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我！”
写下这句有点类似绕口令式的话时，与林徽因齐名的民国著名才女庐隐，也许已经意识到，这也是她人生和婚姻的真实写照。
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5月，庐隐出生在福建闽侯一个官宦家庭，这时她还叫黄淑仪，或者是黄英，按照家里的条件，她原本是一个千金小姐的命，但从第一天就出现了波折。
少女时的庐隐和同学
原来，就在这一天，庐隐的外婆去世了，伤心欲绝的母亲认为不幸是女儿带来的，转手就把她交给奶妈去喂养，庐隐也因此从小就缺少了父母的爱。
几年后，庐隐的父亲前往湖南长沙担任知县，她这才回到父母身边，但仍然得不到父母的疼爱。
清朝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庐隐的父亲在长沙去世，5岁的庐隐此时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生活显然更加艰辛难过了。
母亲很快带着庐隐到北京投靠外公，虽然当时已经兴起了女学堂，但因母亲厌恶，庐隐没有得到读书的机会，只是在家里由没什么文化的姨母充当启蒙老师。
5年后，庐隐才被送去慕贞学院读小学，但这段时间她身体非常不好，先是脚生疮，差点成了残废；接着肺管破裂，吐血不止，能活下来实在是九死一生。
这样的经历，让庐隐更加珍惜读书的机会，摆脱这个她想爱又没法爱的家，清朝灭亡后，庐隐在兄长支持下，努力考上高小，不久又考取师范预科，最终考入女子师范学校，彻底改变了旧式女人的传统命运。
这时的庐隐已经是个少女，偶然的机会，一位长相斯文的表亲林鸿俊走进了她的生活，两人互生情愫。
不久，林鸿俊正式向庐隐家提出婚约，就像所有的家长一样，庐隐的母亲和兄长也认真对林鸿俊进行了考察，发现这个年轻人学历不高，家底又薄，就拒绝了这门亲事。
庐隐很愤怒，正在叛逆期的她已经分不清是自己爱林鸿俊，还是对母亲和兄长从小强加给自己的一切足够厌烦，冲动之下她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要跟林鸿俊在一起的决心：“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
这些年来母亲太了解这个女儿的倔脾气了，她知道没办法阻止庐隐，决定答应两人在一起，但也提出一个条件：只有庐隐大学毕业后，才能举行婚礼。
庐隐无法理解母亲的深意，因为当时早婚现象其实还是很普遍的，但她也知道这是母亲最大的让步了，点点头答应了。
庐隐
1916年，庐隐中学毕业，因当时大学不招女生，在家人和朋友的介绍下，她先后被北平公立女子中学、安庆省立安徽女师附小、开封女子师范等校担任教员，但或因不适应，或因环境保守，都没能做长久。
3年后，招收女大学生的学校多了起来，庐隐决定继续圆自己的大学梦，还真考进了北京女师大国文部。
当时正值“五四”新思潮，庐隐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她积极拥抱各种新事物，加入学生会，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还作为女师大福建同乡会代表，到北大、师大与很多男人一起开会，在这样的氛围里，庐隐的眼界越来越开阔。
1920年，庐隐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一个著作家》，首次以庐隐做笔名，意为“隐去庐山真面目”。
这时，庐隐终于明白了当年母亲的良苦用心，她发现自己跟之前订婚的林鸿俊已经无法交流，两人没有共同语言，婚后痛苦成了大概率事件，于是庐隐主动要求解除了婚约。
和很多那个时候的新式学生一样，庐隐也爱上了一个优秀的男人，他就是跟庐隐同岁的福建闽侯老乡、北大哲学系才子郭梦良。
然而，郭梦良早已有了家室，而且跟夫人林瑞英的感情也很好，但庐隐用情很深，她没有避讳其他人的冷眼，还是不管不顾地跟郭梦良走到了一起。
1923年，庐隐和郭梦良南下上海举行了婚礼，对庐隐来说，这是一段得不到祝福的姻缘，更让她难过的是，婚后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想，她在困顿半年后，把思绪诉诸笔端，写下了《父亲》、《秦教授的失败》等短篇小说，第二年女儿郭薇萱出生。
又过了一天，天大的噩耗袭来，风华正茂的丈夫郭梦良病逝了，苦闷无依的庐隐只好带着襁褓中的女儿，扶柩回到郭梦良的福建老家。
郭梦良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旧式女人，她对庐隐这个小媳妇的态度很严苛，庐隐无法忍受这样痛苦的生活，一年后又带着女儿回到了上海。
庐隐先是在大夏大学附中任女生指导员，一年后又去了北京，先后担任平民教育促进会编辑、北京师大附中老师，日子过得清贫而充实，但她仍然无法忘记亡夫郭梦良，似乎这一生，再也没有男人能够走进自己的世界。
1928年3月，庐隐认识了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青年诗人李唯建，两个热爱文学的人很快熟悉起来，李唯建比她小9岁的，称庐隐为“姐姐”、“心灵的姐”，庐隐的心情也慢慢好了起来。
随着两人关系日益密切，李唯建主动向庐隐表达了自己的爱意，但庐隐却犹豫了起来。
经过过两次不完美的婚恋，女比男大9岁，这两项随便拿一个出来，在现代社会都会有争议，更何况是在民国初期，更是容易引发外界非议，庐隐思前想后，拒绝了李唯建。
李唯建是一个非常乐观的诗人，他没有放弃，还是继续向庐隐求婚，并多次劝说她：“我以为你太注意世人的批评。世人的议论只是一种偏见，我们又何必看重他们的浅见呢？”
庐隐犹豫了，面对李唯建热烈的爱，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我人格的尊重和清楚更甚于你的人，换一句话说，我自入世以来只有你是唯一认识我而且同情我的人；因此我愿为你受尽一切的苦恼。”
这次结婚自然又得不到亲友们的祝福，但庐隐还是下定了决心：“让我们是风和云的结合吧。我们永远互相感应、互相融洽，那么，就让世人把我们摒弃，我们也绝对的充实，绝对的无憾。”
1930年8月，庐隐辞了职，带着李唯建东渡日本，寄居在东京郊外，日子虽然清苦，但两个人的感情非常甜蜜。
庐隐夫妇
到了年底，庐隐和李唯建没法维持在东京的开销，只好回到中国，寄居西子湖畔。这期间，庐隐写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其中《玫瑰的刺》写得正是两人在杭州的生活，字里行间都能看得出他们的快乐。
1931年，庐隐夫妇又到了上海，在朋友介绍下，庐隐到工部局女中教书，李唯建则到中华书局任编辑，两人的女儿李瀛仙也在这一年出生。
在上海的3年，庐隐在创作上有了重大突破，李唯建也发表翻译了不少诗文，并与徐志摩、沈从文等知名文化人建立了友谊。
1934年5月，庐隐突然因盆难产去世，年仅36岁。此时，她已经是文坛上名气很大的女作家，很多人都觉得非常惋惜。
庐隐还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就是喜欢玩火，我愿让火把我烧成灰烬。”而她的一生也恰恰是这么决绝，她一直在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但却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方向，认为人生“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再加上生活始终清贫，更增加了一种悲哀的情愫。
真正了解庐隐的朋友，对她有着发自内心的爱和关心，同时代女作家苏雪林曾评价：
“我平生最瞧不起锋芒外露或浮而不实的人，对于庐隐不仅不讨厌，竟反十分喜欢。这中间有两种原因：一则佩服她敏捷的天才。二则庐隐外表虽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骄傲得难以教人亲近，其实是一个胸无城府、光明磊落的人。”
庐隐离开了这个让她痛苦又兴奋的人间，但她的倩影和文字，将永远留在后人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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