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皇室的奢靡之风，在历史上可谓十分“出彩”。

虽然唐朝前期几个皇帝都提倡节俭，太宗还以身作则，衣食住行方面是能省就省，宫殿楼阁是能不建就不建，但架不住后面的子子孙孙大手大脚，花起钱来那叫一个肆无忌惮。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比如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看中了老爹的昆明池，想让中宗赏给自己，结果中宗就俩字儿：不行。

没能如愿的安乐公主，干脆就跑到长安城的西南角，强占了几十亩农田，耗资百万，期间动用无数人力，终于挖出一座长宽各达数千米的新池，取“胜昆明池”之意，名为“定昆池”，比之昆明池更大，且观景楼阁更为华丽，直让唐中宗苦叹不已。

《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九》：安乐公主请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鱼所资，不许。公主不悦，乃更夺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数里，累石象华山，引水象天津，欲以胜昆明，故名定昆。

安乐公主剧照

除此之外，还有玄宗时期的皇亲国戚们，最热衷于向玄宗“献食”。

所谓“献食”，就是收罗天下各地的山珍海味，竞相进献。

天宝年间，常有贵族皇戚带着美食排着队，守候在兴庆宫外，有时所献美食居然可达数千盘，而为了应对源源不断的献食之举，玄宗还特设一名“检校进食使”，专门负责挑选查验进献的美食。

只不过，这一盘山珍海味价格之高昂，足足抵得上十户农家一年的粮食生产量，不得不说一句，贫穷真是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九载，诸贵戚竞以进食相尚，上命官姚思艺为司校进食，使水陆珍羞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

我之所以举这些皇帝或者公主带头铺张浪费的例子，就是想说明，在唐朝某些时期，奢侈之风是从上层建筑逐渐扩散到民间，随着受到关注最多的贵族集团日益崇尚奢侈消费，因而导致这股原本只存在于贵族之中的风潮，日渐成为一种负面的社会风气，从而对民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诚然，奢靡之风，古今皆有。

不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在花钱这事儿上，但凡有钱，都绝不含糊，但古代与现代相比，还有其符合时代特征的不同之处。

因为在封建社会中，消费本身存在着“等级差异”，所以许多外在的物品，通常象征着身份与地位，并由此延伸出复杂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

可能这么说不是很好理解，那就让咱们来打个比方：

比如皇亲贵族所穿衣着，必须要与百姓所穿服饰，保持不同标准。

最直接的例子，唐皇所穿龙袍所使用的面料之一，就有蚕丝中最好的“辑里湖丝”，不仅被称作丝中极品，更是千金难求，但在古代，诸如此类的极品面料，只供大内，专为皇帝缝制龙袍所用，普通百姓是万万没有资格使用，甚至也无从购买的。

龙袍参考图

皇帝能用的，百姓不能用。

贵族能用的，百姓也不能用。

一边是统治阶级，一边是被统治阶级。

通过“制定缝衣用料的不同标准”诸如此类的事件，从而影射出阶级之间天然存在的差异性。

而统治阶级之所以这么做的目的，自然只有一个：

维护等级特权。

于此就体现出了巨大的“阶级差异”。

参考图

通俗来说，长安大街上有俩人，一个是大唐富商王二麻子，另一个是唐玄宗小舅子的大表哥的亲姐姐的妹夫李老三。

王二麻子出手阔绰，身家万贯，能买下长安城内最贵的豪华大宅，走在街上必三五成群，家仆随从鞍前马后。

但李老三作为也姓李的皇亲国戚，是正儿八经的贵族，官居太子东宫右卫率，正四品，着深绯色大红官袍，日常深居简出，也没随从，就自己溜达着上街买菜，很凑巧的面对面跟王二麻子遇上了。

如果王二麻子认得那身大红袍，必然就清楚，站在面前的李老三是宫中之人，若此前有过交集或一面之缘，必然就会上前恭敬问候。

旁人一看就明白，这俩人肯定不是一个等级。

王二麻子就算再有钱，身上挂满了金银首饰玉扳指，但站在李老三面前，气势仍然会矮上一头。

阶级差异，也就在李老三那一袭大红袍上体现而出。

唐朝官服对应品阶参考图

所以通过对服装制定不同标准，以此来体现身份与地位不同的这种方式，就属于维护等级特权。

但久而久之，随着国家经济越来越好，外加具有标杆性质的贵族集团也日益崇尚奢靡之风，底层民众就会开始效仿，乃至追随，那么许多原本象征身份与地位的高档物品，也开始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这些代表贵族所用的物品，不仅十分豪华，定价自然也是十分高昂。

于是某些人就会通过种种渠道，不惜花费高价，也要享受一番皇亲国戚们使用的物品，比如豪华车马，比如华贵服饰，比如特殊的珠玉器皿，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从这点上来看，其实千百年来都是一样的，奢侈品如今大行其道，乃至形成风尚的原因，无外乎人们的财富日益增多，在足够维持生活水平的基础上，有多余的财富可以去追求更美好的东西，这本身并无对错之分。

但在唐朝，却有着对错之分。

随着奢侈消费的现象日益增多，唐朝统治者逐渐透过表面，察觉到了潜在的危险气息。

如果我们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视为完全对立的两个层面。

那么在两者之间，就存在着一层天然的屏障。

这种屏障，理解起来可能很抽象，但总结起来，其实就四个字：

阶级壁垒。

比如统治阶级是A，被统治阶级是B。

我们将A和B比喻成两个“点”，而将它们之间的距离，就比喻成“一条道路”。

很多人都想从B变成A，但A的家就那么大，容不下太多的B，于是就在家门口树立起一道高墙，将A保护在内的同时，也拒绝B的加入。

示意图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很多人想从B走进A的家里看一看，既然正常道路走不通，那干脆就绕道走，或者借助梯子，结果绕着绕着，爬着爬着，原先B里的人们，还真就翻过了A的院墙，甚至还能像模像样的往里看一眼，A的家里究竟长什么样。

而这种类似“绕道走”或者“爬楼梯”的行为，就是我上文所说，令统治阶级察觉到的危险气息。

这代表着，原本A竖立起来的高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B而言，已经不管用了。

示意图

如果把以上的概念，按照现实的例子说出来，那就是起初的唐朝统治者通过制定不同标准，将贵族与平民区分开，同时通过这些不同的标准，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进行不同程度的制约，从而在维护贵族特权的同时，也保证了皇权的稳固。

但随着国家经济越来越好，很多平民百姓通过购买相关奢侈品，社会地位与影响力也或多或少的有了一定上升，对于广大老百姓而言，可能也就是个茶余饭后的谈资，诸如一大帮人吃完饭，站在街口聊天，说哪位富豪又买了哪位王爷不穿的长袍，哪家千金又买了前朝公主留下的马车。

然而对于统治阶级而言，这种行为，却属于是“以下僭上”（僭：jiàn），并逐渐动摇了原本森严的等级制度，乃至逾越。

之前那些原本象征贵族身份与地位的服饰，车马，珠玉器皿等物，不再是皇族的专属用品，反而都能通过市场上的奢侈消费所获得，普通百姓只要花费足够多的钱财，就能够轻易冲破由皇权竖立而成的“阶级壁垒”，原本森严分明的等级制度，也就因此被破坏。

于是，就有了“禁奢令”的诞生。

最为具体的“禁奢令”，当属唐高宗时期所颁布的《禁僭服色立私社诏》。

唐高宗·李治

当时民间正逐渐出现“推崇贵族华美衣着服饰”的风潮，因此唐高宗在与群臣商议后，便决定对此类现象严加杜绝，而法令具体内容，全文如下：

《禁僭服色立私社诏》

采章服饰，本明贵贱，升降有殊，用崇劝奖。如闻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於袍衫之内，著朱紫青绿等色短小袄子，或於闾野，公然露服，贵贱莫辨，有蠹彝伦。自今已后，衣服上下，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僣上。仍令所司，严加禁断，勿使更然。又春秋二社，本以祈农。如闻除此之外，别立当宗，及邑义诸色等社，远集人众，别有聚敛，递相绳纠，浪有徵求。虽於吉凶之家，小有裨助，在於百姓，非无劳扰。自今已后，宜令官司，严加禁断。

碍于篇幅，我就不细说这篇法令的全部内容，只说其中一句：

自今已后，衣服上下，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僣上。仍令所司，严加禁断，勿使更然。

这句话大意是说：

从今往后，不同身份等级的人穿衣服，要按照各自的品级，“上”可以穿“下”的衣服，但“下”绝不可“僭上”，此令传至各司，针对社会上的奢侈之风严加断绝，勿要使其持续发生。

所以，唐朝统治者在察觉到奢侈之风背后的危险气息后，便及时颁布了这条法令，试图通过实施“奢侈消费禁令”，来阻止底层百姓凭借奢侈消费的方式突破阶级壁垒。

更试图以这种方式，来维持特权阶层，如贵族集团的等级特权，并以此维护皇权的稳固。

反言之，既然能迫使唐高宗必须要颁布法令来约束，那么可想而知当年的奢靡之风，俨然已经到了一种“常见”的程度。

我相信由于高宗朝承接贞观之治的余势，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对外贸易持续繁荣，以及统治集团带头进行奢侈消费，如我开头所述的安乐公主挖凿“定昆池”等事例，从而引发了高宗治下的全民性奢侈消费现象。

《长安十二时辰》对话截图

各种攀比拜金的行为愈发普遍，除了通过购买高档商品以外，还有民间婚嫁丧葬等活动，也逐渐形成了互相攀比的不良风气。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早在太宗时期，李世民就已经了解到民间几近夸张的奢靡之风，从而在《戒厚葬诏》如此写道：

由此观之，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战惕……而勋戚之家多流遁于习俗，闾阎之内或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椁极雕刻之华，灵冥器穷金玉之饰。——《贞观政要·俭约第十八》

如上可知，在太宗朝时期，民间就已经大肆兴起奢靡之风，甚至“以豪葬为必须，以高坟为行孝”，于是棺椁等葬物极尽雕刻华丽，陪葬用品穷极金玉之饰。

于此，就突显出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与潜在的社会隐患：

为了迎合当时人人奢靡的社会风俗，从而导致许多百姓流于民俗，过分追求奢靡而使自身劳财过度，比如为了不让乡亲四邻看不起，或避免有人背后说风凉话，就不管不顾自身的经济条件，强行为逝去的家人举办无比豪华的隆重葬礼，乃致财富耗尽，倾家荡产。

这不就跟现在的攀比之风如出一辙吗？

中国式“奢婚”

我想很多朋友肯定感同身受，比如新闻上经常报道的天价彩礼，他家住村头，娶个媳妇花八百万，我家住村尾，那不行，我就得比你多比你隆重，我就得花一千万，不然就丢人。

而在唐太宗时期的人们，看来也是如此，为了能够迎合人人都在追逐的风俗，即使家里没钱，也硬要打肿了脸充胖子，举办的隆隆重重，即使家财散尽也在所不惜。

“天价彩礼”参考图

长此以往，那肯定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人们的确有钱，但钱都花在没必要的地方，导致自身最后缺衣少粮，包括买名贵衣装，办婚礼，葬礼这些事情，如果站在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四个字，够用就行。

但如果社会整体的风气都在追捧奢靡铺张，那么举办类似活动的意义，就从原本的庆祝与纪念，而变成了一场扭曲的攀比与炫耀行为，不惜耗费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财力与物力，也要举办的风风光光，对于腰缠万贯的富人来说，当然不足为道也，但对于家境普通甚至清贫的百姓来说呢？

必定是痛苦大于快乐。

久而久之，必然就会使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不可逆转的负面转变。

人们对待奢靡之物，可谓趋之若骜。

同时也破坏了原本稳定的经济秩序，并使吹捧消费的观念大行其道，众多完全没有意义的铺张浪费行为也日益增多。

说实话，我写到这，突然涌现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因为千百年前的唐人之奢靡，与今日泱泱中华何其相似？

我每年都要在各地参加各种婚礼葬礼，每次看到满桌的好菜最后都要剩下，甚至是被倒掉，都会情不自禁想起那些出现在新闻里，甚至连水都喝不上的孩子们，如果把铺张浪费的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或循环利用，并将更多浪费的物力与人力节省下来，供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们，这个社会又会是怎样一片与众不同的新面貌？

还有的婚礼上，动辄几千几百万的投入，用高档香烟，用高档名酒，堆砌出一场盛大隆重的婚礼，然而在策划之初，婚礼却往往更像是一门生意，很多人从最初就开始盘算能收回多少礼金，更有甚者，在嫁女儿之前，就先想着高额彩礼，不能让自己在村里丢了颜面，种种诸如此类的攀比行为，又与千百年前唐太宗治下的奢靡之风有什么区别？

所以对于某些现在的负面现象，历史早就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唐朝时的“禁奢令”，更像是一个黑色幽默。

诚然我并非在此发表情绪，而只是针对类似的社会现象加以讨论，总而言之，奢侈二字，古已有之，且千百年来，始终作为贬义词，而根深蒂固于每一个人的心中。

上世纪我国计划经济时代，曾大力提倡勤俭节约，所以我们总能在上一辈人的身上，看到许多与今时今日年轻人完全不同的优秀品格，我无意指责现在年轻人的不对，只是觉得，这种节约的品格，应当被发扬并完整的传承下去，而那些毫无意义的攀比与奢靡，应当尽可能的摒弃。

或许，当每个人都能意识到不必过度追逐奢侈的那一天。

这个世界，应该会变得更加美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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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九》：安乐公主请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鱼所资，不许。公主不悦，乃更夺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数里，累石象华山，引水象天津，欲以胜昆明，故名定昆。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九载，诸贵戚竞以进食相尚，上命官姚思艺为司校进食，使水陆珍羞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

《禁僭服色立私社诏》

采章服饰，本明贵贱，升降有殊，用崇劝奖。如闻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於袍衫之内，著朱紫青绿等色短小袄子，或於闾野，公然露服，贵贱莫辨，有蠹彝伦。自今已后，衣服上下，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僣上。仍令所司，严加禁断，勿使更然。又春秋二社，本以祈农。如闻除此之外，别立当宗，及邑义诸色等社，远集人众，别有聚敛，递相绳纠，浪有徵求。虽於吉凶之家，小有裨助，在於百姓，非无劳扰。自今已后，宜令官司，严加禁断。

《贞观政要·俭约第十八》：由此观之，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战惕……而勋戚之家多流遁于习俗，闾阎之内或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椁极雕刻之华，灵冥器穷金玉之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