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宋鴻兵
波音墜機事件看似不幸的事故，其實是一起典型的“人禍”，其爆發具有必然性。資本逐利、人性貪婪是直接原因，但人性從來如此。
激發人性中追求短期利益的壞的貨幣制度，才是最關鍵的原因。波音為了應對空客公司的競爭，要推出換裝燃油效率更高的新款發動機的機型，但是波音沒有重新設計飛機結構，只是在原有737機型的基礎上，為了讓更大的新發動機留出足夠的離地距離，提高了發動機的安裝位置，這破壞了飛機的平衡性。
為了解決不平衡的問題，波音採用軟件系統（MCAS）來進行補救。該系統在設計和向聯邦航空管理局申報時，都宣傳只會偏轉尾翼0.6度，最終使飛機機頭下壓5度。但經過實際測試，波音發現效果不足，最終採取的方案是尾翼偏轉2.5度，機頭下壓20度。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最終方案既沒有向空管局報備，也未在飛行手冊中和培訓時告知飛行員，而且MCAS系統會在遇到某些故障時和飛行員搶奪飛機控制權，不斷壓低機頭，飛行員也不能手動操作飛機，最終釀成慘劇。
那麼波音為什麼要採取軟件補救的方式呢？
根本動機還是為了利益最大化。製造業有一個“1:10:100”成本法則，即在設計環節中花1元錢能解決的問題，如果沒解決，生產環節中解決就需要10倍的代價，如果生產環節仍然沒有解決，最後產品到了消費者手上，再想補救就必須花100倍的代價。設計、生產、流通環節中，解決問題的成本比例是1:10:100。
所以波音選擇不對飛機硬件做大的改動，採用軟件補救的方法，不僅可以用最小的代價“解決問題”，還有潛在的數以百計已交付舊機型的升級需求，顯然是“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選項。
當人的生命安全與巨大的利益存在衝突時，波音選擇了後者。波音難道不清楚飛機的平衡性存在問題嗎？從一開始就應該明白這是一個嚴重缺陷。波音公司明知有缺陷，補救措施也存在嚴重隱患，這種情況下繼續正常銷售，還把機型改動小、能節省訓練費用作為賣點，這不是賺人命錢嗎？
波音公司有問題，美國的監管機構FAA（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也難辭其咎。FAA在過去幾十年裡一直是全世界航空業的標杆，號稱是航空質量方面的“金本位”，最重視安全和質量。但這一次波音墜機之後，各國都已經限飛737MAX機型了，FAA到最後時刻仍然力挺波音，這正常嗎？是沒有發現波音的問題，還是裝不知道？
這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專業精神的衰落和腐敗問題。FAA最大的問題是把安全工作也外包出去了，它把內部核心成員分成了兩個梯隊，一個梯隊做他們認為需要保留的事務，另一個梯隊做他們認為不太重要的事情。後者到飛機廠家那裡，把安全檢測的主要責任外包給了波音公司。
這就產生了重大的安全隱患。傳統上，安全工程師是決定一款機型能否通過安全測試的最後把關人，但是現在FAA的管理層給工程師很大的壓力，要求測試能省就省，只查幾個重要數據，逼迫工程師不遵守標準儘快讓波音拿到適航證。管理層甚至敢在沒有安全工程師許可的情況下單獨簽發放適航證。這在安全審查流程上有嚴重的疏漏，正被國會調查。
FAA人員的專業素養和專業精神已經大大瓦解了。物是人非，雖然規章制度沒變，但執行人的意識已經變了。本該最嚴格的的安全審查，現在居然外包給波音自己去做。而且透露消息的人也不敢實名舉報，因為會遭到打擊報復，第二天就會被解僱。
這背後還涉及腐敗問題。比如現在的美國國防部代理部長沙納漢是波音公司前高管，他幫波音推銷飛機，還有種種不當行為，現在FBI已經介入調查。其實不只波音公司一家，暴露的問題只是冰山一角，水面下還隱藏了大量問題。
深層次的問題是企業家精神的衰落。什麼是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只要能賺到錢就是好的企業家嗎？不是的。企業家精神應該是一個人創業最強烈的原動力，使企業家有能力聚集各種社會資源，生產創造出最好的產品，而且價格最低廉，創造社會價值，這是真正的企業家精神。
而現在這幫人還有這種精神嗎？波音也好，蘋果也罷，他們的創始人肯定都是有真正企業家精神的。但現在這些跨國公司的CEO們還能保持初心嗎？美國上市公司近幾年大規模回購股票，每年八九千億、上萬億美元，大幅拉動了美國股市上漲。
並且這些企業買股票的錢是靠發行債券得來的，本來應該用在企業的研發，擴大生產線，招聘技術人員，提高生產率等等領域。但這些CEO們跟董事會簽了軍令狀，只要股價上漲一定幅度，CEO就能拿到數千萬、上億美元的獎金，遠多於幾百萬美元的工資。而且搞科研提升生產率，可能要十年以後才能真正見效，這些CEO們可能在此之前就離職了，有好處也得不到。所以對他們來說，只要能現在把錢裝進口袋裡，為什麼要考慮遙遠未來而且和自己無關的事呢？
但是公司發了債，最後承擔結果的是企業的全體員工，還有買了債券的投資人，而CEO們把這些錢經過公司，最後揣到自己的口袋裡面，這其實是合理合法的腐敗。
這還是那個強調公平競爭、強調市場原則的國家嗎？還是同樣一幫人在執政嗎？憲法一個字都沒變，變的是人，人心不古。掌權者的心態、價值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關鍵是為什麼？
70年代美元跟黃金脫鉤之後，貨幣超發導致資產價格膨脹，使得資產回報率遠遠高於實業回報率，動搖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不光是企業家，所業人都受到了影響。比如買一套房賺的錢比在工廠幹一輩子掙得還多的話，誰還有動力去搞實業？
貨幣政策改變，動搖了整個社會的財富契約精神。貨幣是財富的契約，只有貨幣價值穩定，人們才會做長遠打算。否則貨幣總是快速貶值，只能逼著所有人去想方設法走捷徑，只考慮眼下的利益。當貨幣出了問題，整個社會的價值觀、道德觀都會發生問題。
真正良好的貨幣是高度穩定的貨幣，它是社會財富的度量衡，是社會財富契約最重要的保證。破壞了這個保證，就會使整個社會的倫理道德變得沒有底線。美國50、60年代的企業家，跟90年代、2000年之後的企業家最大的不同，就是成長於不同的貨幣體制中，價值觀、人生觀不一樣。
由於“掙快錢”觀念的盛行，這代企業家會去大力推進全球化，但這只是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比如波音787大量依靠全球分工，但它太複雜，僅螺絲釘就多達270多萬個，各種配件的生產分散在多個國家，本土只負責最後的組裝和僅佔整機零件10%的尾翼生產，其餘90%的零部件都外包給了各國的工廠。和50年代98%自產、2%外包的比例完全反了過來。
因為“經濟網絡帶寬”不足（詳見《宋鴻兵：全球化為何逆轉？因為“經濟網絡帶寬”不足》），大量外包不僅使得產品質量不合格，工期大幅推遲，還使得國內大量配套廠家倒閉，40%的工程師和熟練工人失業，被迫轉向其他行業，嚴重削弱了未來自主研發的能力。新一代的企業家生長在一個沒有貨幣紀律、沒有貨幣道德的時代，“賺快錢”的想法最終摧毀了美國工業體系的競爭力。美國為什麼拼命打壓華為？因為本土製造商無法跟華為競爭。新一代企業家就想賺快錢，技術能力沒有提高，最後當然幹不過競爭對手。
由於整個企業家社會精英群體出現了這樣的問題，而他們具有強大的傳染性，最後社會各階層都會受到影響。現在最優秀的人才要麼去了華爾街，要麼當律師，這些職業是最受年輕人歡迎的。但在50年代，美國人最崇拜的是愛因斯坦，金融行業在人們的關注視線之外，也不受大家崇拜。而現在一個人如果說想當科學家，大家都會覺得你是個怪胎。
美國現在出現的毛病已經傳染了很多國家。比如中國的經濟水平雖然還沒有發達到美國的程度，但是沾染的習氣已經跟美國非常像。資產投資回報超過實業，原因是貨幣政策不對，低利息政策就會誘發這個現象。最後除了少數企業家能夠保持初心，90%甚至更高比例的人一定會動搖，定力下降不能塌下心來做本職工作。最後社會發展的後勁，競爭力必然不足。
見微知著，波音遭遇的情況在全世界都能找到類似的影子。這不是個別國家的問題，而是涉及全球化過程和更根本貨幣制度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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