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皇室的奢靡之風，在歷史上可謂十分“出彩”。

雖然唐朝前期幾個皇帝都提倡節儉，太宗還以身作則，衣食住行方面是能省就省，宮殿樓閣是能不建就不建，但架不住後面的子子孫孫大手大腳，花起錢來那叫一個肆無忌憚。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比如唐中宗的女兒——安樂公主，看中了老爹的昆明池，想讓中宗賞給自己，結果中宗就倆字兒：不行。

沒能如願的安樂公主，乾脆就跑到長安城的西南角，強佔了幾十畝農田，耗資百萬，期間動用無數人力，終於挖出一座長寬各達數千米的新池，取“勝昆明池”之意，名為“定昆池”，比之昆明池更大，且觀景樓閣更為華麗，直讓唐中宗苦嘆不已。

《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

安樂公主劇照

除此之外，還有玄宗時期的皇親國戚們，最熱衷於向玄宗“獻食”。

所謂“獻食”，就是收羅天下各地的山珍海味，競相進獻。

天寶年間，常有貴族皇戚帶著美食排著隊，守候在興慶宮外，有時所獻美食居然可達數千盤，而為了應對源源不斷的獻食之舉，玄宗還特設一名“檢校進食使”，專門負責挑選查驗進獻的美食。

只不過，這一盤山珍海味價格之高昂，足足抵得上十戶農家一年的糧食生產量，不得不說一句，貧窮真是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天寶九載，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官姚思藝為司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我之所以舉這些皇帝或者公主帶頭鋪張浪費的例子，就是想說明，在唐朝某些時期，奢侈之風是從上層建築逐漸擴散到民間，隨著受到關注最多的貴族集團日益崇尚奢侈消費，因而導致這股原本只存在於貴族之中的風潮，日漸成為一種負面的社會風氣，從而對民間產生了不可忽視的深遠影響。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誠然，奢靡之風，古今皆有。

不論是古人還是今人，在花錢這事兒上，但凡有錢，都絕不含糊，但古代與現代相比，還有其符合時代特徵的不同之處。

因為在封建社會中，消費本身存在著“等級差異”，所以許多外在的物品，通常象徵著身份與地位，並由此延伸出複雜的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

可能這麼說不是很好理解，那就讓咱們來打個比方：

比如皇親貴族所穿衣著，必須要與百姓所穿服飾，保持不同標準。

最直接的例子，唐皇所穿龍袍所使用的面料之一，就有蠶絲中最好的“輯裡湖絲”，不僅被稱作絲中極品，更是千金難求，但在古代，諸如此類的極品面料，只供大內，專為皇帝縫製龍袍所用，普通百姓是萬萬沒有資格使用，甚至也無從購買的。

龍袍參考圖

皇帝能用的，百姓不能用。

貴族能用的，百姓也不能用。

一邊是統治階級，一邊是被統治階級。

通過“制定縫衣用料的不同標準”諸如此類的事件，從而影射出階級之間天然存在的差異性。

而統治階級之所以這麼做的目的，自然只有一個：

維護等級特權。

於此就體現出了巨大的“階級差異”。

參考圖

通俗來說，長安大街上有倆人，一個是大唐富商王二麻子，另一個是唐玄宗小舅子的大表哥的親姐姐的妹夫李老三。

王二麻子出手闊綽，身家萬貫，能買下長安城內最貴的豪華大宅，走在街上必三五成群，家僕隨從鞍前馬後。

但李老三作為也姓李的皇親國戚，是正兒八經的貴族，官居太子東宮右衛率，正四品，著深緋色大紅官袍，日常深居簡出，也沒隨從，就自己溜達著上街買菜，很湊巧的面對面跟王二麻子遇上了。

如果王二麻子認得那身大紅袍，必然就清楚，站在面前的李老三是宮中之人，若此前有過交集或一面之緣，必然就會上前恭敬問候。

旁人一看就明白，這倆人肯定不是一個等級。

王二麻子就算再有錢，身上掛滿了金銀首飾玉扳指，但站在李老三面前，氣勢仍然會矮上一頭。

階級差異，也就在李老三那一襲大紅袍上體現而出。

唐朝官服對應品階參考圖

所以通過對服裝制定不同標準，以此來體現身份與地位不同的這種方式，就屬於維護等級特權。

但久而久之，隨著國家經濟越來越好，外加具有標杆性質的貴族集團也日益崇尚奢靡之風，底層民眾就會開始效仿，乃至追隨，那麼許多原本象徵身份與地位的高檔物品，也開始作為商品在市場上流通，這些代表貴族所用的物品，不僅十分豪華，定價自然也是十分高昂。

於是某些人就會通過種種渠道，不惜花費高價，也要享受一番皇親國戚們使用的物品，比如豪華車馬，比如華貴服飾，比如特殊的珠玉器皿，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從這點上來看，其實千百年來都是一樣的，奢侈品如今大行其道，乃至形成風尚的原因，無外乎人們的財富日益增多，在足夠維持生活水平的基礎上，有多餘的財富可以去追求更美好的東西，這本身並無對錯之分。

但在唐朝，卻有著對錯之分。

隨著奢侈消費的現象日益增多，唐朝統治者逐漸透過表面，察覺到了潛在的危險氣息。

如果我們把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視為完全對立的兩個層面。

那麼在兩者之間，就存在著一層天然的屏障。

這種屏障，理解起來可能很抽象，但總結起來，其實就四個字：

階級壁壘。

比如統治階級是A，被統治階級是B。

我們將A和B比喻成兩個“點”，而將它們之間的距離，就比喻成“一條道路”。

很多人都想從B變成A，但A的家就那麼大，容不下太多的B，於是就在家門口樹立起一道高牆，將A保護在內的同時，也拒絕B的加入。

示意圖

可是在這種情況下，還是有很多人想從B走進A的家裡看一看，既然正常道路走不通，那乾脆就繞道走，或者藉助梯子，結果繞著繞著，爬著爬著，原先B裡的人們，還真就翻過了A的院牆，甚至還能像模像樣的往裡看一眼，A的家裡究竟長什麼樣。

而這種類似“繞道走”或者“爬樓梯”的行為，就是我上文所說，令統治階級察覺到的危險氣息。

這代表著，原本A豎立起來的高牆，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對於B而言，已經不管用了。

示意圖

如果把以上的概念，按照現實的例子說出來，那就是起初的唐朝統治者通過制定不同標準，將貴族與平民區分開，同時通過這些不同的標準，對不同社會階層的人，進行不同程度的制約，從而在維護貴族特權的同時，也保證了皇權的穩固。

但隨著國家經濟越來越好，很多平民百姓通過購買相關奢侈品，社會地位與影響力也或多或少的有了一定上升，對於廣大老百姓而言，可能也就是個茶餘飯後的談資，諸如一大幫人吃完飯，站在街口聊天，說哪位富豪又買了哪位王爺不穿的長袍，哪家千金又買了前朝公主留下的馬車。

然而對於統治階級而言，這種行為，卻屬於是“以下僭上”（僭：jiàn），並逐漸動搖了原本森嚴的等級制度，乃至逾越。

之前那些原本象徵貴族身份與地位的服飾，車馬，珠玉器皿等物，不再是皇族的專屬用品，反而都能通過市場上的奢侈消費所獲得，普通百姓只要花費足夠多的錢財，就能夠輕易衝破由皇權豎立而成的“階級壁壘”，原本森嚴分明的等級制度，也就因此被破壞。

於是，就有了“禁奢令”的誕生。

最為具體的“禁奢令”，當屬唐高宗時期所頒佈的《禁僭服色立私社詔》。

唐高宗·李治

當時民間正逐漸出現“推崇貴族華美衣著服飾”的風潮，因此唐高宗在與群臣商議後，便決定對此類現象嚴加杜絕，而法令具體內容，全文如下：

《禁僭服色立私社詔》

採章服飾，本明貴賤，升降有殊，用崇勸獎。如聞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於袍衫之內，著朱紫青綠等色短小襖子，或於閭野，公然露服，貴賤莫辨，有蠹彝倫。自今已後，衣服上下，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僣上。仍令所司，嚴加禁斷，勿使更然。又春秋二社，本以祈農。如聞除此之外，別立當宗，及邑義諸色等社，遠集人眾，別有聚斂，遞相繩糾，浪有徵求。雖於吉凶之家，小有裨助，在於百姓，非無勞擾。自今已後，宜令官司，嚴加禁斷。

礙於篇幅，我就不細說這篇法令的全部內容，只說其中一句：

自今已後，衣服上下，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僣上。仍令所司，嚴加禁斷，勿使更然。

這句話大意是說：

從今往後，不同身份等級的人穿衣服，要按照各自的品級，“上”可以穿“下”的衣服，但“下”絕不可“僭上”，此令傳至各司，針對社會上的奢侈之風嚴加斷絕，勿要使其持續發生。

所以，唐朝統治者在察覺到奢侈之風背後的危險氣息後，便及時頒佈了這條法令，試圖通過實施“奢侈消費禁令”，來阻止底層百姓憑藉奢侈消費的方式突破階級壁壘。

更試圖以這種方式，來維持特權階層，如貴族集團的等級特權，並以此維護皇權的穩固。

反言之，既然能迫使唐高宗必須要頒佈法令來約束，那麼可想而知當年的奢靡之風，儼然已經到了一種“常見”的程度。

我相信由於高宗朝承接貞觀之治的餘勢，國家經濟持續發展，對外貿易持續繁榮，以及統治集團帶頭進行奢侈消費，如我開頭所述的安樂公主挖鑿“定昆池”等事例，從而引發了高宗治下的全民性奢侈消費現象。

《長安十二時辰》對話截圖

各種攀比拜金的行為愈發普遍，除了通過購買高檔商品以外，還有民間婚嫁喪葬等活動，也逐漸形成了互相攀比的不良風氣。

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早在太宗時期，李世民就已經瞭解到民間幾近誇張的奢靡之風，從而在《戒厚葬詔》如此寫道：

由此觀之，奢侈者可以為戒，節儉者可以為師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戰惕……而勳戚之家多流遁於習俗，閭閻之內或侈靡而傷風，以厚葬為奉終，以高墳為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極雕刻之華，靈冥器窮金玉之飾。——《貞觀政要·儉約第十八》

如上可知，在太宗朝時期，民間就已經大肆興起奢靡之風，甚至“以豪葬為必須，以高墳為行孝”，於是棺槨等葬物極盡雕刻華麗，陪葬用品窮極金玉之飾。

於此，就突顯出一個極其嚴重的社會問題與潛在的社會隱患：

為了迎合當時人人奢靡的社會風俗，從而導致許多百姓流於民俗，過分追求奢靡而使自身勞財過度，比如為了不讓鄉親四鄰看不起，或避免有人背後說風涼話，就不管不顧自身的經濟條件，強行為逝去的家人舉辦無比豪華的隆重葬禮，乃致財富耗盡，傾家蕩產。

這不就跟現在的攀比之風如出一轍嗎？

中國式“奢婚”

我想很多朋友肯定感同身受，比如新聞上經常報道的天價彩禮，他家住村頭，娶個媳婦花八百萬，我家住村尾，那不行，我就得比你多比你隆重，我就得花一千萬，不然就丟人。

而在唐太宗時期的人們，看來也是如此，為了能夠迎合人人都在追逐的風俗，即使家裡沒錢，也硬要打腫了臉充胖子，舉辦的隆隆重重，即使家財散盡也在所不惜。

“天價彩禮”參考圖

長此以往，那肯定會湧現出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人們的確有錢，但錢都花在沒必要的地方，導致自身最後缺衣少糧，包括買名貴衣裝，辦婚禮，葬禮這些事情，如果站在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說，四個字，夠用就行。

但如果社會整體的風氣都在追捧奢靡鋪張，那麼舉辦類似活動的意義，就從原本的慶祝與紀念，而變成了一場扭曲的攀比與炫耀行為，不惜耗費超出自身能力範圍的財力與物力，也要舉辦的風風光光，對於腰纏萬貫的富人來說，當然不足為道也，但對於家境普通甚至清貧的百姓來說呢？

必定是痛苦大於快樂。

久而久之，必然就會使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發生不可逆轉的負面轉變。

人們對待奢靡之物，可謂趨之若驁。

同時也破壞了原本穩定的經濟秩序，並使吹捧消費的觀念大行其道，眾多完全沒有意義的鋪張浪費行為也日益增多。

說實話，我寫到這，突然湧現出一種深深的無力感。

因為千百年前的唐人之奢靡，與今日泱泱中華何其相似？

我每年都要在各地參加各種婚禮葬禮，每次看到滿桌的好菜最後都要剩下，甚至是被倒掉，都會情不自禁想起那些出現在新聞裡，甚至連水都喝不上的孩子們，如果把鋪張浪費的資源進行合理分配，或循環利用，並將更多浪費的物力與人力節省下來，供給那些真正需要的人們，這個社會又會是怎樣一片與眾不同的新面貌？

還有的婚禮上，動輒幾千幾百萬的投入，用高檔香菸，用高檔名酒，堆砌出一場盛大隆重的婚禮，然而在策劃之初，婚禮卻往往更像是一門生意，很多人從最初就開始盤算能收回多少禮金，更有甚者，在嫁女兒之前，就先想著高額彩禮，不能讓自己在村裡丟了顏面，種種諸如此類的攀比行為，又與千百年前唐太宗治下的奢靡之風有什麼區別？

所以對於某些現在的負面現象，歷史早就為我們敲響了警鐘。

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其實唐朝時的“禁奢令”，更像是一個黑色幽默。

誠然我並非在此發表情緒，而只是針對類似的社會現象加以討論，總而言之，奢侈二字，古已有之，且千百年來，始終作為貶義詞，而根深蒂固於每一個人的心中。

上世紀我國計劃經濟時代，曾大力提倡勤儉節約，所以我們總能在上一輩人的身上，看到許多與今時今日年輕人完全不同的優秀品格，我無意指責現在年輕人的不對，只是覺得，這種節約的品格，應當被髮揚並完整的傳承下去，而那些毫無意義的攀比與奢靡，應當儘可能的摒棄。

或許，當每個人都能意識到不必過度追逐奢侈的那一天。

這個世界，應該會變得更加美好吧~

——————

——————

參考文獻：

《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天寶九載，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官姚思藝為司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禁僭服色立私社詔》

採章服飾，本明貴賤，升降有殊，用崇勸獎。如聞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於袍衫之內，著朱紫青綠等色短小襖子，或於閭野，公然露服，貴賤莫辨，有蠹彝倫。自今已後，衣服上下，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僣上。仍令所司，嚴加禁斷，勿使更然。又春秋二社，本以祈農。如聞除此之外，別立當宗，及邑義諸色等社，遠集人眾，別有聚斂，遞相繩糾，浪有徵求。雖於吉凶之家，小有裨助，在於百姓，非無勞擾。自今已後，宜令官司，嚴加禁斷。

《貞觀政要·儉約第十八》：由此觀之，奢侈者可以為戒，節儉者可以為師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戰惕……而勳戚之家多流遁於習俗，閭閻之內或侈靡而傷風，以厚葬為奉終，以高墳為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極雕刻之華，靈冥器窮金玉之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