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個人，彼此陌生，毫無交集，因為“死亡”，走到一起。有人一臉凝重、一語不發，有人笑著調侃：“一起上路，多多指教啊……”
來自廣州的張非在被宣判“死亡”後，“無常”門開啟，陰風即來，他獨自一人“上路”了。在暗黑的走道，他摸索著往裡走，不到5米的通道盡頭，一座“焚化爐”等著他。張非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孤獨：“我就要死了，沒人和我一起……”
這是一種體驗死亡的遊戲，座標上海，一家名為“醒來”的死亡體驗館。
體驗死亡，即素未謀面的體驗者們坐在一起，共同探討有關生死的話題。每場體驗通常以12人為組，體驗者經歷12輪囊括道德、親情、友情、愛情、權力、財富以及孤獨等各種心理遊戲，每輪由在場所有體驗者投票選出一名淘汰者，如果被淘汰，就意味著“死亡”。
“死後”，就走過“無常”門，躺入“焚化爐”接受“焚化”，再爬過狹長的“輸卵管”，重新回到“子宮”。一系列從死到生的儀式之後，這些——“死”去的體驗者又重新“醒來”——在死亡體驗館創始人之一的黃衛平看來，就是“向死而生”。
黃衛平說，人這一生唯一可以確定的事，就是我們出生和我們死亡。“死亡總是與生命相伴而行，但矛盾的是，人們總是迴避談論與死亡相關的話題。”在他看來，死亡體驗館存在的目的，就是將生死教育前置，通過體驗死亡，探討生命，探索更為完整的人生意義。
# 死亡體驗 #
模擬現實社會關係，充滿衝突和選擇
按照體驗館設置的流程，體驗死亡的人們，需先圍坐一起，組成一個臨時小社會，模擬人生的種種環節。主持人提出一系列問題，涉及本能、權衡、輿論、權力、親情、友情，如此種種。
▲體驗者在場館內參與遊戲
體驗者就這些問題展開兩難困境的討論，並作出相應選擇。在每一輪討論中，總有一人會因為“觀點不被認可”或“長相不討喜”或“沒有理由地”，被票選出局，出局即“死亡”，隨後進入“焚化爐”。
遊戲流程類似“狼人殺”，不同的是，在死亡體驗館裡，體驗者們沒有身份牌，每個人只扮演他自己。
遊戲主持人通常以這樣的問題開始：“如果你是反恐小分隊隊長，你抓到了一名恐怖分子，他在城市的某處放置了威力巨大的炸彈，一旦爆炸，將危及成千上萬人的性命，唯一可以讓他說出炸彈位置的方法，是折磨他身邊兩歲的女兒。此時，你會選擇折磨？還是放棄？”
體驗者需通過手中的投票器回覆“折磨”或 “放棄”，不能棄權，並解釋選擇的理由。有人選擇“放棄”，認為兩歲的女孩是無辜的，不論她父親有多壞；有人選擇“折磨”，因為這樣可以拯救更多的人。表達完觀點後，觀點最不被認同的那個人將被票選出來，“死亡”。
張非第一個“死亡”，在遊戲開始後不到二十分鐘。
來自廣州的他，在這個問題上，他選擇了“放棄”。張非說，他知道恐怖活動的危害性，但也知道折磨小女孩會給自己帶來良心不安，所以他選擇了“放棄”。但他轉而又說，這只是遊戲，在現實生活中，他很可能會選擇“折磨”。
張非的觀點讓不少體驗者覺得“不真誠”。被票選出局後，他在發表遺言時顯得有些激動：“你們憑什麼去揣測別人的內心？我承認我是個懦弱的人，認真地說，這個問題我根本就不想選擇，我想棄權。你們呢？你們選擇放棄或折磨，又真的是真實的自己嗎？這只是一個遊戲。”
隨後，張非走入“無常”門。其餘體驗者繼續下一輪討論，直到一個接一個地“死亡”。
死亡體驗館創始人之一的丁銳說，每一輪遊戲呈現的是生命的不同維度，12個人實際組成一個迷你社會，在生死話題營造的緊張氛圍中，思維、價值觀激烈碰撞，也有人與人之間的微妙互動，“從某種程度上，呈現的恰是現實中的社會關係，充滿了衝突、選擇”。
黃衛平接待了太多前來體驗死亡的人。有的體驗者心眼兒多，將這樣的體驗當作“情商的遊戲”，懂得如何 “更完美地發言，以討好其他體驗者”，而因此“活”得更久；有的體驗者則會聽從自己真實的聲音，謹慎地做出每一次選擇。
“真正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選擇，必須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一名體驗者在離開時留下這樣一句話令黃衛平印象深刻。
# 死亡教育 #
“死亡不是你的敵人，總要面對”
上海普育西路，一片老建築中，綠林掩映下，一座幽靜院落。早年間，這兒是福利院，如今是醒來死亡體驗館。
▲醒來死亡體驗館外景
從2016年4月4日清明節開館至今，4000餘名體驗者在此地“死”去，經過“焚化爐”、“輸卵管”、“子宮”，又再次“醒來”，或多或少對生與死有了些看法。
在黃衛平看來，“死亡體驗”不單純是一個遊戲項目，而是通過這種體驗，探討生命，探索更為完整的人生意義。
死亡體驗館在其官網上這樣介紹：
死亡體驗館脫胎於臨終關懷服務，在陪伴臨終者的過程中，我們始終會感到一絲無力感：就算服務再及時、陪護再溫柔，都無法真正與那個強大的死亡恐懼抗衡。恐懼是源自於不去了解、不想探究死亡的集體潛意識。如果我們一直對死亡如此陌生，那麼當它來臨的時候，人們當然會手足無措。沒有任何教育比親身體驗更加直接。
在創辦死亡體驗館之前，黃衛平做了多年臨終關懷的志願工作，在醫院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病人。“很多人往往到臨終時，才仔細思考關於生死的問題，卻為時已晚，那時候病人和家屬更多的是面對一些現實問題，心理上的痛苦卻從沒做好準備去解決”，黃衛平說。
“我們為了一份工作面試還要準備好久呢。死亡不是你的敵人，總要面對，每個人都應該在死亡來臨前做好準備。”黃衛平說，人這一輩子唯一可以確定的事，就是我們出生，我們也都會死，“每個人都會死。”
從2012年開始，黃衛平和丁銳開始思考如何針對公眾開展“死亡教育”。他們最先想到的是躺棺材，兩人也經常往殯儀館和火葬場跑，結交入殮師朋友，親自體驗火葬場的焚化爐。但是躺棺材的效果並不理想，“很多人帶著遊戲的色彩在玩，也有人覺得躺棺材太晦氣，不願意體驗。”
直到2015年，何一禾加入體驗館團隊，設計出瞭如今的體驗流程：體驗者參與遊戲後，在給定的模擬情景裡，就兩難困境展開討論並作出選擇。每一次選擇，都決定每一輪遊戲中自己的“生死”。
對於這樣的體驗流程，丁銳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實際上，人都會經歷四個階段的死亡，身體、心理、社會關係以及靈魂的死亡，死亡是這四個合在一起的結構體，“相較於純粹的感官刺激或儀式性體驗，真正的死亡體驗更應該注重探討死亡帶給體驗者的教育意義。”
剛開始籌辦死亡體驗館時，資金不足是很大的障礙。黃衛平說，創始團隊最初在網上眾籌啟動資金40萬元，三個月內，眾籌了一部分，但還是不夠，後由黃衛平和丁銳墊付了剩餘的18萬元。
體驗館開業後，一次死亡體驗的預售價為444元。在網上，有人質疑“定價過高”。黃衛平則解釋稱，“這個定價，其實仍相當於一個眾籌。向體驗者收的這部分錢，目前還遠遠不能承擔我們前期的投入成本和後期的運營成本。我們不能全靠自己花錢來做這個事情，希望的是大家一起來承擔這些成本。”
# 皆有一死 #
死亡體驗館計劃明年壽終正寢
黃衛平說，每個人都會死，死亡體驗館自然也會死。創辦死亡體驗館一年後，幾名創始人決定，2019年4月4日，永久關閉死亡體驗館。
“我們在網上搜了一下，普通企業的平均壽命是2.7年。既然它是死亡體驗館，自己也應該有死亡，所以我們就送它壽終正寢。從2016年4月4日到2019年4月4日，整整三年，稍稍超出了普通企業的平均壽命。”黃衛平說。
運營兩年多來，參與死亡體驗的人們感受各不相同。有人認為，這個遊戲“太殘酷”，“直麵人性的陰暗面”，毀掉了自己的美好感受；有人覺得“太過平淡”，沒有擊中最真實的人性；也有人認為，平日少有時間思索生命，在死亡體驗館，可以擁有一段反觀自身的時光；在有意前往參加體驗的小王看來，他並不排斥這樣的體驗，如果一次體驗能換來對當下生活的更加珍惜，就是值得……
▲體驗館外的留言牆
丁銳不建議熟人結伴前來體驗，因為“整個流程需直麵人與人性格、價值觀的衝突，會直接影響到現實中的關係”——有人組織公司的同事組團來體驗。一開始，大家票選他是“最受歡迎的人”，因為他是組織者，大家也沒玩過這個遊戲；遊戲進行到中途時，他又作為“最虛偽的人”被票選出局。“回到公司後，面對一群認為他是最虛偽的人，他該如何自處？後來，他多次投訴我們，說這個遊戲三觀不正”。
兩年多來，對死亡體驗館的投訴時而有之。黃衛平說，投訴來自於“第一輪就出局的參與者，出局太快，沒玩夠，所以會投訴”；也有投訴稱體驗活動“沒有傳遞應有的正能量”，“懷疑體驗的意義”。
在一封給投訴者的回信中，黃衛平寫道：“在我們一生當中，會經歷愛和恨、情與仇、傷痛別離、喜悅相逢，會經歷各種各樣的情緒能量……如果我們只談好的，就會少了很多看待人生的角度，無法體驗生命的深度和多樣性了……”
“在死亡面前，我們都是學生。”丁銳說，死亡體驗館只是提供一個探討死亡的入口，它提出問題，但不提供答案，答案藏在體驗者自己的生活裡。
死亡體驗館的官網還寫著這樣一段話：
有些人把醒來當成一個鬼屋，是追求新鮮刺激的場所，有些則強調它的心理學意義、哲學意義，還有的僅是因為清明節期間需要一個與死亡相關的題材。我們其實並不介意被誤讀，或許每一個‘誤讀’的碎片彙總起來，就是真正完整的意義。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只要肯瞭解死亡、思考生命，都是醒來希望探索的方向。
體驗館初創之時，黃衛平很反感那些帶著獵奇心態而來的體驗者們，他覺得，談論“死亡”是一件很鄭重的事情。現在，他的態度變得溫和許多：“不管人們抱著什麼心態來，起碼都會有這樣一個機會去面對和理解死亡，這就足夠了。”
年將半百的黃衛平，從事臨終關懷、死亡體驗相關工作多年，一直在與“死亡”打交道。他也有想過自己死亡時的場景，離開人世前該對這個世界說點什麼呢？他想起父親最喜歡說的兩句話：“來了，歡迎歡迎；走了，不送不送。”
年歲漸長，他越想父親的話，越覺得有深意。黃衛平說，那我也弄個金句吧，“來了，要開心啊；走了，別搞事情。”
END
紅星新聞記者丨王劍強 發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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