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帝制时代，皇帝与皇储的关系多处于一种微妙的紧张感之中。考虑到最高权力的独占性与嗜血性，权力逻辑压倒父子关系也是此种政治竞争的必然结果。
不过，在皇帝与皇储的“斗争史”中，除了权力之争，也还有一种相对的小概率状况：政见不合。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感动的事情，在赤裸裸的权力关系之外，政治理念之争竟然可以成为一股清流式的存在。
作为中国最早的皇储，扶苏在政见上显然站在了秦始皇的对立面。面对父亲不惜民力与打压儒家的刚猛执政风格，扶苏多次谏言反对，“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犯颜直谏的后果是，扶苏被逐出京城，“发配”到北方与蒙恬一起守边疆。最终，远离权力核心不仅让扶苏丧失了接班的机会，还被赵高胡亥矫诏赐死。
汉朝更是出现了两对政见不合的帝王父子。最具悲剧性的自然是汉武帝与太子刘据之间发生的“巫蛊之祸”。
与雄图大略却也穷兵黩武折腾成性的父亲相比，《资治通鉴》形容刘据“性仁恕温谨”，“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总之，用汉武帝自己说的话就是，刘据不类己，是“守文之主”。
武帝与太子“政见不合”也就罢了，关键朝中大臣也围绕皇帝与太子逐渐形成了对立的两派，理念之争逐渐夹杂了更为凶险的权力之争。据陈苏镇先生在《与“汉道”》一书中的分析，“帝党大臣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避免日后遭受的新君的打击，而要设法消灭太子党，也是情理之事”。
汉武帝
而后，“巫蛊之祸”爆发，遭帝党大臣陷害而被迫发动政变的刘据兵败被杀，太子一边的“守文派”也几乎被一网打尽。
巫蛊之祸爆发时，刘据的孙子刘询刚出生。这位打小就进了监狱的苦孩子在十余年后，机缘巧合之下登基成为了汉宣帝。但这位开创了“孝宣之治”的伟大君王显然不太像自己的祖父刘据，而是更接近曾祖父汉武帝，在政治路线上是一个理性版（低配版）的汉武帝。
汉宣帝与太子刘奭曾有过一次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对话，据说还曾上过高考历史考卷。刘奭的政治光谱是“柔仁好儒”（《汉书·元帝纪》），看不惯父亲用法家那一套治国（“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便以儒家代言人的身份谏言汉宣帝，“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汉宣帝勃然大怒，教训儿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宣帝的意思非常明白，本朝的执政理念是法家的法治（霸道）结合儒家的仁政（王道），且霸道在王道之前。而像太子这样颇具儒家原教旨主义者气质，在政治生活中光玩儒家这一套是绝对不可行的。汉宣帝还给他认为被儒家洗脑的太子刘奭下了一个非常负面的定性：“乱我家者，太子也”。
截止目前，这些父子政见之争的过程，都基本遵循了秦始皇父子之争与汉武帝父子之争的套路。汉宣帝也的确动了换太子的心思，毕竟，父子在政治理念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对立。但最终刘奭的运气要比扶苏和刘据好得多，熬过了这一次政治危机，最终成为了汉元帝。而个中原因多少显得有点无厘头，汉宣帝不想对不起刘奭的母亲许皇后。
到了元朝，又一次父子政见之争爆发了，这次轮到了元世祖忽必烈。从政见上看，忽必烈比较像汉宣帝的“霸王道杂之”，只是这个霸道可能不是法家那一套，更是蒙古式的“马上治天下”，其中还夹杂了很多色目人式的“聚敛”理财观念。
忽必烈
而忽必烈的太子真金，则又是一颗儒家下的蛋。这个蒙古人已经高度汉化特别是儒化，对于儒家的痴迷与汉元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身边则又像刘据一样团结了一大批汉人儒臣。
这场政见之争的结果虽未必血腥，但也充满悲剧色彩。真金那边的儒臣派心急之下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某位御史竟然上书要求年届七十的忽必烈禅位，“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对于权欲仍盛的忽必烈而言，这自然是无法容忍的。
故事的结果本应是光明的，忽必烈最后大度的决定对此事不了了之，但真金却在惊惧之下被吓死了。真金死后，他身边的儒臣派也随之势力大减，元帝国的汉化改革也由此希望破灭。
到了朱元璋时代，一个类似忽必烈父子的故事又发生了一次，只是更接近传说罢了。在政治理念上，朱元璋倒也未必就怎么反儒家了，但他的屡兴大狱和滥杀功臣，显然与以宽仁著称的太子朱标理念不合。
朱元璋
在正史中，早逝的朱标是正常死亡，并未与父亲发生大的政治斗争。但根据一些诸如《名山藏》这样野史的记载，朱标曾多次为了滥杀功臣与礼法之事与朱元璋争吵，最终的死因也是因争吵导致精神压力过大，郁闷而死。
在以上这五次（说前四次可能更准确）帝王父子的政见之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虽然在幕后，但却始终跃动的政治身影：儒家。
无论是扶苏，还是刘据、刘奭、真金，尽管这些太子们之间的历史距离最远长达千余年，但他们与父皇产生政见之争的原因都是因为儒家，更准确的说，他们同情儒家，或多或少都是儒家的代言人，为了维护儒家的政治利益与父亲交恶。
而他们的父皇呢？除了秦始皇这个历史上著名的反儒家者，法家政治理论的忠实信徒以外，其他三位皇帝倒真的未必站在儒家的对立面上。事实上，正是汉武帝一朝开创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新局面，在某种意义上汉武帝算是儒家的恩主；汉宣帝在强调“霸道”时也并不排斥儒家的“王道”，在历史上还有“好与诸儒生语，人人自使书对事”的名声；元世祖忽必烈不仅确立了“以汉法治汉地”的政治方针，还大量起用儒臣，曾被元好问等人尊为“儒教大宗师”。
从根本上说，汉武帝汉宣帝元世祖与各自太子的政见分歧并不在于支持还是反对儒家政治理论，而是如何在政治生活中运用儒家理论的分歧。从本质上说，三位皇帝都是“大有为”的一代强主，都是“霸王道杂之”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越是想有所作为，越对于儒家的态度若即若离，越对儒家政治理论在某些方面的不切实际以及乌托邦会始终保持警惕性。在本质上，儒家是一个“小政府主义者”，其轻徭薄赋的政治理念与轻视权谋是无法支撑一个伟大帝王的拓边梦想的，或者说，在儒家的政治框架下，是无法产生汉武帝此种意义上的伟大帝王的。
一个有趣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为何几位太子都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儒家的代言人？
一种并不充分的解释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儒家实际上已垄断了中国的教育权，民间如此，宫廷内也同样如此。刘据从小在宫廷中接受的教育有强烈的儒家色彩，太傅也多是儒学大师（据阎步克先生考证，刘据的教育也有部分黄老之学的色彩）；汉元帝的老师也都是像萧望之周堪这样的一代名儒；至于真金，则更不得了，从小就被当汉族儒臣们当作“和平演变”蒙元政权的未来希望，对他进行了全方位的正统儒学教育。
或许可以作如此猜想，掌握了教育权的儒臣们越是发现当朝皇帝的政见与正统儒家理论不合，就越有冲动和动力在太子教育上“纠偏”，将太子打造为一个于皇帝完全不一样的人，从而在下一代实现儒家式的纯粹政治。
更有趣的是，儒家的这一政治规划最终只在汉元帝一人身上实现而已。而正是这位寄托了儒家所有政治期望的皇帝，成为了西汉由盛转衰的起点，汉宣帝 “乱我家者，太子也”的政治预言真的应验了。
可惜，这个故事并没有教育到儒家，几十年后，他们又推出了另外一位更加原教旨主义的新君：王莽。哪怕是儒家这种相对人畜无害的政治理念，一旦在王莽们手中走向激进极端，照样是天雷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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