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谑诙谐中蕴藏严密的逻辑思维
——《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解析
作者 徐向顺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出现的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是一部有意创作而为的讽刺小说，开启了我国讽刺小说的先河。鲁迅先生特别推崇《儒林外史》，指出“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儒林外史》于独特的讽刺艺术中，彰显冷峻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与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不仅忠实于生活的本质的真实，而且处处尊重生活的细节的真实，努力追求客观事物形貌的极度精确，使人从看似平常的人生图画中体味到生活的真谛；而且、戏谑夸张之间，不违事理，具有极强的逻辑思维。我们不妨以“范进中举”情节为例，领略作者在极具诙谐、戏谑笔墨下演绎着严密的逻辑思维。
“周学道将范进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丢过一边不看了。又坐了一会，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心里想道：‘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又取过范进卷子来看，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
周进前后“三阅”试卷，每次只是三言两语，用笔极其简练，读起来却也妙趣横生。读者在嬉笑之余，倘若能品味出作者在叙事中的机智，或许会拍案称奇！此中值得我们深思玩味的有两个问题：第一，周进对范进试卷的评价为何前后不一？第二， “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隐含怎样的推断？这两个问题均涉及演绎推理问题。“演绎推理它是从一般原理推出具体结论。动用演绎推理，我们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检查事物之间有无逻辑矛盾；第二，得出新的判断。”《儒林外史》虽说是文学作品，但它却遵循严密的逻辑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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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描述中演绎着三段论
我们首先探讨：周进对范进试卷的评价为何前后不一？
要比较三次评卷结果的差异，必须建立在一个稳定的参照物上，这样才具有可比性。这里，范进的文章是稳定的，有了不变的中间项，周进评卷标准、态度就成了评价结果的关键。虽然我们无法知晓范进的文章属于优、中、差中的哪一类，为便于简洁、清楚地识别吴敬梓在表述过程中所用的思维，我们暂且取优、劣参半的中等水平罢。
周进第一遍看范进试卷时，采用的评判标准应该说是：凡符合八股文要求的文章便是好文章！否则，便不是好文章！周进虽然也同情这个衣衫褴褛的老童生，毕竟初入仕途，乍任“学道”，不谙官道，岂敢失却奉旨衡文的职责。此刻，他评判文章的好恶观、自我情绪多半是被压制着，沉淀在潜意识之中而不敢外泄，于是，他会更多地留意于文章对“宗经”的背离之处，剔除离“经”的心理较为明显；因而，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为便于识别周进的判断过程，我们不妨列出其完整的推理程式：
大前提： 凡符合天子定立的八股文要求的文章才是好文章！
小前提： 范进的文章优、劣参半（有好、有差）
结 论： （范进）“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
第二遍看范进试卷 众所周知，人的自我意识、好恶之心虽被压抑，但不能长久，它总要活跃起来。周进潜意识被激活，原先的心理状态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开始影响其行为，于是，他的评判标准渐渐地发生改变，此时抱定：“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可见，其提携心理明显增强，批阅起来会越发关注范进文章里的貌合之笔。第二遍得出的结论是：文章有些意思。这里的逻辑推理程式表现为：
大前提： “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
小前提： 范进的文章优、劣参半（有好、有差）
结 论： （范进）“文章有些意思。”
第三遍看试卷 周进采用的标准与心理基本是寻着第二遍阅读标准和心迹差，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文章熟悉的加强，原先的心理因素在加强。第三遍的结果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综合考察，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由于前提、标准不一，即使是对同一篇文章的评价，也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此刻的逻辑推理程式为：
大前提： “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更强烈）
小前提： 范进的文章优、劣参半（有好、有差）
结 论： （范进文章）“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
从上面的分析以及补充完整的推理形式看，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整个推理程式与逻辑思维中的“三段论”是一致的——“三段论”是一种基本的逻辑思维形式，要求具有大前提、小提前、结论，“可是用自然语言表达三段论时，由于语言表达要求简洁经济，所以在具体语言环境中，一些表达依靠上下文完全可以不言自明的内容的语句，常常被略去，于是，人们见到的自然语言中的三段论常常是它的省略式。”《儒林外史》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作者用自然语言给我们展示了三段论的演绎推理过程。说真的，而能够像吴敬梓这样在文学作品中娴熟地展示严密的逻辑思维实在是罕见。
2
归纳推断中隐含逻辑悖论
通过解读周进三评范进考卷的推理程式，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这一推断。周进是这一推论完成者，其推论的前提是认定：范进的文章“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范进堪称为八股英才！然而，正是这位“英才”，二十岁便开始应考，考了三十四年，经历二十余次考场洗礼，结果总是不被试官看中。于是，周进从中得出一个结论：“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从推理形式上看，它符合三段论的推理形式。也即倘若前提真实——范进真的如周进所料想的那样有才学，而推理过程又准确无误，那么，“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的结论，正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八股制下，政治腐败、官吏昏庸、人才遭屈的社会现实。
然而，事实并非真的如周进料想的那样：范进也自认为：“总因童生文字荒谬，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取。”周进将范进卷子用心用意看了第一遍，心里也不喜，感慨“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至于范进知识疏漏，竟然不知苏轼为何人，就更不能恭维其才学了！如此说来，范进这等才学写出的不知“说甚么话”的文章，竟被周进看成“一字一珠”的“至文”，岂不使真正有才学的英才少了出头之机会，“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于此，吴敬梓为我们描述了八股制下庸才试官糊涂评卷的典型，从周进戏谑式的阅卷中，我们仿佛目睹了一个个糊涂官屈杀真才的真实情形，从而认清了封建社会扼杀人才的现实。
我们把前面的论述简略一下，将会得出下面两个假言的判断：⑴如果范进真的有才学，总不被选中，可见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⑵如果范进真的无才学，偏被看中，可见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分析：
⑴如果范进真的有才学，总不被选中，可见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⑵如果范进真的无才学，偏要选中他，可见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
范进或者真的有才学，或者真的无才学；
总之，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
这种二难推理的形式，就是通常所说的“悖论”。不论范进是否有才学，结论都是一样——也即对糊涂试官埋没人才进行无情揭露，进而对封建科举制孕育的政治腐败溃烂、官吏污浊无能予以深入批判。悖论在论辩中经常被使用，古代书籍里就有大量的例子，吴敬梓自觉与不自觉地运用了悖论这一强有力战斗武器，显然对深化小说主题、表现批判态度，十分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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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情节叙事中贴合心理与事理逻辑
生活逻辑不像形式逻辑那样可以用形式来表示，但它又是形式逻辑以外的事理的逻辑。从生活逻辑来看，首先，周进对范进怀有同情心是现实的。他年迈晚进，也期望与自己有相似经历的范进得中，这种期望没有逻辑根据，但有心理根据——人总是期望未来的事件与他经验过的事件相似。其次，周进读范进文章越读越有味也是可能的。我们常常为周进类似的问题所困扰，比如“情人眼里出西施”、“爱屋及乌”、“知之深爱之切”总会干扰我们的判断，有时还会改变我们多年固守的习惯。当周进越是同情范进时，就越发想提携他，范进文章中的亮点——哪怕就那么一点点大，都会在周进的瞳孔里放大成一个太阳。当然，而作为主考的周进持有这种心理是非理性的，但对于体察生活细微的吴敬梓来说，能够正视而不回避人物的经历、特定身份，用文字准确地描述出来，确是非常理性的。
范进中举痰迷心窍乃至发疯，看似不可思议，然而，从医理上看，绝非作者杜撰之笔，是完全符合生活现实的。中医学认为：人有七情，七情乖僻，可致人疾；范进精神失常，就是情感变化超过了极限所致。范进中举前的经济非常窘困，衣着“鹑衣百结”，家里已经两三天没米下锅，考了三十多年，连秀才的青巾都不曾戴上；精神上倍受谩骂与凌辱，岳父胡屠户说他是“尖嘴猴腮”，想中举是“癞蛤蟆想天鹅屁吃”。几十年的屈辱生活中，范进的情志多为忧悲思虑，神经是极其脆弱的，经受不了任何的情绪波动，稍有刺激，极易引发其精神疾患。《内经》说“思则气结”，忧思过度，可以引起脏腑气机的郁结，阻滞不畅，从而导致心脾之气纳化呆滞，运作无力。所以当他真的看到梦寐以求的喜报时，脆弱的神经实在经受不住这暴喜的冲击，精神终于失常了。要知道这瞬息之变，乃一步登天！它远远超过了他的心理支撑能力的限度。范进大喜过望而发疯，确如《灵枢•本神》说云：“喜乐者，神惮散而不藏。”——过喜暴喜，超过心理承受的限度则为失常伤心，从而使心脏神气涣散弛缓，神不守舍。临床多为情志失常，喜怒无度，力乏精疲，心悸失神，甚至狂乱失常，迷失本性。范进痰迷心窍、神志失常，是典型的“喜极伤心”之病。此后，范母喜极伤心，一命呜呼，也属此理。
讽刺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观念和具体的艺术方法的结晶体，追求的是道德上的完善和智力上的优越。显然，《儒林外史》无论是在艺术风格方面，还是理性智力方面，都达到了完备的水准，难怪何满子推崇“吴敬梓是宋明以来白话小说作家中传统文化的学养最丰厚、理性思维最出众的一位，” [5]鲁迅更是认为“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确立了《儒林外史》在讽刺小说史上“伟大”而又“唯一”的文学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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