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付丽丽
“中心成立两年来，组建理工导航、理工微电等5个学科性公司，技术入股7家合作企业，转化科技成果60多项，作价约6000万元，引入教师和社会投资1亿多元……”对这些数字，北京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主任戴斌了然于胸。
成立北京理工技术转移有限公司、按照市场化机制运行，强调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北理工走在了前面。
转化收益的10％作为部门经费
“在运行机制上，北理工做了大胆探索，将成果转化收益的10％作为部门经费，包括人员工资在内，均不再单独拨付其他经费。”戴斌说。
2015年10月1日，新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正式实施，明确指出高等院校应当加强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管理、组织和协调，加强技术转移机构建设。
在此背景下，北理工于2016年初成立了技术转移中心，并同时注册北京理工技术转移有限公司作为其市场化运行平台。中心和公司“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中心主要履行科技成果转让、许可和作价入股审批和报批等职能，公司则主要通过市场化手段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有业内人士表示，这在国内高校是具有开创性的，至今很多高校仍没有明确的、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
“以前学校转化工作分散在不同的部门，转的多少跟自己关系也不大，现在不仅有了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还将转化业绩纳入到了学院和教师的绩效考核体系。”戴斌说。
在中心副主任兼公司总经理陈柏强看来，此举解决了传统管理部门在人员聘用、激励和约束等方面受事业体制制约的问题。“通过市场化用人机制，中心已建立了10人的服务团队，侧重技术、知识产权和企业管理等不同方面。同时，通过与业绩挂钩的考核及奖励机制，激发了团队活力。”陈柏强说。
专业化服务激发科研转化活力
早在转移中心成立之前，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北理工就一直在试水。
“学校科技成果入股+股权奖励+教师现金入股”的学科性公司模式，就是一项创新。2009年毛二可院士团队组建的首个学科性公司理工雷科，已于2015年成功上市。2010年孙逢春院士团队组建的学科性公司理工华创，也正在与上市公司实施重组。
“事实证明，科技成果转化的效果与转化模式的设计紧密相关。教师自掏腰包入股，形成了风险共担机制，责任意识会更强。”对此，全程参与转化工作的戴斌深有感触，一个学科性公司的建立，意味着科技成果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如果当初没有专业化服务，很多高精尖技术可能还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转移中心的成立，使得专业化服务的模式继续加强。全国两会期间，由北理工机电学院副院长黄广炎研制的“柔卫甲柔性防爆装置”在各大火车站执行安检防爆任务，如今产品已远销“一带一路”多个国家。
“以前从没有想到自己的成果会转化，大多科研人员内心很怵跟市场打交道，成果如何作价，股权如何设计，知识产权该如何保护，转移中心在这方面帮了大忙。”黄广炎说，而且由专门的机构而不是教师去对外谈，对方的重视度也不一样。
在这方面，北理工化学与化工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博也深有感触。正是在转移中心的帮助下，其研制的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2017年底已通过非独家授权许可方式，在合作企业转化形成分子智能防护口罩和空气净化器等系列产品，并在市场热销。
培养专业化人才队伍迫在眉睫
4月26日，教育部科技司、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在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方案》（简称《方案》）。明确提出，将帮助科研人员专心搞科研，成果转化的一系列工作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科技成果转化是个系统工程。一项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需要中试、示范和规模应用等诸多环节。而且还涉及政策法规、国资管理、市场分析、商业策划、投融资等多方面，不是一个科研人员或团队能够完成的。
“所谓专业的人，不仅要求具备专业的知识，还要有专门的岗位职责和投入专门的时间精力，这样才能将项目转化成功。为此，北理工专门设立了科技成果转化岗及职称序列。”戴斌说。
影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原因较为复杂，有调查发现，“缺乏成果转化方面的专业人才（72.99％）”位居第一。确实，采访中，有不少业内人士指出，高校负责科研成果转化管理的人的观念和水平至关重要。
“如成果转化法明确指出，科研成果可通过协议定价进行转化，然而很多高校在执行过程中，还是强制采用评估方式，既浪费了财力，又耽误了时间。”一位不愿具名的科研人员说。
“专业化技术转移人才目前仍是短板，建议通过增设相关学科专业等方式，培养更多的专业化人才。同时，也希望政府加大对高校专业化机构的扶持力度。”陈柏强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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