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鴻學院院辦
春風十里揚州路，捲上珠簾總不如。
前不久，宋老師驅車行走了一遍大運河，沿途考察了許多中國歷史上非常繁華的大城市，比如運河時代的四大商業都市：淮安、揚州、蘇州、杭州。這些地方當年都是中國的一線城市，相當於現在的北上廣深。
千百年過去了，這些城市中有的已經落到三線城市的地位，有的卻能一直長盛不衰，活力澎湃。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引起了宋老師的注意。
地處長江以北的揚州和長江以南的蘇州，在運河貿易大繁榮的時代兩座城市都很發達。隋唐時期的揚州曾是中國排名第一的大都市，繁榮程度甚至超過了首都長安；明清時期揚州的大鹽商也是富甲天下。揚州位居大運河和長江交匯點，兩條黃金水道的商貿機會通江達海，經濟的區位優勢超過蘇州。
但是在現代經濟發展中，揚州則遠落後於蘇州，江北也明顯落後於江南，揚州GDP是5000多億，蘇州卻高達1.8萬億，三倍於揚州。
一直到近代，兩個城市都沒有什麼差距，為何進入現代後忽然拉開差距，出現了完全不同的兩種命運，地處江南的蘇州，經濟活力為何會一直長盛不衰呢？
從經濟教科書上我們知道，資本、土地、勞動力、技術、制度等因素決定了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但揚州與蘇州無論在地理位置、氣候條件、自然資源等經濟稟賦上，還是政府政策、營商環境、人口素質等軟環境上，都很接近。
兩個城市經濟活力的差異究竟來自哪裡？更廣義的問題是：江南經濟到底有什麼獨特之處？
傳統的經濟理論並不能給出有效的解釋，宋老師從文化資本的角度則提出一種新的看法。
什麼是文化資本？
借用一個手機App的比喻來說明一下：一個地區個人或公司的經濟行為就像手機的APP，經濟資源就如同是手機的硬件，而文化資本就是手機的操作系統，所有的APP都必須通過調用操作系統才能充分利用手機的硬件資源。而操作系統的優化水平必然會影響APP的運行效果。同樣的，一個地區文化資本的積累厚度和運行效率，也會顯著影響個人和公司利用自然資源進行經濟活動的效果。
最早探討文化對經濟存在影響力的理論，就是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韋伯發現歐洲新教佔優勢的地區比天主教佔優勢的地區更容易進行工業化，經濟也更發達，表現出來的結果就是工業革命以來，北部歐洲的經濟顯著強於南部歐洲。他的分析結論就是，新教倫理塑造了北部歐洲勞動者的工作態度，比如勞動是所有新教徒的“天職”，努力工作是人對神所盡的義務，必須兢兢業業，恪盡職守，這種“天職”觀念演化為現代西方所崇尚的“專業精神”；新教倫理鼓勵節儉，厭惡浪費，這有利於工業化的資本積累；而積累財富是實現了“天職”的證明，目的是為了彰顯神的榮耀，個人炫富的行為會遭到社會的嚴重鄙視，可以說新教倫理塑造了社會的價值觀。現代西方最發達的國家都是新教佔主流的國家，新教精神就是它們文化資本的核心。
那麼，江南的文化資本來源於哪裡，它的獨特之處又是什麼呢？我們需要回溯歷史。
東方文藝復興系列（二）- 江南文明的起源，追根溯源，抽絲剝繭，帶你深度瞭解歷史上中國經濟最有活力的江南地區是如何養成的。
本文節選自鴻學院核心課《東方文藝復興（二）江南文明起源》，請搜索【宋鴻兵觀天下】公眾號，瞭解課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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