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釋、道三家文化同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在為人處事、做人標準以及世界觀等方面又各自具有不同的內涵。那麼這三家文化的區別是什麼呢？
釋教源於我國古來佛教與道教並稱時，各取其教祖之名，稱為釋老，遂稱釋教。佛教的基本教義稱為"四諦說"，即苦諦、集諦、滅諦和道諦。苦諦主要說明人世間充滿痛苦，說明人生是一個連續不斷的痛苦過程，即“苦海無邊”。
集諦則是探討造成痛苦的各種原因，把人的痛苦歸為人的慾望。滅諦講述了斷滅世俗諸苦的根本，即消除慾望，而達到無苦的境界。道諦闡明進入涅槃境界的方法。
儒家
儒家是孔子所創立、孟子所發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後延綿不斷，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學術流派。
儒家原先是先秦諸子百家之一，其創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時期和諸子百家地位平等。而後漢武帝為了維護封建專制統治，聽從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對思想實施鉗制，使儒家重新興起。
儒家，又稱儒學、儒教、孔孟思想、孔儒思想，是起源於中國並同時影響及流傳至其他周遭東亞地區國家的文化主流思想、哲理與宗教體系。前5世紀由孔子創立，脫胎自周朝禮樂傳統，以仁、恕、誠、孝為核心價值，著重君子的品德修養，強調仁與禮相輔相成，重視五倫與家族倫理，提倡教化和仁政，抨擊暴政，力圖重建禮樂秩序，移風易俗，富於入世理想與人文主義精神。
影響深遠
儒家是中國古代自從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最有影響的學派之一。做為華夏固有價值系統的一種表現的儒家，並非通常意義上的學術或學派。一般來說，先秦時，儒家也只是諸子百家之一，與其它諸子百家一樣地位本無所謂主從關係。
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中國人代代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中國人基因中的責任思想（以天下為己任）、忠孝思想（仁、義、禮、智、信）、恕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倫理思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儒家思想與專制統治結合的結果。
起源之謎
然而，儒者為何名為儒，儒字又是何種含義？這個卻是許多人皆未求深解的。
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中認為，儒有三科，關達、類、私之名，達名為儒。儒者，術士也。（《說文》。）儒之名蓋出於需。需者，雲上於天，而儒亦知天文，識旱潦。儒是指一種以宗教為生的職業，負責治喪、祭神等 各種宗教儀式。他說：“儒本求雨之師，故衍化為術士之稱。”
胡適《說儒》中，根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人部》對“儒”的解釋為：“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而正是這個將儒釋為柔，引來許多不同的說法，甚至於立場截然不同的大辯論。胡適認為儒者為殷遺民，而這些人於亡國之後，淪落為執喪禮者，儒為周代社會對有此類文化之術士之蔑稱。因已遭亡國，其文化只能以柔弱之勢存在。
據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考釋，甲骨文的儒，象人沐浴濡身之形。上古原始宗教舉行祭禮之前，司禮者必齋戒沐浴，以示誠敬。不僅證明了胡適的儒最早是殷商教士，是宗教神職人員的論點，也為儒教（非儒學）是宗教找到了證據[2] 。
李澤厚也認為儒家是巫師演化而來的。孔子自己曾經說過，“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也”。但同時，他也指出了自己與專門溝通鬼神的術士有所不同，“吾求其德而已”。 從孔子開始，“儒”的觀念發生了變化，漸漸地脫離了巫的知識範圍。孔子是中國歷史上首開私學的教育家，人稱“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他及弟子把古代為貴族所壟斷的禮儀和各種知識傳播到民間，逐漸形成儒家學派。因此，儒家是承襲殷商以來的巫史文化，發展了西周的禮樂傳統，是一個重血親人倫，追求現實事功，禮教德治精神始終一貫的學派。
《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敘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
有人認為儒者是指一種以宗教為生的職業，負責治喪、祭神等各種宗教儀式。"儒本求雨之師，故衍化為術士之稱"（《國故論衡·原儒》）。
《說文解字》：儒，柔也，術士之稱。據郭沫若考證，"儒"本是鄙稱，儒家這一稱號，也不是孔子自家封號，而應是墨家對孔子這一學派的稱呼。
莊子後學評論儒家，"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以上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莊子·漁父》） 。[3]
創始人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有極其深遠的影響。
《史記·孔子世家》載："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3]
發展
儒家在先秦時，和墨家並稱顯學。在秦始皇時受到重創，即所謂的"焚書坑儒"。至漢代，漢王朝以繼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統為其文化建設的基本路線，而這三代中原文化正是儒家六經，孔子以繼承華夏民族文化著稱，因而儒學本身便是華夏民族的文化精華。由於宗經而尊儒，這也是儒家交上好運的原因之一。 孔子作古，"儒分為八"（《韓非子》），其中主要有兩派，一是孟子出子思一系傳道，二是荀子出子夏一系傳經，這便是先秦儒學……[3]
沒落歷程
儒家思想以傳統封建社會為物質承擔者，而傳統封建社會以儒家思想為精神承擔者，傳統社會的瓦解，致使孔子聖人權威喪失。當中國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國門時，近代便開始了大規模的反孔運動，經歷了太平天國的農民起義、資產階級革派的辛亥革命以及達到高潮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一百年前，時人發憤於國之積弱，詬龜呼天。一批深受西學影響又急欲救亡圖強的進步青年，以胡適、陳獨秀為主將，發起了一場中國近代以來“反孔非儒”的高潮"——五四運動"。他們抱著"打倒孔家店"的決絕姿態，否定了作為中華兩千多年文化主流的儒學。
眾所周知，在"五四運動"發起後至今，其間又遭"文化大革命"最後一劫，這場充滿強烈政治目的色彩的"儒法鬥爭"、"批林批孔"的"文革"運動，使儒學歷經空前的厄運。億萬人民高喊"打倒孔老二"的噪音充斥在中國的大地上，就這樣使孔孟儒學乃至孔孟本人蒙上了不白之冤。至此，歷五四，經文革後的儒家所有學說，似乎全是惡名昭著，不屑一提。甚至於一些人一聽說是"儒學"、"孔孟之道"，就怒斥為"腐儒"、"孔老二"，神經緊張地像似拉上弓弦的箭矢，不分青紅皂白大加詆譭。
道家
春秋時期，老子[1]集古聖先賢之大智慧。總結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華，形成了道家完整系統的理論，標誌著道家思想已經正式成型。道家是對中華哲學、文學、科技、藝術、音樂、養生、宗教等等影響最深遠的學派。
李約瑟說：“中國人性格中有許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來源於道家思想。中國如果沒有道家思想，就像是一棵深根已經爛掉的大樹。”“道家思想乃是中國的科學和技術的根本”，“(道家哲學)對中國科學史是有著頭等重要性的”，對整個東亞和東南亞的宗教、思想、文化都產生了較大影響。
有中華文化基石之稱的道家哲學思想，還通過儒學以及中國化之後的佛學而得以不同程度的體現。
道家以“道”為核心，認為大道無為、主張道法自然，提出
道生法、以雌守雄、剛柔並濟等政治、經濟、治國、軍事策略，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是“諸子百家”中一門極為重要的哲學流派，存在於中華各文化領域，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化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大量的中外學者開始注意到與吸取道家的積極思想，故學者說：“道家思想可以看為中國民族偉大的產物。是國民思想的中心，大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氣概。”東漢末年道教以黃、老道家思想為理論根據，承襲春秋戰國以來的神仙方術衍化形成。
道家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泰古二皇，春秋時期，老子集古聖先賢之大智慧，總結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華，形成了無為無不為的道德理論。標誌這道家思想已經正式成型。從此成為古往今來治國治家的至尊寶術。以黃帝、伊尹、太公、辛甲、鬻子、老子、文子、列子、莊子、管子、鶡冠子等等為主要代表，主張“無為、璞樸、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等等。尤其重要的是，道家雖有經典著作，可思想並不圈囿（quānyòu）於著作之中。道家思想的形成是以總結、發展、著典籍為主要路徑，每一次思想的跳躍都經歷了極其長時間的眾人積累，這也再一次的凸顯了道家的生命力。道家人物既可入世建功；亦可功成弗居（功成身退），在歷史長河中每當災世來臨之時，道家人物以一身浩然道氣挑戰災難亂源，誅邪衛道，撥亂反正，也因此激盪出眾多膾炙人口的傳奇篇章。
老子
鶡冠子也在教育龐煖之時，將一位道家學者的基本修行方向羅列了出來，他稱之為九道，分別是“「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缺一不可，只能多不可以少，能成為道家的人必須是全面的人才。
道因應無方，惟變所適。史公司馬談在《論六家旨要》所論。道家“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虛無為本，因循為用”，“無成執，無常形”、“因時為業”、“時變是守”。故太史公突出強調‘變’。這得益於道家所具有的職業優勢和深厚的知識背景。道家出自史官，在古代，史官的職責主要為觀察星象、制定曆法、管理王室典籍和收藏檔案，掌管著華夏部落母系社會到父系社會所有官方所擁有的珍貴典籍，故其為通曉當時一切知識部門的偉大學者。
思想來源
《史記》中《論六家要旨》：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
《漢書·藝文志》：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
中國古代主要哲學派別之一，以道為世界最後的本原，故名為道家。創始人老子。其主要代表人物還有關尹、莊子、彭蒙、田駢等，主要著作除了《老子》、《莊子》外，還有《黃帝內經》、《文子》、《列子》、《管子》、《鶡冠子》、《呂氏春秋》和《淮南子》、《易經》等。
道家以道為世界的本原，以柔弱因循為道的作用，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因為對道和無為的理解不同，所以內部又劃分為不同派別，不同的學派之間思想重心也不同，或偏於治國，或偏於治身等。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每篇每個學派各不相同各，都其獨特的風格與特點。
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宇宙論體系，與《易傳》所提出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相類。老子認為是三（三才）生萬物；孔子認為是陰陽、四象（老陰老陽、少陰少陽）生萬物。
佛家(有名釋家)
佛教距今已有兩千五百多年，是由古印度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王子喬達摩·悉達多所創（參考佛誕）。西方國家普遍認為佛教起源於印度，而印度事實上也在努力塑造“佛教聖地”形象。
佛教創建時，印度已經進入了封建領主統治的農奴社會。當時印度傳統的吠陀天啟、祭祀萬能和婆羅門至上三種信仰，以及婆羅門作為一切智的壟斷者和神權統治的代表的地位開始動搖，成為眾矢之的。自由思想家中出現了種種反傳統信仰的沙門思潮。
創始人釋迦牟尼生於今尼泊爾境內的迦毗羅衛，是釋迦族的一個王子。關於他的生卒年月，在南、北傳佛教中，至今仍有種種不同的說法，但一般認為生活於公元前6～前5世紀。他在青少年時即感到人世變幻無常，深思解脫人生苦難之道。
29歲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佛陀，意譯覺者）後，在印度恆河流域中部地區向大眾宣傳自己證悟的真理，擁有越來越多的信徒，從而組織教團，形成佛教。80歲時在拘屍那迦逝世。
佛教原來只流行於中印度恆河流域一帶。孔雀王朝時期，阿育王奉佛教為國教，廣建佛塔，刻敕令和教諭於摩崖和石柱，從此遍傳南亞次大陸的很多地區。同時又派傳教師到周圍國家傳教，東至緬甸，南至斯里蘭卡，西到敘利亞、埃及等地，使佛教逐漸成為世界性宗教。
佛教向亞洲各地傳播，大致可分為兩條路線：南向最先傳入斯里蘭卡，又由斯里蘭卡傳入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等國。北傳經帕米爾高原傳入中國，再由中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等國。
佛教觀點
否定宿命論
佛教否定宿命論，認為人有命運，但是不鼓勵人聽天由命，而是希望人開創命運。佛教主張諸法因緣而生，因此命運也是因緣生法。壞的命運可以藉著種植善因善緣而加以改變。命運既然可以因為行慈悲、培福德、修懺悔而加以改變，因此命運並不是必然如此不可更改的。再壞的命運也能透過種種的修持而加以改造。相反地，好的命運不知善加維護，也會失卻墮落，所謂‘居安思危’，不能不戒懼謹慎！[6]
緣起論
《中論》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是假名，亦是中道義”。又說：“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即一切事物都是因緣和合而生，既然是眾緣所生，就是無自性的，就是空的。佛教認為，因緣不具備的時候，事物就消失了，這樣的一種現象就是“空”。那麼，什麼是因緣呢？因者是主要的條件，緣者是輔助的條件，主要的條件和輔助的條件都不具備的時候，就沒有事物的存在。因此，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需要具備主因和輔因。當因緣具備的時候，事物就存在；因緣不具備的時候，事物就消失。
緣起論是般若思想的基礎。般若重視“緣起”。《佛說造塔功德經》裡有一個偈語：“諸法因緣生，我說是因緣；因緣盡故滅，我作如是說”。今天，我們不論站在什麼立場上來看，這四句話都是對的，世界並不是神創造的，確實是由各種各樣的因緣、條件聚合而成的，這是佛教的根本道理，也是般若最核心的思想。“緣起”是我們理解般若思想的一個重點。[7]
反對自殺
佛教認為人身難得。眾生在無量劫的輪迴中，獲得人身的機會如“盲龜值木”，極為難得。對修學佛法來說，人身無八無暇、有十圓滿，是學習佛法最好的善緣條件。無論我們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追求世間的幸福生活，還是修學佛法，追求出世間的解脫利益，都要依靠這極為難得的寶貴人身。
傳印會長指出，佛教既反對殺生，也反對自殺，更倡導護生。對自殺行為，佛陀有明確的呵責和禁止：“汝等愚痴，所作非法！豈不聞我所說慈忍護念眾生，而今云何不憶此法？”並制定戒律：“若自殺身，得偷羅遮罪。”因此，所謂“自焚不違背教規教義”的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8]
反對末日邪說
末日傳言沒有任何佛教經典依據，佛教是給人信心、給人希望、給人歡喜的宗教，佛教徒不應該輕易相信和傳播世界末日的說法。佛教宣稱每天都是好日。
漢傳佛教
北傳的佛教分陸路和海路兩條線進行。陸路經西北印度和西域諸國古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印度大月氏貴霜皇朝等時代，其勢力範圍曾直接覆蓋到西域諸地，與中國西部邊境接壤），另一路由海路傳入中國南方，如達摩，真諦等大祖師，均從海路直接來到中國在廣州登陸後北上。
印度大陸的聲聞佛教和菩薩乘佛教是同時傳入東土的。除大乘經典外，中國現存的印度大陸各部派的聲聞乘經典也很豐富。達摩祖師西來，曾讚歎“東土漢地，好一派大乘氣象！”由於中華文化的社會環境和人文根性，漢傳佛教主流為菩薩乘佛教（又稱大乘佛教），聲聞佛教在漢地一直不如菩薩乘佛教被接受和流行，尤其到後代，“漢傳佛教”幾乎成了大乘佛教的代名詞。
公元前後，佛教就已正式傳入中國。與印度的文化傳統不同，佛教一傳入中國即開始的佛典翻譯事業，是以皇室官方組織高僧，嚴謹制度下的書面系統翻譯。隨著漢明帝打開官方佛教的大門，隨後數百年間，天竺西域與中原兩地傳經、取經之高僧絡繹不絕，如鳩摩羅什、真諦、法顯等祖師菩薩。到了唐朝的玄奘法師遍參天竺數十國取經，並在大小乘各派均取得最高成就圓滿歸唐後，印度佛教大小乘各部派的主要經典之後都漸翻譯到了漢地。此時的東土，各大宗派紛紛成熟，高僧輩出，證者無數，從教理研釋證悟到民間百姓的廣泛傳弘，大乘佛教在中國的輝煌實踐與隋唐盛世交相輝映。世界佛教的中心也漸轉移到了中國，並進而傳播影響到日本、韓國、越南、新加坡及我國的西藏等地。佛教至此成為世界性宗教。而印度佛教此後則日趨沒落而消亡了。中國翻譯收藏的佛教典藏是最全面、系統和完整的。
佛教傳入中國的確切年代尚無定論，異說頗多，最廣泛的說法是東漢永平十年（67），漢明帝派遣使者至西域廣求佛像及經典，並迎請迦葉摩騰、竺法蘭等僧至洛陽，在洛陽建立第一座官辦寺廟——白馬寺，為我國寺院的發祥地；並於此寺完成我國最早傳譯的佛典《四十二章經》。[17]
從南北朝開始中國佛教進入興盛發展階段。南北朝時佛教已遍佈全國，出家、在家佛教徒數量增加很快，北魏《洛陽伽藍記》記載洛陽城中寺廟鼎盛時達到1367所，[18] 而北方的長安僧尼過萬，南方的建業（今南京）也有佛寺數百座。
隋唐時期是中國佛教鼎盛之時。隋朝皇室崇信佛教，唐朝皇帝崇信道教，但對佛教等其它諸多宗教都採取寬容、保護政策。中國佛學逐步發展成熟。
封建社會後期，漢地佛教衰落，戒律廢弛，叢林破敗，僧人無知，迷信盛行。近代以來，在楊文會等一批佛教界有識之士的帶動下，佛教在各個方面得到一定的發展。抗日戰爭時期大批愛國僧人如著名佛教社會活動家太虛大師積極支持抗戰，為爭取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持在全世界廣為宣傳，佛教界還在戰地組織了僧侶救護隊，為爭取祖國自由獨立做出了應有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漢傳佛教界首先與全國人民一道參加了土地改革運動，廢除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及其它各種剝削制度，佛教事業日益發展。1952年11月成立了中國佛教協會籌備處，1953年（癸巳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圓瑛法師當選會長，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恢復和落實，使中國佛教獲得新的發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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