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洋灰公司，在琉璃河建設士敏土廠，近已竣工，開始操業。在該公司附近地區，有石灰石〇萬公噸（原文如此，或指十萬噸）以上的龐大埋藏量。該廠之建築，雖因電力及其他資材關係，稍微展緩，終於因士敏土在華北需求日增加，尤其因開發關係，重化學及磁石方面，皆需士敏土甚亟，所以洋灰公司乃力排萬難，使建設工事卒抵於成也。”
這是1944年第三卷第1期《經濟月報》上刊登的一則快訊。士敏土，現通譯水泥，該廠至今仍在，但由此而來的發現，可能更具意義。
該廠在建設中，向中國銀行貸款，銀行派經理吳良才經辦。吳到琉璃河後，從鄉民手中買到一大包陶片，帶給著名考古學家、時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的蘇秉琦，立刻引起蘇秉琦的高度重視。
吳良才如此有心，因他的哥哥是中國考古學泰斗吳禹銘（金鼎），吳禹銘是山東龍山黑陶文化的發現人，梁思永先生稱讚他：“像吳禹銘先生才算是田野考古學的正統派，著重田野考古而輕視故紙堆中的研究。” 1948年9月，吳禹銘因胃癌，病逝于山東的齊魯大學。
1962年，在蘇秉琦先生提議下，北京大學考古系對琉璃河遺址試掘。1972年，考古部門正式開始挖掘，在這裡發現了北京最早的城牆，將北京建城史推到3000年前。
在這一驚人發現的背後，是幾代考古人篳路藍縷的奉獻。
有私車的“破教授”
“知盤碗之用，而可與言籩豆之制；知舟車之利，而後可與言航海、鐵路之理。”蔡元培先生早年在論述教育時曾這樣說道，體現了他的考古意識。
1917年，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後，立刻著手組建國史編纂處與中國史學門，並邀羅振玉來北大主持古物學講座。羅不肯，轉請王國維，亦遭拒。直到1920年，羅、王仍不肯就任，只好請二人的好友馬衡主講。1922年，北京大學國學門成立考古學研究室，這是我國乃至東亞最早的專業考古學機構，馬衡任主任。
據學者查曉英鉤沉，1925年9月，日本學者濱田耕作、原田淑人先後來華，邀馬衡赴朝鮮參觀他們發掘的樂浪郡古墓，馬衡記道：“此行所得，一為發掘之經驗，一為空前發現之漆器。”開始將考古學專業方法引入國內。
在北大，周作人與馬衡關係甚篤，周說馬“十分闊氣的。他平常總是西服，出入有一輛自用的小汽車”，比胡適還早。
馬衡是寧波鉅商葉澄衷的女婿。馬伕人曾說：“現在好久沒有回孃家去了，因為不好意思。家裡問起叔平（馬衡的字）幹些什麼，要是在銀行什麼地方，那也還說得過去，但是一個大學的破教授，教我怎麼說呢？”
古燕國人果然看上了北京
古燕國的青銅器
1929年，燕下都被發現，馬衡先生參與了初期考古發掘（此次工作未深入，直到上世紀50年代，才進行了較全面的考古發掘）。
燕下都是燕國800多年曆史中的五座都城之一（也有六座說、七座說），在今河北易縣，是已知戰國都城中最大的一座，被易水環繞，荊軻刺秦王即從這裡出發。燕下都近齊國，有宮殿區、手工區等，卻沒有“市”，且墓葬區在城內，是一座軍事城市。
人們感到困惑：燕國為何把都城設在這裡？
從地理上看，古代華北多深山大谷，每當雨季，谷地盡為沼澤，人們只能沿山麓地帶南來北往。所以早期考古發現集中在山麓沿線，谷地幾乎沒有。侯仁之先生說：“根據已經發現的殷商彝器的地理分佈，恰好說明自殷墟而北，殷商的政治文化，正是沿著這一地帶逐步向北發展的。” 北京在山麓帶中的一片小平原上，地理條件最優，古燕國人為何視而不見？
本文開篇提及的吳良才的發現石破天驚，上世紀50年代後，經數次考古發掘，確認這裡是燕國最早的都城——燕城。
一般認為，燕國在此定都300多年，公元前698—691年間，在山戎壓力下，遷到臨易（今河北易縣一帶，距後來的燕下都不遠）。山戎或為匈奴一支，曾建孤竹、令支、屠何、無終等國。
臨易近齊國，齊桓公出兵，“北伐山戎，山戎走”，令支、孤竹遂亡。上世紀80年代末，在北京延慶縣張山營鎮發現了山戎墓葬群，基本證實了這段歷史（尚有爭議）。
陳子昂在薊門橋寫過詩嗎
陳子昂塑像
危機解除後，燕國將都城從臨易遷回薊城。
薊城位置至今未明。據史料記載，薊城附近有薊丘，薊城之名即從此來，這為找尋遺址提供了方便。侯仁之先生認為，薊城應在今白雲觀附近。
明代時出現了一個流行誤會：認為燕京八景中的“薊門煙樹”就是薊丘，此論甚至被寫入地方誌。但“薊門煙樹”在城北，薊丘在城南，“薊門煙樹”靠元大都，與燕國無關，。
有學者提出，陳子昂的代表作《登幽州臺歌》中的幽州臺就是薊丘，但近年有學者提出，《登幽州臺歌》非陳子昂的作品，因“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出自南朝宋孝武帝之口，陳子昂豈能抄襲？且到唐代時，幽州臺遺址或已無存。但也有學者指出，《登幽州臺歌》的題目最早見於明朝楊慎編的詩集，此前該詩題為《登薊北樓歌》。
上世紀50年代，在廣安門南700米外發現一處戰國遺址，出土了饕餮紋半瓦當，這是燕國宮殿常用構件。神秘的薊城終於露出真面目，它在“今蓮花池與廣安門之間”。受城市發展影響，目前難進一步考古發掘。
薊城的地理條件遠比燕都優越，為何燕國人還要在薊城停留300年呢？
考古給出回答：燕都中後期出土文物越來越少，可見它早已從都城淪落為普通居民點。周武王分封天下時，將弟弟召公姬奭封在燕，將堯的後人封在薊。表面上是兩個國家，所以燕國初期不得不在燕都忍耐，可沒多久，作為天子的“同姓之國”，燕國便將薊國吞併了。
“金臺夕照”就是黃金臺嗎
春秋時期，姬姓之國多封在天子附近，發展被抑制：
其一，天子常割身邊諸侯土地賞賜功臣，致其領土破碎，甚至不接壤，管理艱難。
其二，天子腳下的諸侯無向外發展空間，不像楚國、秦國等，可通過對“蠻夷”用兵，開疆拓土。新佔土地多取郡縣制，國王直管，不再分封給貴族，有利於制度轉型。
燕國雖屬姬姓之國，卻在邊鄙。戰國時期，燕昭王勵精圖治，國力達於極盛。燕昭王善用人，為拉攏名士郭隗，專門給他建了黃金臺。陳子昂寫詩說：“南登碣石館，遙望黃金臺。丘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霸圖今已矣，驅馬復歸來。”滿紙羨慕嫉妒恨。
黃金臺在哪裡？至今爭議不斷。當時燕國採取雙都制（上都薊城，下都燕下都），兩地皆有可能。清人認為，燕京八景中的“金臺夕照”即黃金臺舊址，但那只是金朝人追慕前賢所建的仿古建築，後被毀，清代又重建。
酈道元在《水經注》引《述遊賦》稱：“出北薊，歷良鄉，登金臺，觀武陽，兩城遼廓，舊跡冥芒。”據此判斷，黃金臺應離良鄉不遠，但為何能“觀武陽”（即燕下都），實在離奇。
燕京曾是四大經濟區之一
據學者閻忠考證，燕國迅速崛起，與雄厚的經濟實力相關。
《史記·貨殖列傳》將當時中國分為四大經濟區，即山西、山東、江南、龍門碣石北。龍門在山陝之間，碣石在昌黎北，恰好是燕國故地。戰國時氣候較今天溫暖，故燕國“粟支十年”，足以一戰。
燕國地處農耕、遊牧的交接地帶，民風樸野，兵源較多。燕國牧業發達，家庭手工即可制皮甲。考古發現，僅燕下都就有三處大型兵器作坊，最大者達14萬平方米。
1965年，燕下都考古發現了兩柄鋼劍，已使用淬火工藝（把鋼加熱到臨界溫度以上，保溫一定時間，然後以大於臨界冷卻速度冷卻，以提高鋼的硬度、韌性、耐磨性等），是中國最早的淬火劍，比其他發現早200多年。當時楚國劍因鋒利而名聞天下，可燕國劍絕不遜色。
燕國中後期鐵農具較普及。考古發現了大量鐵範， 70%以上用來生產農具。可證當時已使用生鐵，比西方早1500年。
春秋時，主要產鹽區在山西解州（屬晉國）和山東沿海（屬齊國），鹽在當時是重要的戰略商品，所謂“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燕國佔據遼東後，發展“遼東之煮”，一躍成為第二大產鹽國。
通過考古，已發現百餘座燕城，其中薊城“富冠海內”。
當面諫言傅作義
作為北京考古開創者之一，周作人稱馬衡“待人一樣的有禮貌，但好談笑”。
馬衡的兒子馬文衝說：“父親是幾家中唯一不賭博、不娶幾個老婆的人，‘出淤泥而不染’，他將自己的書齋叫做‘凡將（音如姜）齋’，他在裡面看書，看碑拓，有時整天不出來。”
馬衡精治印，曾任西泠印社社長，他為錢玄同、周作人各治一印。
1924年，溥儀出宮，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馬衡出任其中的古物館館長。1934年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直到1952年離職。
1948年12月，傅作義提出“倚城野戰”，中南海、北海、太廟（今勞動人民文化宮）、景山均駐滿軍隊，並在太廟中存放數萬發炮彈。1949年1月12日，傅作義在中南海宴請北平文化名人，馬衡當面提出諫言。傅作義說：“此事曾再三研究，其中導火線皆經取出，絕無危險。”馬衡仍爭論不休，傅作義只好敷衍道：“我再考慮一下。”
從1948年12月起，南京政府多次催促將故宮文物南遷，在馬衡堅持下，本院文物一箱也沒有運出。在保護北京文化上，做出突出貢獻。
1955年，馬衡先生因病去世，臨終前將畢生所藏1.4萬餘件文物全部無償捐獻給國家。
監製:張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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