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身上有着显著的集体胎记，那就是对故土的深切依恋。那些终生囿于乡土，只要一旦离开乡土就会觉得寸步难行的升斗小民固然不用说，即便机缘巧合，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大事业的英雄，只要一旦条件许可——尤其是当他们自认功成名就时——第一件想干的事就是重回故里。
西汉的建立者刘邦当年定鼎天下后，急切地回到他的故乡沛县，和县中父老把酒言欢。刘邦的大敌人，著名的英雄项羽进咸阳后，有人劝他定都咸阳，以关中这块肥饶之地为根本，足以称霸天下。
急于归乡的项羽却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建功立业之后不回故乡显摆一番，怎么能显示出自己的成功呢？这个说客很郁闷，下去之后就跟别人发牢骚：人家说项羽这个楚国人是沐猴而冠，我看一点不假。项羽听说后，把这个倒霉的说客烹死了事。
与刘邦和项羽这两位早于自己一千八百多年的造反者一样，明季草莽英雄李自成也怀着对故乡同样深重的依恋，他也急于想要在功成名就时衣锦还乡。李自成在北京时经常对手下人说的一句话就是：陕，吾父母国，形胜之地，朕将建都焉，富贵归故乡，虽十燕京，岂易一西安哉？
李自成的部下——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重要将领和谋士，大多数是他的同乡，李自成这番话其实是他们这个决策群体集体意志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急于衣锦还乡的念头，消磨了大顺军在北京实行长久统治的决心。
《怀陵流寇始终录》对此记载说：“旧贼多陕人，欲还都关中，乃行封赏。新降贼者无以为功，汲汲劝进。三桂兵动，闯贼改图，曰：‘陕故乡，十燕京不与易也。’戊辰，集诸贼于宫中，敛内库银，及拷掠所得，并诸器物尽熔之，千两为一饼，凡数万饼，以伺西奔。”
这一记载很重要，它有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李自成在占据北京的四十多天里，一直要等到仓惶撤退的前一天才匆匆登基——他原本有更充足的时间在此前的任何一天登基。
关于这一问题，《剑桥中国明代史》转引另一西方史学家韦克曼的观点认为，这是因为李自成“感觉到了在中国的政治看法中弑君者可怕的负担，他可能还认识到篡位者很少能长久在位，通常要被一个对推翻前皇室没有责任的人所接替”。
韦克曼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我以为这或许只是理由的一部分。更重要的理由在于，李自成对他的故乡陕西省城西安情有独钟，甲申年一开始，他就在这里建立大顺政权，称顺王，并称西安为西京。在他眼里，这座故乡的省会要比遥远的、陌生的北京更亲切，更易于把握。
因此，他的想法也许是在北京大肆抢掠一把，然后回故乡称帝。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从山海关败回北京后，完全还可以依凭坚固城墙死守北京的李自成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北京，选择了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光荣的撤退——换个词就是逃跑。
按李自成及其部下们的设想，撤出北京之后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都是游击战和运动战的高手，惯于在不断的游击和运动中消灭敌人。因此可以推测，他们并没有把刚刚击败了自己的吴三桂和清军放在眼里，他们深信，凭他们十多年的丰富战争经验，只要退回老家关中，就有把握歼灭敌人，并取得最后胜利。
但历史的事实证明，李自成和他的部下预想得太乐观了一些。一路撤退到西安后，情况并没有如李自成设想的那样一天天好起来，恰恰相反，而是一天天地坏下去。失掉了作为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的首都，一天天地坏下去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了。
关于李自成撤退途中的情景，一个叫边大绶的故明官员曾写下过他的亲身经历。边大绶做过李自成老家米脂的县令，还主持过刨李自成家的祖坟以斩断王气的行动。他在老家河北任邱被撤离途中的大顺军抓获，后来侥幸逃脱，幸免于死。
他在记述此次经历的《虎口余生记》中写道：“见贼兵自北而南，尘土蔽天，然皆老幼参差，狼狈伶仃。十贼中夹带妇女三四辈，全无纪律。余见之不胜忿懑。如此鼠辈而所向无坚城，致万乘屈沉，真可痛哭流涕也。恨余被执，不能杀贼见其灭亡耳。”
然而，仅仅在撤离北京八个月之后，李自成不得不再一次下令撤退。这一次，他是从自己的桑梓之地西安撤退。就像八个月前的北京大撤退一样，这一次撤退也是抢劫之后的突然行动。从京城抢劫而来的大量财富，再加上在西安抢劫的大量财富统统被呼三喝四的士兵运走。
这一次，大顺军的目的地是湖北——非常巧合，李自成的败退之路好像是他胜利之路的一次回溯，胜利之时，他的线路是武昌—西安—北京，败退之时，他的线路则成了北京—西安—武昌。没有人知道败退途中这位草莽英雄有过怎样的感慨，他好像一个垂暮的老人在乘坐时光列车，缓慢而又清晰地一一抵达从前的前尘旧事。至于这前尘旧事在他心里激起的是伤感还是追悔，我们永远无法弄个水落石出。
从甲申年三四月间雄踞北京、虎视天下的霸业到窜走鄂湘、疲于奔命的窘境，李自成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到1645年三四月间，李自成在清军的追击以及南明军队和地主武装的袭击之下，基本没有还手之力。他试图得到一定程度的休息，然后再图东山再起，但紧跟其后的清军不是他以前熟知的腐败无能的明军，他没法获得这样的机会。
李自成的最后归宿和湖北通山县九宫山的一群农民纠结在了一起。那是1645年五月，此时，已经从北京一路经河北、河南、陕西、湖北、江西再进入湖北的李自成手下还有数万人马，但这数万人马既缺少粮草之类的后勤保障，更缺少当初挥师北上时人人奋进的军心。
五月的一天，李自成留下侄儿李过守卫大本营，自带二十余名亲兵到九宫山侦察敌情，不想，就是这次以往曾目为寻常的侦察使李自成陷入了绝境——他不幸进入了当地农民武装的包围圈。当时，多年来遭受战争之苦的农民们聚众筑堡，以图自保，他们看到李自成人马少，于是出堡攻击。
李自成所率人马大多陷于泥淖中，李自成脑部被农民们的锄头击中，当即死亡。农民们剥下李自成的战袍，发现他身上赫然穿着龙袍，还系了一枚金印，再细看尸体，一只眼睛是瞎的——正是传说中的大顺皇帝李自成！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军领袖，他的最终结局竟然是被另一群农民糊里糊涂地干掉，这是一个近乎荒唐的故事。但历史的真实就是如此，它既不用来说明人生的偶然，也不用来说明世事的无常，它惟一可以用来说明的是，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一切稀奇古怪的事情皆有可能发生。
至于李自成是否真的就如上所说的那样脑部中锄而死，其实没有一个定论。最权威的《明史》既记载了中锄而死的说法，又说李自成还可能是为村民所困，无法脱身，绝望之际自缢身亡。考虑到战场上要想上吊自杀有一定的难度，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则中锄而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但是，当地剿杀李自成的村民们还不能确认那具眇一目的尸体就一定是李自成，随后追来的清兵辨认尸体时，尸体已经朽不可辨。因此，另一种更为浪漫的说法是，李自成并没有战死，而是在九宫山的一座寺庙里出家为僧。
李自成手下最得力的几个将领和谋臣，他们的结局倒相对清楚一些：刘宗敏和宋献策以及李自成的从父等人被清军抓获，宋氏投降，余被斩首。牛金星不辞而别，投靠了早已投降清朝的儿子牛佺，终老于牛佺的官衙中。
至于那位颇有远见的李岩，早在李自成撤退到河南时就因听从了牛金星的谗言而将其处死——牛金星对李岩很嫉妒，于是他阴阳怪气地告诉李自成：“十八子主神器”的预言，难道就不可能说的是李岩吗？和老对手死对头崇祯一样，李自成也对天命感到莫名的敬畏，于是乎，李岩只有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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