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田裡的隱身者
普法戰爭結束後曾在色當戰役中俘虜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的普魯士元帥毛奇在總結普法戰爭勝利的原因時說道：”普魯士的勝利早就在小學教師的講臺上決定了“。德國是世界範圍內義務教育的誕生地：早在16世紀的宗教改革時期德國就頒佈了義務教育法——規定父母應送其6~12歲的子女入學，在1763年到1819年德國的義務教育法規已基本進入到完善成熟時期。這不僅遠遠早於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即使是近代史上率先實現工業化的大英帝國的兒童也不得不早早擠在條件簡陋的工廠上演“霧都孤兒”的悲劇，而同一時期的德國兒童卻早已在接受系統的義務教育。在普魯士受教育和服兵役一樣被視為公民必須的義務，而國家政府則為公民提供受教育的機會——從19世紀中期普魯士已基本實現全國城鄉的全面免費教育，在普法戰爭前普魯士的適齡兒童入學率已達到97.5%。在普及全民基礎教育的同時普魯士也建立了教學與科研並重的現代大學——早在普魯士還在向拿破崙的法蘭西第一帝國支付鉅額戰爭賠款時他們就建立了柏林洪堡大學。普魯士的大學從建立伊始就確立了一項基本原則：國家必須為大學的教學與科研活動提供經費及物質支持，但不得干預學校的教育學術自由，不得限制師生的思維意識。正是由於同時擁有國家給予的物質保障和充分的學術自由使普魯士得以培養出受過綜合系統教育的高素質公民。
國民素質上的優勢直接反映在戰場上就是他們對新式武器和新式訓練方式具有更佳的適應性。事實上在開戰之前雙方的差距就已表現出來：儘管法國是稱雄歐洲大陸的老牌霸主，但實行普遍徵兵制的普魯士以及北德意志聯邦諸盟邦的戰時兵力可達100萬以上，即使扣除掉後勤文職人員後的實際作戰兵力也可以達到69萬餘人，這一數據是法國兵力的2倍以上。當時普軍已普遍列裝德萊賽1841型撞針槍，由於德萊賽步槍採用的是後膛裝填方式，所以普軍士兵可以始終採用隱蔽性最好的臥姿進行射擊。而使用前裝步槍的法軍士兵則不得不站起身來給步槍裝填彈藥，從而使自己成為普軍的活靶子。而在射速方面普軍使用的德萊賽步槍幾乎是法軍步槍的5倍，也就是說在雙方兵力相等的情況下普軍的火力能達到法軍的5倍，更何況普魯士一方的實際作戰兵力是法國兵力的2倍以上，這樣算起來普軍的火力可以達到法軍的10倍以上。在炮兵裝備方面普軍有克虜伯兵工廠製造的鋼管線膛炮，其有效射程為3.5公里。在普法戰爭中普魯士的火炮數量超過500門，這比法軍多出近三分之一；而法軍的前裝炮的射速最快為兩分鐘一發，這遠遠比不上普軍一分鐘三發的速度；而在射程上法軍的12磅炮最多打1.5公里，這連普軍的一半還不到。除了武器裝備之外，雙方的士兵素質也完全不在一個量級上：法軍體制平時不設軍、師兩級編制（近衛軍除外），臨戰時方倉卒編組，故不能保障部隊應有的協調。法國在戰前沒制定周密的戰爭計劃，而倉卒制定的計劃存在著很多錯誤。
除了正面戰場上武器裝備和士兵素質會對戰爭起到決定性影響之外，後勤以及情報工作也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正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決定戰爭成敗的絕不僅僅只有前線的軍事部署，後方的支援補給同樣是影響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從1860年起普魯士就大力營造鐵路形成有主幹和支線的鐵路網。1850—1875年普魯士的鐵路長度由 6044 公里增至 2.8 萬公里，機車增加了 7 倍，貨車車廂增加了11 倍，鐵路貨運量增加了19 倍。事實上在此之前的普奧戰爭中普軍就充分證明了由鐵路網帶來的部隊機動性對戰爭的意義所在在普奧戰爭之前普魯士已建成了5條通往奧地利的鐵路——這對普奧戰爭產生的影響是：1866年5月7日才開始動員的普魯士依靠鐵路運輸的機動性成功將25.5萬軍隊和800門大炮送到了前線並通過鐵路為前線提供後勤補給物資；而4月27日就開始動員的奧地利只動員起23.8萬軍隊，儘管奧軍的總兵力多於普軍，又是本土作戰，但奧地利只有一條鐵路通往前線，這就形成了普軍在整體上兵力處於劣勢而在具體戰場上擁有相對優勢兵力的局面。鐵路的高機動性彌補了兵力數量的不足，儘管奧軍總兵力遠遠多於普軍，但由於絕大多數奧軍無法及時趕往前線而未能發揮作用。儘管法國在鐵路里程上超過了奧地利，但和普魯士比起來就頹勢盡顯了——1870年8月初當毛奇率領的37萬普魯士軍隊越過邊境時法國只能以24萬多人的兵力相對抗，而原因就是法國的鐵路運力只能承載這些兵力。與此同時在情報指揮體系方面普魯士也具有明顯的優勢：普魯士軍隊的參謀和指揮的最高機關是由歷史學家、數學家、地理學家、統計學家以及富有作戰經驗的軍官所組成的參謀總部。正是依靠這些各方面各領域的專業人才使普軍得以將戰爭過程中某一時間點有多少對火車輪子通過什麼橋樑都能做出明確詳細的規劃。與此同時由於電報的應用使普魯士在信息情報的傳遞上也具有優勢，使參謀總部制定的作戰方案得以迅速被各部隊以極高的效率付諸實施。
1818年擁有1050萬人口的普魯士作為德意志諸邦中一個強大邦國率先在其境內廢除關卡，取消消費稅和國內關稅的徵收，宣佈商品流轉自由。1833年由普魯士領導的德意志關稅同盟組成，到19世紀中期關稅同盟地區工業總產量已發展到僅次於英、法的歐洲第三的位置。相比之下同一時期作為普魯士統一德意志最大阻礙的奧地利和法國儘管看似強大，卻有著嚴重的內部頑疾：奧地利國內民族矛盾異常激烈；而法國自大革命以來就始終內亂不斷。普魯士在精明的俾斯麥領導下對這一切洞若觀火，於是普魯士一方面積極擴軍備戰，另一方面在歐洲各國之間巧妙施展合縱連橫的外交攻勢：先是拉攏奧地利打著維護德意志民族共同利益的旗號對丹麥作戰以爭取德意志各邦的民心；在同奧地利作戰時穩住西線的法國，又策動意大利在南線對奧地利發動進攻；在戰勝奧地利後並沒趁機大肆宰割奧地利，而只是將其排擠出德意志，這為日後普法戰爭中奧地利的中立埋下了伏筆。在普法戰爭前普魯士的鐵血宰相俾斯麥進行了一系列外交上的合縱連橫：他以支持俄國鎮壓波蘭起義換取俄國的中立；他口頭同意將比利時、盧森堡併入法國以作為對法國的麻痺。事實上俾斯麥此舉其實是給法國挖了一個坑——比利時和盧森堡作為中立國的地位使致力於維持歐洲大陸均勢平衡的英國所擔保的，而法國吞併比利時和盧森堡的行為勢必將刺激英國，從而造成法國在外交上的孤立局面。即使如此俾斯麥也不願承擔率先發動戰爭的罪名——他在借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與法國交涉的過程中故意刪改電文，使之對法國具有侮辱口吻，用俾斯麥自己的話說”這是挑逗高盧牛的一塊紅色破布“。而被俾斯麥激怒的拿破崙三世一怒之下於1870年7月19日率先向普魯士宣戰，這就使普魯士獲得了外交上的正義名分，普魯士以此為號召團結德意志諸邦發起了一場以捍衛德意志民族尊嚴為名的對法戰爭並以此確保致力於維持歐洲大陸均勢平衡的英國保持中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