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晋是五代时期第三个政权。公元936年，石敬瑭与桑维翰勾结契丹，以自称“儿皇帝”、割幽云十六州、岁贡帛三十万匹的条件取得契丹支持，契丹主在太原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改元天福，国号晋，史称后晋。公元942年石敬瑭去世，侄子石重贵继位，即为出帝。大臣景延广掌权，在向契丹告知石敬瑭死讯时，力主称孙不称臣，激怒契丹主耶律德光，给了契丹驱兵南下的借口。公元946年，杜重威效法石敬瑭，暗中勾结契丹，决定投降，遂引契丹军南下。公元947年，契丹军入开封，虏出帝石重贵北迁，后晋灭亡。
有人将后晋的灭亡归罪于景延广，认为景延广主张“称孙不称臣”的态度激怒了契丹，成为契丹南下攻打后晋的借口，因此而惹来了“狼群”，最终导致了石重贵被俘、后晋灭亡的惨痛教训。但是，我们不得不深思，景延广真是原罪吗？
结合史料，可以看出，后晋在石重贵接手时形势并不容乐观：契丹凭借扶立石敬瑭有功，挟制中原，虎视眈眈;南面有割据称王的吴、后蜀威胁;后晋统治集团内部政客矛盾重重，加之连年的旱、蝗、涝等灾害，导致饿殍遍野，民怨沸腾。石重贵接手过来的政权可谓是内外交困，危机四伏，而正是这些困境才是导致后晋灭亡的主要因素。在后晋走向灭亡的过程中，景延广在其中只不过是起到一根导火线的作用，他是在替别人背黑锅，因为促使后晋灭亡的祸端在石敬瑭立国之初就已埋下了。
景延广作为宰相（时任同平章事兼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在这个位子上，他其实可以辅助石重贵做很多事情，包括兴农强兵。然而，作为一个反契丹人士，在他刚刚掌权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真实实力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和契丹敌对，使得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令世人将后晋灭亡的过错归责到他的身上。那么，世人为何将后晋灭亡之责归于景延广？小编认为主要原因有二：
（一）在石重贵政权未稳之时过早激怒契丹
因景延广拥立出帝石重贵有功，他便以此为傲，把控朝廷。当前的后晋，最重要的政事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与契丹的外交关系。那么，我们来看看景延广都是怎么处理的？
首先，主张对契丹称孙不称臣。出帝登基之初，在讨论用哪种身份向契丹主通报石敬瑭逝世这件事的时候，李崧认为屈身事胡是为了江山社稷，没什么可耻的；景延广主张写信而不上表，只称孙而不称臣；冯道则含糊不明确表态。由于景延广力争，最终出帝采用了景延广的意见。因此惹怒契丹主，当契丹主使人来质问时，景延广又用了不尊敬的话语回答他。
《资治通鉴.后晋纪四》记载：
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议奉表称臣告哀于契丹，景延广请致书复印件孙而不称臣。……延广固争，冯道依违其间。帝卒从延广议。契丹大怒，遣使责让……延广复以不逊语答之。
其次，景延广对契丹国的贸易使臣态度极其恶劣。河阳牙将乔荣跟随赵延寿投归契丹，契丹任命他为回图使，在契丹和后晋之间往来做贸易。景延广“说帝囚荣于狱，悉取邸中之货”。随后，凡是契丹人在晋国境内做贸易者“皆杀之，夺其货”。有大臣言“契丹有大功，不可负”。于是“释荣，慰赐而归之”。然而在乔荣将归契丹时，景延广又口出狂言“孙有十万黄磨剑，足以相待”。而乔荣也不是善茬，让景延广说的话用纸墨记录下来作为证据交给契丹主。于是，“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决”（《资治通鉴.后晋纪四》）。
由此看来，确实是景延广在处理契丹关系时制定的策略存在问题。当时，石重贵的帝位还未站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便贸然敌对契丹，实在是不智的行为。景延广不耻对契丹称臣虽是中原有志之士的志向，但他用的策略不够高明，加之态度嚣张、口吐狂言而激怒耶律德光，使得耶律德光越发地坚定了南下攻打后晋的决心。
（二）不知已也不知彼，以虎头蛇尾的方式收场
景延广是武将出身，能做到今时今日的位置可以猜想他行军打仗应该是有一手的。但是，在与契丹的对战中景延广的表现却非常令人失望，看起来不像是一位将军，而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小人形象。为什么这么说？且来看看史书记载。
公元944年，契丹来犯，攻陷贝州，出帝命高行周等迎战，景延广和御营使前任静难节度使李周为东京留守。由于当时的作战计划和军队的调动，都由景延广来掌握，其他的文武群臣都没有参与，景延广此时是“乘势使气，陵侮诸将，虽天子亦不能制”（《资治通鉴.后晋纪四》）。
然而当高行周和符彦卿等将领在戚城和契丹交战请求景延广支援时，景延广却按兵不动，因为在此之前，景延广曾下令“诸将分地而守，无得相救”。后来还是出帝石重贵亲自领兵去救，才使高行周等脱险而回。
契丹兵还曾来到景延广的营前，大喊道景延广出来开战，景延广却在大营中稳坐不语，任凭契丹叫骂也不领兵迎战。等契丹军队退去时，他还以为是对方使计诱他上当，更是不敢出营。《新五代史.卷二十九》有记：
契丹尝呼晋人曰:"景延广唤我来，何不速战?"是时。诸将皆力战，而延广未尝见敌。契丹已去。延广独闭壁不敢出。
自此一战后，景延广为将相大臣和军民所厌恶，石重贵也认为他桀骜不驯难以控制，加之桑维翰等人又追究他不救戚城之过，便将其外放为西京（今洛阳）留守。此时的景延广再也没有了往日骄横和威风，他“郁郁不得志，见契丹强盛，始忧国破身危，遂日夜纵酒”（《资治通鉴.后晋纪五》）。
景延广就这样以“乘势使气”开局，以“郁郁不得志、日夜纵酒”收场，多么像是一出虎头蛇尾烂尾戏啊！
景延广曾经是石敬瑭的心腹大将，在石敬瑭主政时，景延广做事小心谨慎，一心辅佐石敬瑭为其冲锋陷阵，但是石敬瑭死后，他却掌管了政事手握了实权。只可惜，景延广始终是一名武将，有勇武而不擅谋，骄横又任性，贪生又怕死，最终落得个“为上下所恶”而遭贬官的下场。
综合上述，如果说后晋的灭亡与景延广毫无关系也说不过去的，但是能不能将全部罪责都归因于他呢？倒也未必。因为，后晋的内外交困的状况并不是由景延广一人造成的，在他上台掌权之前，后晋政权已经是千疮百孔了，而造成这种局面与两个人脱不开关系。
哪两人呢？那就是石敬瑭和桑维翰。也许有人会问，这两人，一个是后晋开国皇帝，一个是后晋开国功臣，怎么可能是他们？个中缘由，请看小编详细道来。
（一）软弱无能——石敬瑭
石敬瑭刚刚得到天下时，实施了一些安民安邦的政策。由于“藩镇多未服从，或虽服从，反仄不安。兵火之余，府库殚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征求无厌”。为解决财政危机、巩固政权，石敬瑭采纳了桑维翰的建议：“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禀，通商贾以丰货财。数年之间，中国稍安。（《资治通鉴.后晋纪二》）”
然而，石敬瑭作为后晋的开国皇帝，可以说是开启了中原屈辱史的先河。他外对契丹称臣称儿，内无力管辖藩镇将帅，处处表现出软弱无能的性格。
首先是外交方面软弱无能。他在契丹的扶持下当了皇帝，对契丹称“儿皇帝”，对契丹可以说事事尽到了做“儿子”的责任。我们看看他都有哪些屈辱的表现。
石敬瑭对于契丹百依百顺，非常恭谨，每次书信皆用表，以此表示君臣有别，称契丹主为"父皇帝"，自称"臣"，为"儿皇帝"。每当有契丹使臣到来，皇帝就在别殿拜受诏书。每年除了输送三十万布帛外，每逢吉凶庆吊之事也时时赠送；珍货奇物，络绎不绝。如此种种行为，多不胜数，朝中大臣都感到羞辱，但石敬瑭这种卑恭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没变过。
帝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岁输金帛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朝野咸以为耻，而帝事之曾无倦意。——《资治通鉴.后晋纪二》
契丹主插手后晋政事，石敬瑭听从意见或委屈求全。石敬瑭不但听从契丹主意见相国任用桑维翰，在选择太子即所谓的接班人时，也听从了契丹主的意见。义武节度使出缺，契丹主派使者让石敬瑭任前任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的儿子王威承袭，石敬瑭以官职要渐加进用的借口拒绝，契丹主发怒。石敬瑭立马“恐其滋蔓不已，厚赂契丹，且请以处直兄孙彰德节度使廷胤为义武节度使以厌其意”（《资治通鉴.后晋纪三》）。
石敬瑭曾对北都留守、同平章事安彦威说：“吾所重者信与义。昔契丹以义救我，我今以信报之；闻其征求之，公能屈节奉之，深称朕意。（《资治通鉴.后晋纪三》）”可以说，石敬瑭对契丹的卑恭态度已经深入骨髓。
天福五年(940年)，雁门以北被割让出去的吐谷浑不能忍受契丹的贪婪暴虐，于是率领他们的部落一千多帐从五台投奔后晋。契丹主非常愤怒，派使者来责备皇帝招纳叛逆的人。石敬瑭便让人四处搜寻吐谷浑人，“逐之使还故土”。
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耻于向契丹称臣，见契丹使者“必箕踞慢骂”，使者经过他的辖境，“或潜遣人杀之”，契丹拿这个事情来责问石敬瑭，“帝为之逊谢”。
天福六年(941年)，安重荣上表千字指斥石敬瑭父事契丹，困耗中原，并表示愿意与契丹决一死战。石敬瑭发兵斩安重荣，并将其头送与契丹。天福七年(942年)，刘知远收留吐谷浑，契丹遣使来问吐谷浑之事，石敬瑭既不敢得罪手握重兵的刘知远，更不敢得罪"父皇帝"，因此忧郁成疾，于六月中死去，时年51岁。
其次是内政方面软弱无能。石敬瑭不但对契丹俯首称臣，对藩镇有势力的将帅也多有畏惧。侍卫将军杨光远自恃重兵，干预朝政，屡有抗奏，石敬瑭“常屈意服从之”。天福二年(937年)，天雄节度使范廷光反于魏州，后又投降归顺，石敬瑭授其铁券（类似免死金牌）。天福五年(940年)，杨光远擅杀范廷光，石敬瑭“知其故，惮光远之强，不敢诘”（《资治通鉴.后晋纪三》）。
彰义节度使张彦泽要抓掌书记张式，张式到邠州，静难节度使李周上报朝廷，张彦泽来向石敬瑭要人，“帝不得已，与之。”最后，张式被张彦泽残忍杀害。有大臣上奏张彦泽贪残违法的事有二十六条，皇帝念他有军功，又跟杨光远是姻亲，竟然搁置不问。
石敬瑭内不能安民，外不能对敌，事事委屈自己顺从别人，作为一名开国皇帝做成他这样也是天下少有了。正如其右谏大夫郑受益上疏所说的：“淑匿莫辨，赏罚无章。”善恶不加分别，赏罚没有条理。用这句话来形容石敬瑭是再贴切不过了。
（二）两度宰臣——桑维翰
桑维翰(公元898年-946年)，字国侨，洛阳人。桑维翰于后唐同光中登进士第。不久，跟随石敬瑭历任河阳、河东、镇州武顺军等节度掌书记，直到石敬瑭立国称帝。晋立国十多年中，桑氏两度任宰臣。
后唐末帝李从珂登基为帝后，猜忌石敬瑭，便将其调移郓州任天平节度使，此时石敬瑭虽有反意，但并没有拿定主意，便与将佐计之。都押牙刘知远（即后汉开国皇帝）提议直接起兵，便可完成大业。而当时任掌书记的桑维翰则做了更详细深刻的分析：
然卒以河东复授公，引乃天意假公以利器。……契丹素与明宗约为兄弟，今部落近在云、应，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资治通鉴.后晋纪一》
桑维翰意思是说皇帝把河东交给你，是天意要借一把利器给你。契丹是同明宗（李嗣源）是兄弟之邦，他们的部落近在云、应州，如果你能推心置腹曲意讨好他们，万一有急变之事，早上跟他们说，晚上就能到，何愁大事不成呢？于是“敬瑭意遂决”。
随后，石敬瑭派桑维翰出使契丹相谈合作之事。《资治通鉴.后晋纪一》记载：
石敬瑭遣间使求救于契丹，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
这里使用了一个“间使”，间使的意思是：负有见机而行特殊使命而又单独行动的使者。由此可知，石敬瑭与桑维翰对此行已经作了一个很详细具体的计划：“推心屈节”事之、“称儿皇帝”、“割地”、“重赂奉财”。刘知远则谏曰：“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资治通鉴.后晋纪一》）”但是石敬瑭没有听从。果然，不久的将来，刘知远一语成谶。
桑维翰在石敬瑭卖国篡位过程中，一是根据授意草拟卖国文书；二是在关键时刻亲自出马，在契丹国力辩，又“跪于账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资治通鉴.后晋纪一》），成功说服契丹主坚决支持石晋。无怪乎契丹主对石敬瑭建议：“桑维翰尽忠于汝，宜以为相。”
虽然桑维翰不是卖国篡位计谋的最终决定者，但桑维翰却是计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可以说，先有桑维翰的献策，才后有石敬瑭后来篡位以割让“幽云十六州”、自称“儿皇帝”以及贿赂之耻，因此引狼入室，为后晋的亡国埋下了伏笔。
桑维翰在安重荣扬言要攻打契丹之时，上疏给石敬瑭向他分析天下形势，认为大晋外结契丹，安重荣恃勇轻敌必定无所作为，并言及契丹兵强马壮国无天灾，而后晋则国库虚竭，百姓困顿，是不可以与之为敌的。桑维翰对后晋、契丹、安重荣三方势力都作了全面的分析，使得石敬瑭更加立定决心侍奉契丹。另外，在石重贵为帝时期，景延广被贬之后，桑维翰被重新启用时，他又说服石重贵再次奉表对契丹称臣示弱。可见，桑维翰在对向契丹称臣方面是比较坚定的。
虽然，桑维翰为相时为后晋百姓做了一些实事，比如建议养兵息民，务农桑、通商贾，但是，这些是都为了解决契丹征求无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功不盖过。他和石敬瑭制定的卖国篡位的计谋，特别是割让幽云十六州而使得中原无险可守，直接赤裸裸地落入了契丹军的铁蹄之下，使得中原百姓饱受欺凌。正因为如此，桑维翰与石敬瑭一样，受到后世谴责。清代著名的学者王夫之斥之为“后世之罪人”。
因此，说景延广是替了石敬瑭和桑维翰背了黑锅一点都不为过，而且，这个黑锅，从后晋建国之初就已经备下了。
结语：
由于景延广拒不称臣使契丹恼羞成怒而灭了后晋，于是世人都把晋亡的罪责推到景延广身上。从道义上来讲，景延广扶持懦弱的皇帝，是为了洗涮“儿皇帝”的屈辱而奋起，在这一点上，景延广是没有过错的。他错就错在没有一个完备的战略部署：内没有团结各方节度使藩帅的力量，外没有搞好其他部族的关系，若能内外兼修、统一战线共同抗敌，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石敬瑭做了皇帝，于是人人都以为可以做皇帝，而且人人也都想做皇帝。石敬瑭被契丹封为天子，于是人们都以为天子只能听从契丹的委任。赵延寿、杨光远、杜重威都请求契丹能册封自己为天子，他们都在效仿石敬瑭，后晋的灭亡与他们也脱不开关系，可以说“成也萧何（此处指石敬瑭），败也萧何”。不得不说，石敬瑭给后来者们起了一个非正道的开头，灭国的祸端也因此埋下。
再进一步讲，后晋的灭亡，对百姓来说根本无足轻重的。因为石敬瑭和桑维翰对契丹称臣称儿，贿赂无倦，贿赂要钱财，钱财从哪来？从百姓中来。于是他们对中原百姓实行重税以搜刮财物，除了用来讨好契丹想博取他们的欢心，余下的钱财则用于为政者们享乐。将帅们都钱囊鼓鼓，却连军费都不发给士兵而导致军士怨恨，州官朱门酒肉臭，百姓却流离失所而怨声载道。如此行事作风，使得将吏分心，百姓反抗，没有人愿意保家卫国。
石敬瑭的后晋灭亡了，对于他来说是好坏难论，因为，石敬瑭名义上是天子，但是当他卑躬屈膝讨好契丹时，他活得何尝不是像一名卑贱的奴隶？然而，后晋的灭亡对于百姓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相对于后晋政权，后汉、后周对百姓的态度要友善得多。最起码后晋灭亡以后，刘知远建立的后汉一改过去靠刮民财以犒军的惯例，拿出了宫中财物赏赐将士，为百姓所称道。之后的后周推行均田制、裁汰冗弱、招抚流亡、减少税收，使得政治清明、百姓富庶。
所以说，爱民的皇帝，受百姓爱戴国家也相对富强，而一味盘剥百姓膏脂的皇帝政权也都不能长久。
老子在《道德经》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这句话是否给我们带来一些警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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