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彥斌
西南政法大學《現代法學》
專職副主編
《水滸》成書演變的過程，因資料所限，難以確切敘出，但無論如何，可以確信的是：《大宋宣和遺事》是《水滸》的前身或原型之一。
我在閱讀《水滸》時，漸漸有了一個感覺，感到這個故事雖然應是成書於明代中期之後，離北宋的背景越來越遠，但是其原型卻始終不離對幾個權勢人物的譴責：宋徽宗、蔡京、高俅。進一步，我想到這是對家國之痛的一場劇情化反思，當北宋亡於金人之手，這個責任該由誰來承擔?這是個北部的亡國遺民和南部的流亡人士都不能不痛思痛慮的問題。
《水滸》也晚，其間隱藏的對於宋徽宗與蔡京的反思已然模糊，更多看到的是幾個小丑式官員——高俅、蔡九知府、梁中書之類。但是，只要深看，字裡行間能察覺到其對於亡國責任的追問，我感到，《水滸》的原始作者，是想把責任追究到宋徽宗和王安石身上的，責任在於兩方面，一是政治，二是思想。
帶著這些問題，再來閱讀《大宋宣和遺事》，就非常明朗了。《大宋宣和遺事》裡使用了“中書省”這樣的詞彙，足見即使最後成書是在元代，但是，作者對宋代的故事又有深切關懷。儘管元代成書，對北宋政治的褒貶卻遠遠多於《水滸傳》。其貶，主要集中在宋徽宗、王安石和王安石的政治同道蔡京。
《大宋宣和遺事》首先以民間推崇的神秘主義名人邵康節用神秘主義的內容來預言北宋將要迎來的災難——朝廷要任用南方人做宰相，天下自此將多事起來。民間小說喜歡談到神秘主義人物，正讓人想起一句箴言：“你們所相信的，不過是奇蹟、秘密和權威。”對於宗教信徒與民眾來說，宗教哲學自然過於玄遠晦澀，神秘主義倒是通俗易懂而深不可測。民間小說既然是圍繞市場而展開的表演話本，自需把神秘主義當做招徠顧客的物料。作者要貶低王安石，自可從邵康節這位名人的語言當中說出來。何況除卻民間賦予的神秘主義身份之外，邵康節本人是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並列的理學家之一，這個學派本身與王安石的新學之間就存在著學術競爭關係，這樣一來，邵康節的身份更加複合，自然被抵制王安石的群體所認同。
且說英宗皇治平年間，洛陽邵康節先生因與客在天津橋上縱步閒行，忽聽得杜鵑聲，先生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先生道：“洛陽從來無杜鵑，今忽來至，必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過二年，朝廷任用南人為相，必有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
王安石將任宰相，受到了極為嚴厲的彈劾。這裡的彈劾包含人品、政治理念、政治素質三方面。從人品來說，安石見利忘義、貪圖名位、奸詐機巧;從政治理念來說，泥古迂腐、以此圖變;從政治素質來說，不識君臣上下之分，一派師尊般驕傲姿態。
《大宋宣和遺事》記錄，神宗是個聰明的官家，朝廷上大綱小紀，一一要從新整理一番。恰有那曾參政名做公亮的，薦那王安石為丞相。神宗准奏，召王安石拜相。正宣麻時分，有唐介做著諫官，上疏論奏：“王安石泥古迂儒，若用為相，必多更變，重擾天下。”那時有呂誨亦上疏彈劾安石，有彈文，其略雲：“好名嗜進，見利忘義。凡在經筳，力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處師氏之尊，不識君臣上下之分……奏對強辯，陵轢同列。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奏上，神宗不報。安石居相信，專務變更。
作者講述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對其兄長的勸告、對新法的惡評和對家庭命運的憂慮，同樣譴責了王安石的公子、與王安石享受過尊崇待遇的王雱。同樣以為人險惡來指責王雱。“安石弟安國，每憎他兄所為誤國……安國又嘗力諫安石，言：‘天下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為家禍，宜速罷之。’安石不聽。安國泣於影堂前道：“是吾家滅門矣!”安石的孩兒王雱，為人性險惡，喜殺，因病疽而死。”
宋徽宗登場，在《大宋宣和遺事》作者筆下，這是個風流才子，當然更是浪蕩公子和政治庸才。像史上被描述為昏君的那些皇帝一樣，昏君徽宗與奸臣為伍，治國無方與災荒饑饉疊加，民變驟起。當此君臣在位時，發生了宋江三十六人和方臘十三人的舉事，宋江由此開始登場，宋史故事與宋江故事從這裡接壤。
哲宗崩，徽宗即位……朝歡暮樂，依稀似劍閣孟蜀王;論愛色貪杯，彷彿如金陵陳後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貫、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楊戩。向九里十三步皇城，無日不歌歡作樂……人民勞苦，相枕而亡。加以歲歲災蝗，年年饑饉，黃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樹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饗者。宋江三十六人，哄州劫縣;方臘一十三寇，放火殺人……用丞相章惇言，舉蔡京為翰林學士。滿朝上下，皆喜諛佞，阿附權勢，無人敢言其非。
徽宗用王安石系的改革者蔡京為“右丞相”(這又是個元代詞彙，或許表明《大宋宣和遺事》作者為了迎合市場而使用當時的詞彙，或許表明其對宋代具體職官並不熟悉)，重啟神宗改革。
崇寧元年七月，徽宗除蔡京做右丞相。制下，中外大駭。又賜京坐延和殿。徽宗向蔡京道：“昔神宗創法立制，未盡施行;先帝繼之，兩遭簾帷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歷觀在朝，無可與為治者。今朕相卿，其將何以教我?”蔡京頓首謝：“願盡死以報陛下!”
《大宋宣和遺事》作者終於歸納：宋朝敗亡的原因，就在於王安石及其女婿蔡卞，以及蔡卞的兄長蔡京之改革的先後推進，王、蔡之改革，被作者解讀為“陷害忠良，奸佞變詐，欺君虐民。“話說宋朝失政，國喪家亡，禍根起於王安石引用壻蔡卞及姻黨蔡京在朝，陷害忠良，奸佞變詐，欺君虐民，以致壞了宋朝天下。”
到《水滸傳》時，正如人所周知，依然將徽宗描繪為一個風流倜儻的昏庸人物，而蔡京、李師師等《大宋宣和遺事》當中的人物，大體上都予保留。更將“朕欲要抬舉你，但要有邊功方可升遷，先教樞密院與你入名”這樣的昏聵臺詞放到徽宗這裡，像個小丑一樣地安排官員職務。“後來沒半年之間，直抬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金聖嘆這樣文字敏感的人，當然感到了《水滸》作者對宋徽宗的不滿，金聖嘆點出：“一向無事者，無所事於天下也。忽一日與高俅道者，天下從此有事也。作者於道君皇帝每多微辭焉，如此類是也。”但是金聖嘆只是慨嘆“亂自上作”，只是發現了《水滸》作者對宋徽宗的微辭，卻沒有深挖出《水滸》之早期版本中對徽宗—王安石—蔡京一脈的批判。
正如前述，以我之見，《水滸》大致成書於明代中期。當《水滸》成書時，作者能否看到《大宋宣和遺事》，是不是在《大宋宣和遺事》的基礎上做增刪修改，我們當然不得而知。或許作者已不知《大宋宣和遺事》之譴責徽宗—王安石—蔡京的苦衷與明線，但從《大宋宣和遺事》到《水滸》，宋徽宗與蔡京的昏聵如故。雖然金聖嘆式的點評及其反思更加指向皇帝及其體制了，看上去不再關心變法、思想史上的新舊之爭，雖然《水滸》的痛點聚焦於“官逼民反”這樣一個普世話題，而不像《大宋宣和遺事》一樣附以宋亡之痛的追問和派別之爭，但我們仍然從故事深處能夠發現隱微，發現原型當中的鞭撻與痛思。
宋亡，誠大事也，宋徽宗、宋欽宗作為亡國之君，只能被宋代遺民置於歷史的審判臺上。而反對王安石改革派主張及其實踐的守成派別，進一步將王安石、蔡京一系之先後變法視為宋亡的制度原因——變法折騰使然。所以，亡國之痛引發亡國之思，反思的結果，就是要讓宋徽宗—王安石—蔡京這三個當事人承擔歷史責任。
在這個意義上，儘管成書於明代中期的《水滸》故事精彩絕倫，仍然是一部隱含著宋亡之歸因與批判的義理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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