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夢麟曾是北京大學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校長，但也是一位被刻意淡化或遺忘的校長。蔣夢麟對於北京大學的歷史貢獻和影響力之所以被嚴重低估，甚至被有意的模糊或邊緣化，不外乎是出於意識形態上的考量，因為其曾出任過國民政府教育部長和行政院秘書長等職，而被判定為“國民黨的官僚”。
蔣夢麟雖然在學術上沒有可圈可點的地方，但是作為一個教育家卻是當之無愧的，蔣夢麟在北京大學歷史發展過程中，乃至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都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他不應該被歷史和歲月刻意地遺忘，實際上也是躲不開繞不過去的,我們一定要尊重既往存在的歷史。
蔣夢麟
傅斯年曾這樣評價蔣夢麟：“孟鄰先生的人格魅力比不上孑民先生，學問比不上胡適之，但辦事卻比蔡先生和胡先生高明。”
蔡元培自己也曾坦承：“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校長任職期間，曾N次辭職甚至離校出走，其不在學校期間，都是由蔣夢麟代為處理學校的行政事務。
蔣夢麟（1886—1964）字兆賢，號孟鄰，浙江餘姚人。6歲入讀私塾開始接受啟蒙教育，12歲入讀紹興中西學堂，在這所新式學校，開始學習外語和科學知識，成為蔡元培的弟子，並與其結下了不解之緣。
一年之後，蔣夢麟隨家人遷往上海，入法國天主教會學校——聖依納爵公學讀英文、法文和拉丁文。義和團運動興起之時，蔣夢麟一家又舉家遷返餘姚。
1901年，蔣夢麟又到杭州一所教會學校學習，次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學堂，這是浙江省第一所新型高等學府，創立於1897年，初名“求是書院”，是浙江大學的前身。
1904年蔣夢麟參加了科舉考試並中秀才，同年，又考入上海南洋公學讀書，1908年8月赴美，自費進入美國加州大學學習農學後轉教育學，1912年從加州大學畢業，獲學士學位，又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導師約翰·杜威攻讀哲學和教育學，1917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與教育學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為《中國教育原則之研究》。
1917年，蔣夢麟回到上海，在商務印書館《教育雜誌》擔任編輯，1909年創刊的《教育雜誌》是一本教育月刊，主要介紹歐美國家的教育思潮和教育制度，討論中國國內的教育問題，對於擴大中國教育界人士的視野，積極推動和建立新式學校，實施現代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是中國早期的專業期刊之一。
1919年，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各地風起雲湧，蔣夢麟在上海創刊了《新教育》雜誌，並親自擔任主編，《新教育》的辦刊宗旨是 “養成健全之個人，創造進化之社會”。這位留美十年的教育學博士大力宣傳美國的現代教育理念，促成了現代中國教育的主導思想從模仿日本到效法美國的轉變。
《新教育雜誌》
《新教育》的創刊無疑是受到了陳獨秀創辦《新青年》的影響，儘管《新教育》創刊比《新青年》晚了四年，陳獨秀和蔣夢麟這兩位晚清秀才，在中國北京和上海這兩個文化中心，先後吹響了新文化運動的號角，只是《新教育》在風格上更趨於溫和與穩健，猶如蔣夢麟的個人性格和行事作風，《新青年》的撰稿者以留日學人為主，而《新教育》撰稿者則以留美人士居多。
孫中山曾用英文撰寫了《實業計劃》一書，這是一部關於中國實業建設問題的專著，也是為中國規劃和設計經濟建設的宏偉藍圖，蔣夢麟是協助孫中山制定和撰寫這部宏偉計劃的著作者之一，蔣夢麟在美留學期間結識了孫中山先生，被孫中山預言為“他日當為中國教育泰斗。”
1919年初，蔣夢麟被老師蔡元培招到麾下，擁有哲學與教育學博士學位的蔣夢麟被聘為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主要講授教育學等課程。
五四運動前後，北京大學正處於這場風暴的中心，許多學生被北洋政府軍警逮捕，蔡元培曾四處奔波營救學生，為此還向總統徐世昌遞交辭呈，甚至在報紙上發表了《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
蔡元培離開北大之後，蔣夢麟受蔡元培委託代理北京大學校長，主持學校一切事務，而這樣的狀況不止一次，蔡元培數次請辭北京大學校長，離校出走不理校務，每次都是由蔣夢麟代其主持校務，可見蔣夢麟的行政教育之能力，也可看出蔡元培對弟子兼老鄉的蔣夢麟格外器重和偏愛，後來蔡元培就直接聘他擔任總務長，北京大學畢竟是精英薈萃的地方，如果沒有過人之處，也是難以服眾的。
左起：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
五四運動一週年之際，蔣夢麟與胡適在（《晨報》副刊）共同發表了《我們對學生的希望》一文，這篇文章還同時刊登在《新教育》雜誌上，無論是從當時的社會背景閱讀，還是從今天現實角度來理解，這都是一篇見仁見智的文章，凡有幸閱讀這篇文章的人，都會有自己的認識、理解和體會。
1926年“三.一八”慘案爆發時，段祺瑞執政府軍警向幾千遊行人群開槍射擊，當場打死47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劉和珍就是其中之一，受傷200餘人，而受傷者中就有李大釗，蔣夢麟、朱家驊等人也上了被通緝黑名單，被迫逃離北京大學，躲進東郊民巷的六國飯店藏匿，後又逃離北京抵上海。
1927年4月18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蔣夢麟出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同年8月，蔣夢麟又出任國立第三中山大學校長，但蔣夢麟在母校任職的時間並不長，就離開杭州前往南京，於1928年10月24日接替蔡元培出任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一職。
大學院的前身為教育行政委員會，蔡元培將其改組為大學院，旨在為了培養專門的學術人才，不久，大學院又改組為教育部，剛過不惑之年的蔣夢麟成為中華民國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同時還兼任浙江大學校長。
國民政府教育部是管理全國學術及教育行政事務的最高權力機關，蔣夢麟在其任內，主持制定並頒佈了《大學組織法》。“其中規定大學分文、理、法、教育、農、工、商、醫八大學院，凡具備三個以上學院者，始得稱大學，不合這些條件者，為獨立學院。”以此來規範和明確一個國家的大學體制。
蔣夢麟在教育部部長任內的一些整頓教育的措施，得罪了靠教育謀取私利的部分既得利益者，蔣夢麟在各種派系的角逐中，不得不被迫辭職。
1930年12月4日，蔣夢麟正式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其教育部長一職由天文學家高魯接任，但高魯並未到職，就由蔣介石自己兼任部長至1931年6月，直至具有相當組織能力和行政管理能力的教育家李書華出任教育部部長，而蔣夢麟以原教育部部長的官員身份，執掌北京大學校長，由此可見北京大學在中華民國時期的地位及重要性了。
蔣夢麟回到闊別四年的北京大學，繼續秉承蔡元培的辦學精神和治校理念“兼容幷包，思想自由”，積極鼓勵北大學生髮展個性，培養個人特長，特別強調個性教育的中心地位。
所謂新教育就是要培養“活潑潑的個人”，學生需要“養成獨立不移之精神；養成健全之人格；養成精明明晰之思考力。”蔣夢麟開創了北京大學“校長治校，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的新時代，人人各司其責其事，設立校務會議為學校最高權力機關，實行教授聘任制度，打破教授終身制，雖然引起一些非議，但卻建立了一個高效率的行政教育體制，進一步推動北京大學成為全國教育和學術的中心。
北京大學長期在蔡元培“兼容幷包，思想自由”的精神引領之下，儘管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得以蓬勃發展，但學生的個人自由也得以迅速膨脹，導致學生紀律鬆弛和渙散，思想和行動不願受到任何約束，學生運動乃至教員運動不但在校內此起彼伏，而且經常擴展到社會上。
北京大學始終處於全國學生運動的中心，這當然有其進步的一面，但讓學生荒廢光陰拋棄學業，以此來干涉社會上弊病和陰暗面，蔣夢麟認為，“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無論任何時代的學生運動，都有其進步的一面，推動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但學校的管理者，乃至任何時期的政府，也都是不願意看到學生運動的發生。
蔣夢麟與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都有過密切的交往，陳獨秀、李大釗、張申府等人都是他的下屬，陳獨秀是文科學長，李大釗是圖書館主任，而張申府只不過是一個講師而已，而張國燾、鄧中夏、高君宇、羅章龍、劉仁靜等人則都是蔣夢麟的學生。
毛澤東當年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擔任管理員，也與代理校長蔣夢麟有關，蔣夢麟在其晚年所寫的《談中國新文藝運動》中寫道：“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書記，是在我代理校長的時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長室來說，毛澤東沒有飯吃？怎麼辦？我說，為什麼不讓他仍舊辦合作社，他說不行，都破了產。我說那麼圖書館有沒有事？給他一個職位好啦。他說圖書館倒可以給他一個書記的職位。於是我拿起筆來寫了一張條子:派毛澤東為圖書館書記，月薪十七元。”這也許是毛澤東第一個社會謀生的職位，毛澤東離開北京大學之後，成為一個職業革命者。蔣夢麟在與這些著名的共產黨人交往中，給予他們許多的幫助，甚至在一些生死關頭，為他們通風報信。
蔣夢麟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正是民族危機日益深重之時，“九一八事變”導致中日矛盾日趨尖銳，蔣夢麟除了忙於學校內外事務，還積極支持全校師生的愛國熱情，抗議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暴行，全力支持二十九軍長城抗戰，北大校園內也設置了一個傷兵醫院，積極救治為抵抗日本侵略者而負傷的中國軍人，整個華北地區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蔣夢麟始終堅守在校園裡，堅決與北京大學師生一起風雨同舟。
蔣夢麟的抗日之舉，引起日本軍方的注意，並將之列入應於逮捕的黑名單之中。1935年11月29日下午，日本憲兵徑直闖進北大校長室，“邀請”蔣夢麟到日本駐防司令部去“解釋”，蔣夢麟本著“臨難毋苟免”的古訓，答應在一個小時之內就去，當家人和朋友都極力勸阻他，蔣夢麟還是依然獨身前往，這應該是怎樣的一種大無畏的勇氣和精神？
當蔣夢麟如約隻身一人來到位於東郊民巷日軍司令部時，連日本軍官也大吃一驚，蔣夢麟的到來顯然也出乎日軍的預料，雙方展開了唇槍舌劍的“交談”，日軍官要把他“禮送”到大連關東軍司令部去，蔣夢麟予以拒絕，“如果你們要強迫我，則隨你們的便吧，我已經在你們的掌控之中了。不過，我勸你們不要強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東京在內，知道日本軍隊綁架了北京大學校長，那你們可就要成為笑柄了。”在蔣夢麟據理力爭之中，日本軍方最終沒敢肆意冒犯這位大義凜然的校長。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北平、天津相繼陷落，北京大學奉國民政府教育部之令南遷湖南長沙，與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合併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由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組成籌委會主持校務。
1937年11月1日，長沙臨時大學正式復課，雖然校舍簡陋，但師生精神狀態卻極佳。隨著局勢的進一步惡化，1938年4月，長沙臨時大學又遷往雲南昆明辦學，學校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繼續由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組成常務委員會主持學校校務，正式開啟了西南聯合大學時代。
1938年5月4日，西南聯合大學正式開課，這所戰時大學共設文、理、法商、工、師範五個學院，一共26個系，是一所完整的綜合性大學框架，學校彙集了一大批優秀的知識分子，為中國保存了重要的科技力量，並培養了3000多名優秀的畢業生，為中國乃至世界的發展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蔣夢麟（左三）與西南聯大同仁合影
西南聯合大學在抗日戰爭艱苦的條件下，共存在了8年多，直到1946年7月31日停辦，組成西南聯大的三所大學，各自遷至原校址覆校。
西南聯大所取得的傑出成就，海內外有目共睹，可謂是世界高等教育領域的一朵奇葩，在當時絕對躋身於世界一流名校之中，並素有“內樹學術自由，外築民主堡壘”之美譽。
西南聯合大學由三所著名大學組成，以學校的歷史及校長的資歷而論，蔣夢麟應該居於領導地位，但他為了三校的團結，堅決主張不設校長，而是實行常委負責制，共同主持校務，並推舉梅貽琦為主席，實際主持學校的一切日常行政事務。
而蔣夢麟和張伯苓則長期在重慶留守，負責協調西南聯大對外事務，爭取國民政府各階層對西南聯大的支持，西南聯大之所以能夠取得驕人的卓越成就，梅貽琦雖然居功至偉，但也得力於蔣夢麟和張伯苓在重慶幕後的鼎力支持。
西南聯大設有兩個行政機構，一個是校務委員會，一個是教授會，對學校的正常運作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簡而言之，西南聯大時期是教授治校的典範，為以後大學的行政管理和教育管理，提供了可資借鑑的辦學模式，雖然國民黨黨化教育一直滲透到西南聯合大學，可謂是無孔不入，但黨化教育不得人心，也就缺少一定的話語權，還是才華橫溢的教授們決定學校的一切。
從1919年至1945年，蔣夢麟在北大工作了二十餘年，在蔡元培主政北大時期，蔣夢麟就長期擔任總務長，並三度代理校長職務，主持學校全面工作，自1930年底開始正式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履職校長達15年之久，是一個兢兢業業且恪盡職守的校長，可謂是北京大學的守望者，這在北京大學的歷史上可謂前無古人，也後無來者。
蔣夢麟學識淵博，精明幹練，是一個搞教育的行家裡手，對教育有自己獨到的理解和認知，儘管其學術成就乏善可陳，但也正因為如此，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教育上，專心致力於教育，這正是一個傑出教育家所具備的品質，如果以學有所長的專家或科學家擔當一所大學的校長，恐怕未必合適，因為人的精力有限，如果學術和教育兼而共之，就會顧此失彼，縱觀世界之優秀大學校長，無一不是教育大家，因此在遴選大學校長，首先應該考慮的是他的教育背景、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擔任大學校長者，不應該是科學家，更不應該是政府官員。
蔣夢麟把自己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投之於北京大學和中國的高等教育，使北京大學始終處於中國大學的領軍地位，影響甚至左右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進程，以一所大學影響國家的命運和歷史的發展走向，這在全世界大學中還沒有先例。
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之際，西南聯大開始醞釀三校覆校，北京大學開始了“倒蔣舉胡”的風潮，希望尚在美國的胡適出任光復後的北京大學校長，甚至蔣夢麟的一些朋友也都是“倒蔣”分子，這樣一種民意和呼聲，確實出乎很多人的意外，也左右了國民政府的決策。
1945年6月，蔣夢麟就應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之邀，出任行政院秘書長，但還兼任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違背了自己曾經定下的制度，即大學校長不得兼任政府官員，這或許是“倒蔣舉胡”的誘因之一。
1945年8月，無奈的蔣夢麟辭去北京大學校長一職，以這樣一種方式，黯然告別北京大學，這確實讓蔣夢麟感到有些無可奈何，其沮喪之心情可想而知。
蔣夢麟不但告別了北京大學，還徹底告別了他為之奮鬥一生的教育，如果把蔡元培所倡導的“兼容幷包，學術自由”的辦學方針比作一座燈塔的話，那麼蔣夢麟就是駕駛北京大學這艘巨輪的船長。
兩年之後，蔣夢麟隨宋子文內閣辭職，受命出任由中美兩國政府新成立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的主任委員，1949年去臺灣之後，蔣夢麟又主持了臺灣“農業復興委員會”的工作，他工作重心轉移到了農業方面，又回到了當年初到加州大學時所讀的農業專業，在美國政府提供的財政支援下，臺灣的農業很快就完成了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移，為臺灣農業的復興與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蔣夢麟在臺灣農業方面所取得的傑出成就，被他北京大學校長的光環所遮蔽，他在臺灣的這段經歷，也不被歷史學者重視和研究。
居中者為蔣夢麟
蔣夢麟一生曾三次婚姻，與原配夫人孫玉書育有三子一女，因迎娶亡友之妻陶曾谷而與原配離婚，在民國時期就備受社會詬病，一度成為街談巷議的談資。
而蔣夢麟以74歲高齡之身，迎娶52歲的徐賢樂為妻，則為其人生一大敗筆，這段不被大多數人看好的婚姻，最終以曠日持久的離婚訴訟而結束，本已風燭殘年的蔣夢麟也因此身心俱疲，1964年6月19日，蔣夢麟因罹患肝癌在臺灣臺北去世，終年7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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