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劉慈欣的《三體》是件困難的事情，因為可以選擇的角度太多。反覆思量過後挑了這個角度，在我看來，寫一部好的科幻小說，或者一部適合評論家們的科幻小說都不是難事，但是當作家的心思並不是用在這些上面，而是捎帶著完成了這兩件事的時候，就並不是那麼容易了。很容易看出，劉慈欣在《三體》中表現出來的野心很大，不僅是試圖將自己的作品序列進行系統化整理和某種程度上的超越，更重要的是試圖給出一些達到“科幻”這個語詞內涵之中的嘗試。這些嘗試的可貴之處勇氣可嘉，以至於《三體》作為一部小說這樣那樣的問題都不足以稍稍削弱這種嘗試中閃耀著的光芒。 作為一部小說的《三體》，並不是一部足夠好的作品。這種鏡框式的敘事結構在這部小說中，鏡框反而佔據了重要的位置。對於葉文潔經歷的插敘事實上並不適合用這樣一種方式來表達。這便是其結構上最大的敗筆。此外，劉慈欣作品一貫疲弱無力的人物塑造，在這部小說中並沒有得到太多的改善。與《球狀閃電》類似，劉慈欣在《三體》中選擇的敘事人是汪淼，而這個敘事人僅僅提供了一雙眼睛——一個視點，在敘事中的作用並不比一個RPG遊戲的主角更重要，這個視角無疑是精心選擇的，因為劉慈欣的本意，從來都不是要塑造人物，因為他的科幻構思太過宏大，留給人物的地方本來就不多。然而這個視角事實上也存在問題，部分章節，尤其是插敘章節，明顯可以看出視角轉換的不流暢。在另一方面，小說中採用的文本拼貼的寫作方式，運用的還不夠純熟，無疑“三體”遊戲的有關章節和紅岸基地解密文件的章節中，這種拼貼的方式是十分有趣和有效的，然而其他章節並未能很好地將這種手法統一。
然而這些都不是大的問題。或許這是一種症候，劉慈欣作為經歷文革的一代知識分子的成員，勢必會陷入某些知識界共同的書寫-表達的困境之中。在關於自我認知和知識分子社會角色選擇的表達中，劉慈欣選擇的是一種比較真誠的態度，某種意義上的“有機知識分子”，科學界的知識分子——至少葉文潔和汪淼的身上都體現出這種傾向，雖然他們的思考都十分之樸素。然而同時伴有的認同和書寫的困境，或許會在某種程度上導致寫作中視角-身份的迷失。這便涉及到《三體》作為一個大眾文化文本傳達出來的某些微妙的東西。2006年，文革40週年，中國科幻界三巨頭“何慈康”中的兩人都發表了涉及文革的重要作品（另一部是王晉康的《蟻生》），這並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事實上，在中國科幻新生代十幾年的寫作過程中，中國科幻小說已然逐漸轉向真正意義上的大眾文化文本——科幻小說本來的面貌。而《三體》和《蟻生》作為在操作上比較成功的案例，其意義是不容忽視的。因為我們終於看到了科幻小說對於“當代史書寫”這一充滿陷阱和荊棘的領域的回應。
還是說《三體》之中的文革敘述。正如戴錦華所言，文革之後，合法的文革敘述只有兩種途徑，一是“挺身抗暴”的英雄，二是“苦難深重”的民眾。《三體》也未能另闢蹊徑。文革敘述不僅僅是一個頗具噱頭的時代圖景，也是情節的結構性動力——葉文潔做出回應外星文明決定的核心心理動因。文革中的遭遇使她徹底地對人類文明失望，從而以這種超乎尋常的背叛——事實上也是被指認為“他者”之後試圖尋找認同——來完成她的反抗和復仇。文革被描述為一場災難，並且，在伊文思的經歷中，劉慈欣將這種災難擴展為人類工業文明帶來的災難。在劉慈欣看來，文革的災難尚且容易理解，而工業文明的災難是隱秘的，是隻有精英知識分子——葉文潔和伊文思等人才能意識到的源於人性的災難。於是這些精英知識分子選擇拋棄“愚昧無知”的大眾，仰仗於一個外星文明可能，僅僅是可能，帶來的毀滅或救贖。這似乎是“他們”眼中對重重危機之中人類文明唯一有效的解決方式。然而劉慈欣並未對這一點的合法性做過多的道德評判（而事實上這裡確實是一個展開和深入主題的非常有效的方式，也是所謂“宇宙道德”的探討），並且在此後的行文中，似乎也並不認同這種“精英知識分子”的決定。在結尾處，劉慈欣給出的“拯救者”是史強這個粗俗的警官，給出的“想象性的解決”卻是“殺不盡的蟲子”，是那些精英知識分子之外的力量。這一點非常有趣，劉慈欣在知識分子認同上的搖擺不定彰顯無疑。
然而這畢竟是一部科幻小說。劉慈欣雖然試圖給出一個關於中國當代史的描述——從文革到新時期，然而他有意或無意地從中國社會的現實滑脫開去，將故事發生的時代設為當下正在行進的時代，從而繞開了當代史中許多不僅僅是科幻小說無法處理的問題。在另一個方面，三體文明所遭遇的危機，與地球文明事實並沒有什麼兩樣。同樣是毀滅性的——比如文革之於中國或工業文明之於地球。三體文明的精英知識分子們做出的回應則是拋棄這個世界。然而他們並沒有意識到的是，三體文明的危機，看似是源於外部，實則也是如地球文明的危機一樣，包含在其內部。雖然有人試圖指出這一點，但是巨大的“壓力”使得他們終歸選擇了侵略（嗯，怎麼有點像日本？）。於是地球文明有了明確的一個“他者”，於是在小說中，一種超越後冷戰時期意識形態的局面開始出現，“人類”這個詞開始在恆星文明的尺度上開始成立。與插敘部分明確的冷戰格局相對照便十分有趣。劉慈欣並未能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表述，在《三體》中，這些問題都是天然存在的，文革的原因被歸於人性之惡，工業文明之危機被歸於人性之貪婪，與之對照的三體文明之危機被歸於無法抵禦的惡劣環境，然而至少在文革的書寫之中，中國社會如何進入後文革時代的過程不見蹤跡，文革“自然”地發生而“自然”地結束，甚至不構成一種能夠解決自身文明危機的能力——當然也不能給予葉文潔任何信心，而事實上能令葉文潔更加絕望的中國後文革時期的更大更嚴峻的問題也只是在她與伊文思的談話中露出了冰山一角，而且是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一角。後冷戰的世界，也僅僅是因為外星文明的入侵而實現了“和解”。這種書寫方式未免太過簡單和片面，或者太過理想主義。畢竟當代史書寫尚有許多禁區，並且，對於一部科幻小說，我們似乎不能要求太多。
然而這種嘗試仍然是十分勇敢的，從另一個角度給出了一種文革和當下世界面臨的問題的描述，雖然仍然是精英知識分子立場上的極為樸素或者幼稚的描述，然而至少他的思考是在人類文明的層面上進行的。文化研究的學者們或許也會給出這樣那樣的精妙理論，然而科幻小說家所要做的，只是稍稍前進一步，當這種文明的危機遭遇到一種僅僅是在虛構中出現的解決方式的時候，當抱有樸素理想的幾個人，或者一些人，有權選擇人類命運的時候，這種對可能性的探討，本身就具有某些思想方法上的意義。
至於《三體》之中所謂宗教，在我看來仍然脫不開基督教的影子。三體組織融合了紅衛兵、納粹軍國主義和恐怖組織的特徵，而無論是降臨派和拯救派，事實上都是基督教之末日審判的一個科幻版的表達。在科幻小說家那裡，超越這個世界的維度之外的，都是神/上帝。於是神的存在是某種程度上可以被人類理解的狀態。這便迴歸到所謂“科幻的本源”或者“科幻的語境”的問題。在夏笳關於中國科幻的論述中，由於中國人對於世界的獨特認知方式和哲學觀念，事實上造成了一種關於末日/救贖這一科幻母題/本源的“語境缺失”。在《三體》中，這一概念以一種與中國當代史結合/纏繞的方式出現，將這一母題嵌入中國“現實” 當中，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這種缺失。
應該看到，《三體》事實上仍然是一篇關於外星文明入侵地球的“故事新編”，仍然如好萊塢科幻片一般，展示了極富視覺衝擊力的技術細節，設置了較為有效的懸念，並給出了一個充滿光明的結局。畢竟科幻小說終歸是大眾文化產品，它必須給受眾帶來視覺快感和精神撫慰。當然好萊塢科幻片經常遇到的問題是太過追求視覺衝擊力而忽視其他，劉慈欣小說中的宏大想象力具有同樣的問題。所幸劉慈欣仍然是唯美的，或者如吳巖所言“新古典主義”的，《三體》乾淨利落地逃脫了災難片常見的愛情故事的俗套，卻在當代史書寫的嘗試中陷落。然而科幻文本又始終是一面鏡子，如愛麗絲之鏡，在“另一個世界”中尋找自我的歷史和生存狀態，也如風月寶鑑一般，照出一個可能性的未來和一個想象性的解決。“科幻”之內涵不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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