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二里头文化遗址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要项目，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其在中华早期中华历史文化研究中，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具有一定的文化历史研究地位。但即将开业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冠名，却将近二十年来考古研究中反复讨论的二里头是姓商还是姓夏的问题，想当然地理解为是夏朝国都还是商朝国都的讨论，当地单位更进一步地将其直接定义为夏朝国都，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一大遗憾。
那么，二里头文化遗址有资格称为“夏都”吗？
做为二十年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考古队长许宏的观点，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我们在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中就未提及二里头文化的古史性质问题，仅指出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许宏），许宏在二里头遗址问题上的观点与坚守，无解是正确的，值得肯定的，为中华文明历史考古研究守得最后一点尊严，没有被地方权力与利益所左右。
“二里头最有可能是夏极有可能是夏，但还无法确认是夏”，虽然许宏的二里头遗址性质的“文字自证论”受到了许多人的攻击，但却明确地表达了几十年二里头遗址考古人对“夏都”性质的保留意见，为中华文明最重要发展阶段的夏朝历史探索提供了更广阔的探索空间。
笔者通过多方面的历史文献研究、历史地理研究、神话传说研究、农业文明发展规律研究、世界四大文明发展规律研究等等方面，完全可以排除黄河流域为夏朝历史文化中心的观点，黄河流域因高原干燥的地理环境只是中华早期文明遗址保存与发现比较多的地区，与高度文明的华夏文化本质内涵相距甚远；淮河流域才是早期华夏文明的中心，四方湖古城才是夏朝历史时期唯一的国都遗址。
从最近几十年考古人对夏文化的探索，对夏文化研究的毫无结果来看，目前发现的所有文化遗址都不具备代表夏朝国都的基本条件。在已有发现的文化遗址中探索找寻夏朝国都的努力，终将无果而终，导致夏朝历史与夏文化的虚无和否定；二里头文化遗址经过全球考古人、历史人、社会人士多方面的探索研究，所有的证据线索已被反复考量研究，已不可能成为夏朝国都遗址定位的目标遗址，寄希望于二里头遗址新的考古发现已不太现实。
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双墩文化（7000年前左右）、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年至43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年至4500年）、齐家文化（距今约4200年至3600年）、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年至4000年）、禹会文化遗址（距今约4100年）、二里头文化（距今约3735年至3530年）是四千年前及夏时期的代表文化遗址，这些文化遗址的陶器，无疑代表了那一时期全国范围的陶器类型，是研究夏文化的关键线索与文化证据。
这些文明都属于史前文明，只存在于中国一定的历史时期，随后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与延绵不断、延续发展的五千年华夏文明史并不能等同，只是华夏文明大家庭中历史的一部分。而淮河流域的四方湖古城遗址却是一个延绵六千年，包含有各个史前时期陶器文化特征的历史文化遗址，同时具有华夏文明历史文化的许多特质特征，是有待国家进一步考古认证的夏朝国都遗址。
四方湖古城遗址位于淮河流域夏河北淝河古入淮口的双墩文化遗址上游二十公里处的夏河之阳。四方湖古城遗址遗存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陶器残片，一些陶片具有典型的四千年文化历史特征。部分四方湖古城陶器残片如下：
六千年陶器残片
对比一些中国典型文化陶器纹饰，四方湖古城的历史文化历历在目：
齐家文化陶罐
禹会遗址陶器
禹会遗址陶器残片
双墩遗址人头像
二里头人面陶罐及纹饰
二里头人面陶罐及纹饰
二里头陶罐及纹饰
良渚遗址黑陶
龙山文化黑陶
从各类史前文化遗址的陶器纹饰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手工锯齿纹饰是四千年前中华文明地区的一个标志，良渚文化黑陶与龙山文化黑陶是四千年前时期左右华夏文明的重要代表；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是沿海文化的重要代表，是华夏文化的先进代表，四方湖古城遗址具有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典型特征；7000年前的双墩文化的陶俑头像与3600年左右的二里头陶罐头像具有高度的相像性，显示双墩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来源，而不是相反。
多年的双墩文化遗址考古证实，双墩文化遗址仅是先民的一个祭祀场所，而没有先民的生活区。双墩遗址位于夏河北淝河的入淮口，做为四方湖古城华夏先民祭天祭水祭山的理想场所，无疑是个理想位置。
虽然目前为止，四方湖古城的历史仅仅被当地文物部门定义为汉代向县的遗址，但各种线索、历史文献证明，四方湖古城遗址绝不是仅2000年文化历史的汉时期遗址，四方湖古城具有五千年华夏文明史、华夏文化概念的全部信息，是五千年华夏文明探源的重要遗址，是解决华夏民族、华夏文化起源的核心地区。
在松散型的中国早期部落联盟王朝时期，各部落具有独立完整的宗教城市形态，二里头遗址具有都邑性的城市格局完全符合情理，考古人对二里头的都邑性结论也是没问题的，但作为夏都的地位，显然二里头遗址相距太远。“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关于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也方兴未艾。作为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和考古学文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成为相关学术讨论的焦点，由此引发的理论方法论探讨，相信有裨于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健康发展。作为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遗址，二里头将在新时期面向世界的社会考古洪流中，彰显新的辉煌”（许宏）。二里头遗址做为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遗址，有意人为地拔高为“夏都”，就是伪夏都，是对中国考古历史研究的最大伤害与抹黑，也将使辉煌的华夏文明史受到无形的质疑与伤害（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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