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3年，明神宗萬曆元年，這一年日漸走向沉淪的大明朝發生了一件大事，由當朝內閣首輔張居正所主導的“萬曆新政”正式拉開了帷幕！這是一次全國範圍，涉及國家政治、經濟、軍事、農業、商業等各個層面的深刻變革，其效果之好更是讓近乎病入膏肓的大明朝在數年之內重新煥發生機。尤其是到了萬曆十年，國家國庫積銀達七百餘萬兩，糧食儲備達1300餘萬石，足夠朝廷支用十年，真正做到了“
不加賦而上用足”！但是，就是如此成效顯著的“萬曆新政”卻在首輔張居正去世之後的數年間人亡政息，而大明朝也就此逐漸滑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殊不知此次變革從一開始便註定了失敗的結局……
一、並不穩固的“鐵三角”中樞權力架構
明朝中期開始，其中樞權力架構呈現三足鼎立的態勢，即：皇帝、內閣、太監集團。這三股勢力相互制衡，從而在朝廷中樞形成一個穩定的權力格局。而張居正之所以是張居正，張居正之所以能夠推行新政，是因為他在特定的時期打破了三股勢力的制衡狀態，而將中樞大權集於一身，從而使國家公權力能夠馭如臂使。
張居正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首先是萬曆皇帝年幼，由李太后垂簾聽政，而李太后對於張居正有著極度的信任，故而實際上“君權”在這一時期被極度弱化了。其次，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是由李太后和張居正聯手扶上這個位置的，做為政治盟友其自然是與張居正、李太后保持一致的。第三，則是張居正本人身為內閣首輔全然掌控了內閣事務，其餘內閣成員無一人能與之抗衡。
就是這樣一個“鐵三角”權力架構成為了“萬曆新政”的權力中樞，但是這看似穩固的三個“角”其實卻並不穩固：
一是萬曆親政則李太后必然交權。李太后垂簾聽政是建立在萬曆皇帝朱翊鈞年幼的基礎上的，而且李太后並非能夠秉持國政的女中梟雄，故而還政於萬曆是勢在必行的結果。從歷史上來看，當“君權”真正回到萬曆皇帝手中之時，這位皇帝是有著自己的一套思路的，其對於新政的態度絕非如李太后那般跟在張居正身後亦步亦趨。
二是太監集團實際是依附君權而存在。太監集團的崛起實際上是明朝皇帝為了遏制文官集團一家獨大的局面而刻意扶持的結果，實際上就是從皇權當中分出一部分交給太監，使之在皇帝和文官之間形成一股新勢力，這股勢力既調和皇帝與文官集團的關係，又協助皇帝制衡文官集團，從而避免出現二元權力正面交鋒的局面。所以，一旦如前所述“君權”發生變化，那麼太監集團的立場將在很大程度上發生連鎖性的改變。
三是張居正改革打擊的對象是文官集團。原本張居正做為內閣首輔，其憑藉著高明的政治手腕已經基本上掌控了整個內閣。但是非常不巧的是，“萬曆新政”改革的重點打擊對象恰恰是文官集團，而文官集團又是內閣執政的基礎。簡單的說，張居正的改革損害了幾乎所有內閣成員的利益，這就使得原本張居正這最穩的一環變得最不穩定了。從其去世之後，繼任的內閣首輔申時行等人的反攻倒算的作為來看，正好印證了這一點！
二、將文官集團集中推向對立面，形成了堅定的反對派
一是意識形態層面的錯誤打壓。張居正推行“萬曆新政”講求為政務實而戒空談，所以在改革之初便想要樹立這樣一種思想導向。其採取的具體做法是在全國關停各家“空談廢學”的書院，並在輿論上重點攻訐當時推崇“知行合一”的陽明心學。
原本這樣做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殊不知當時陽明心學已經成為了官吏階層的普遍哲學認同，若是單純針對心學中的“空談派”打壓還好，現在偏偏要否定整個陽明心學，這無疑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從而在整個明朝官吏階層形成了普遍的情緒對立。
二是“一條鞭法”和土地清丈使矛盾加深。張居正變法措施之中，首推“一條鞭法”。這實際上是讓百姓將各種徭役、田賦以及其他雜稅摺合為銀兩進行統一徵收。這樣一來，不僅收繳賦稅的過程更加簡單易行，同時也避免了各級官吏在收繳稅銀過程中上下其手。原本這條改革措施切中時弊，絕對是遏止官員貪腐的良方。但是這裡卻存在一個問題，在萬曆時期明朝官員腐敗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一種普遍現象，幾乎達到了無官不貪的地步。那麼這個時候，張居正的做法實際上便是觸及了整個官僚集團的利益。
其次，土地清丈，通過丈量土地而發現了被地方豪強所隱匿的近三百萬畝土地，從客觀的角度講確實增加了國家的田賦稅收。但是這樣的做法，實際上受損的是地主階層，而平民未曾得利。在明朝，文官集團實際上普遍和地主階層是融合在一起的。身為朝廷高級官員，其家中必然在地方上是佔有大量土地的豪強。所以，這一措施實際上依然是對官僚集團的又一記重擊。
三是“考成法”大面積裁汰官員徹底激化矛盾。前面兩項如果是對官僚集團的利益削弱的話，那麼“考成法”的實施實際上就是直接向大明的官僚集團舉起屠刀了。據統計，“萬曆新政”期間，朝廷通過裁撤不合格官員，將萬曆元年的文武官員從12萬餘人裁減到9.8萬人以下。這一改革舉措確實大大提高了國家的整體行政效率，但同時也將數萬被裁撤的官員成為了與“萬曆新政”不死不休的敵人。而這一切憤怒情緒也都在張居正去世後頃刻間暴發出來，將新政的成果盡數破壞殆盡。
綜上所述，張居正在“萬曆新政”中所實施的“一條鞭法”“考成法”“土地清丈”三項舉措每一項都是切中要害的改革良方，若是能夠循序漸進逐一施行則可以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中逐步使國家回到正軌，但是偏偏張居正以時不我待的心態採取了“三箭齊發”的辦法，從而將明朝文官集團徹底逼到了牆角，從而使得這一陣營堅定的站到了新政的對立面。
三、沒有形成穩定的既得利益集團
若是單純的前文所述的三項措施使得文官集團站到了新政的對立面，這場改革也並非完全沒有救，但是張居正卻又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最終導致“萬曆新政”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而這個致命的錯誤就是：沒能形成一個穩定的新政既得利益集團！
戰國時商鞅變法，以軍功進爵的形勢扶持新貴族取代舊貴族，從而在秦國國內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新興利益集團。正是因為這個利益集團的存在，哪怕商鞅在舊貴族的反撲中最終被車裂身死，但是商君的秦法卻依然一以貫之的最終推行了下來！
事實證明，張居正麾下的江陵黨實際上是一個魚龍混雜的大雜燴，其中既有一心改革的新銳官員，也有受政治利益驅使混跡於其中的保守派和中產階級等等，正是在這樣複雜的成分之下使得“江陵黨”不可能具備統一的利益結構，也就不可能具有一致的政治追求。他們中的多數不過是靠在張居正這棵大樹之下的政治投機者。
所以後來張居正挑選的繼任者申時行、張四維等人不僅沒有繼承張居正的遺志，反而將新政一一廢除，更是成為了對張居正反攻倒算的急先鋒！之所以是這樣的結果，恐怕不是張居正識人的問題，而是在他晚年身邊圍繞的群臣之中根本就挑不出一個能夠真正扛起新政大旗的人來！試想一下這是何等的悲哀？
既然“江陵黨”是一盤散沙，那麼張居正的改革實際上便不存在一個穩定的既得利益集團了。不存在穩定的利益集團，那麼行政便不可能持續的推行，所以在張居正去世之後“人亡政息”的結果便是可以預見的了。
四、綜述
“萬曆新政”是一場影響深遠的改革，原本這次革新有機會將日漸沒落的明朝重新帶回巔峰，只可惜如前文所述張居正犯了三個錯誤：首先是核心權力架構的不穩導致新政根基不牢，其次是操之過急的“三箭齊發”為自己樹立了強大的敵人；第三是未能建立起穩定的既得利益集團，使新政得不到持續的推行！
歸根到底，“萬曆新政”實際上只是張居正一個人的戰鬥！一個人的崛起終究難以引領一個國家的復興，由於缺乏根本性的體制機制的改良，“萬曆新政”的從一開始便註定了失敗的結局，而張居正畢竟只能稱得上“救時宰相”，卻終究不能逆轉大明王朝滑向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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