了对郭沫若甲骨文研究成就的赞赏。
但接下来他引用了一个典故“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他是把碑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视若生命，警告郭沫若不要做段文昌。面对学术指导思想上的单一化，陈寅恪在信里直接针对国内学术机构的最高代言人郭沫若，重申学术独立的价值，并提醒郭沫若不要忘记以生命抗争学术的王国维，彼此都是“四堂”之一，要他能真正对得起他的位置和他的名声，也作为学术独立声张正义的人。
再者，在《答复》的前面，陈寅恪还专门提到“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其实也是专门针对进而反驳郭沫若对于王国维之死的解读。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谈到：“王国维由于受了罗振玉的影响，一层层封建的纲纪便把王先生封锁着了，逐渐逐渐地被迫成为了一位遗臣。”陈寅恪不同意王国维自杀是为满清“殉节”的说法，他认为王的死因是由于受了罗振玉的逼迫与伤害。陈寅恪认为这与当年他为王国维纪念碑题所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
10年以后，郭沫若在其新著《李白与杜甫》中对早已含冤去世并无还手之力的陈寅恪杀了个回马枪。
一些人以此为据，陈寅恪和郭沫若“积怨”甚深。但关于二人之间的关系，谭解文在《关于郭沫若与陈寅恪关系的辩正》一文中论述得非常好：
猛哥V
郭是有才的政客，陈为纯粹的学者。两人同为民国时期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是史学界一面旗帜，郭只是勉强当选，这一点通过傳斯年实施学人抢救计划足以证明。新中国后，郭讲政治讲关系讲人脉进入权力核心，毁陵考古，巴结江青，迫害学者，性乱婚杂；陈由北平到南京后，迅速经广西到广州，远离权力中心，避祸岭南学院。当学生汪篯受托来请陈到北京就职时，以征服者的口气说话，陈当即斥责:“你不是我的学生，给我滚出去！我的学生必须意志独立，精神自由。”可见其骨气。陈之所以没有被定为右派，只算中右受到批斗，并不是郭不想迫害他，那是高层的意思。
二不先生
郭沫若和陈寅恪的关系很一般。
两人的治学理路、政治信仰、专业志趣都不相同。换句话说，这两个人天生不对路子。
例如，1958年郭沫若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一文。这篇文章主要就是要反对陈寅恪式的史学研究方法，推崇“厚今薄古”式的研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郭沫若在文章中指出：
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史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希望他不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最后，郭沫若呼吁大家要超越陈寅恪。由于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大跃进，所以陈寅恪自然也就遭到了批评。如陈先生所言：“1958年，全国有厚今薄古运动。我当时也受到批判 。我便不再上课。”
对于有些将郭沫若说成是对陈寅恪进行政治打击的观点，其实也站不住脚。
郭沫若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权威，陈寅恪是旧史学或资本主义史学的权威，两人不对盘是必然的。但是，郭沫若很认可陈寅恪的研究。用郭沫若自己的话讲：
同乃超去看陈寅恪，他生于庚寅，我生于壬辰，我笑说今日相见是龙虎斗。
因此，郭对陈的批判主要还是以学术价值观为主，而不是单纯的政治人身攻击。
总而言之，关系一般，但是维持了学术人的体面。
HuiNanHistory
1949年后，郭沫若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跟陈寅恪有一定程度的交往，期间表现了对陈寅恪的关爱。陈寅恪刚开始写诗讽刺郭沫若，后来对于郭沫若的工作很配合。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中国科学院根据会议精神和中宣部的提议，决定成立上古、中古和近代史所三个历史研究所，分别由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担任所长。陈寅恪当时任教于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请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寅恪的弟子汪篯带着郭沫若、李四光署名的邀请信前往广州，请陈寅恪来京就职。
1953年12月，陈寅恪口述《对科学院的答复》，重提他给王国维的碑文，并认为“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他提出就职条件：“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他还要求汪篯：“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挽王国维的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陈寅恪用了韩愈段文昌的典故。韩愈曾写了《平淮西碑》，叙述裴度平息蔡州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叛乱的战事。李愬的妻子是公主，她认为战功应归功于她的丈夫，于是令人毁去韩愈书写的碑文，令段文昌重撰碑文为李愬颂功。但后人记住的却是韩愈的碑文。李商隐曾写了长诗《韩碑》，尽力歌颂裴度和韩愈，表明公道自在人心。对于这个典故，郭沫若十分清楚。他在19岁时曾评点李商隐《韩碑》诗：“谓韩退之平淮西碑：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此二语者，非愈孰能当之，然亦少褒矣。” 皖南事变后，他又写了一首七绝："鹏鸟纵遭鸠鷃笑，凤鸾虽死不为鸡。韩碑毁去韩文在，莫道樊然无是非。 ”
这首诗也用了韩愈碑文的典故，为新四军鸣不平。没想到现在陈寅恪却讽喻郭沫若要毁去“韩碑”。
对于陈寅恪的讽喻，郭沫若并不在乎。就在郭沫若接到答复后不久，《历史研究》编委会成立，请陈寅恪做编辑委员。郭沫若为此事于1954年1月16日再次致信陈寅恪。陈寅恪收信后立即回信：“沫若先生左右：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手示敬悉。尊意殷拳,自当勉副。寅恪现仍从事于史学之研究及著述,将来如有需要及稍获成绩,应即随时函告并求教正也。” 不久，陈寅恪《李唐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和《论韩愈》分别发表在《历史研究》创刊号和第2期上。
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四个学部，通过杜国庠征求陈寅恪的意见，陈寅恪愿意就任学部委员。郭沫若获悉后十分欣喜，请刘大年代为起草一封致陈寅恪的信，郭沫若作了润色：
学友杜守素先生来京,获悉先生尊体健康,并已蒙慨允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曷胜欣幸!
学部乃科学院指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与学术活动之机构,不致影响研究工作,日前正积极筹备,详情由守素兄返粤时面达。
尊著二稿已在《历史研究》上先后发表,想已达览。《历史研究》编辑工作缺点颇多,质量亦未能尽满人意,尚祈随时指教,以期有所改进。尊处于学术研究工作中,有何需要,亦望随时赐示,本院定当设法置备。（下图为刘大年）
郭沫若对陈寅恪十分尊重，后来两次去拜访陈寅恪。
1961年3月3日，郭沫若利用到广州的机会，在冯乃超的陪同下拜访陈寅恪。陈寅恪属虎，郭沫若属龙。郭沫若开玩笑说当天的相见是龙虎斗。他在日记中写到：“伊左目尚能见些白光，但身体甚弱，今年曾病了好久。胃肠不好。血压不大高。不相信中药，自言平生不曾用过参。” 他们还谈到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陈寅恪要找北京图书馆的《一笑亭集》，要纸张。他俩谈了一个小时，郭沫若才告别出来。
1961年11月15日，郭沫若再一次去中山大学拜访了陈寅恪。这天下着雨，但他们的会晤却十分温暖。郭沫若在日记中记载： “访陈寅恪，彼颇信云贞曲之枫亭为仙游县之枫亭。说舒四爷，举出《随园诗话》中有闽浙总督五子均充军伊犁事，其第四子即可谓舒四爷。余近日正读《随园诗话》，却不记有此人。我提到“句山樵舍”，他嘱查陈氏族谱。“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渠闻此联解颐，谈约一小时，看来彼颇惬意。”
这些细节都说明两位著名的学者关系是很融洽的。
王可期
郭从本质上说，他是个诗人，虽然，在历史上，在甲骨学上，都有一定的成就。只是可惜他不够纯粹，是个有颗不安于当诗人的心的诗人。而陈就是个纯粹的学者大家了。他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到今天，还让人又敬又佩。他们关系，虽有交集，然本质上是两类人，好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