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祖昌（左一）
甘祖昌，江西省蓮花縣坊樓鄉橋頭村（現沿背村）人，1905年3月23日生。他家庭貧窮，世代務農。6歲時，曾得舅舅接濟，讀過一年私塾。以後，即在家種田和為地主做應工（隨叫隨到）。
1920年，坊樓在外地讀書的青年學生陳競進、謝運鵬等陸續返鄉，創辦了新城小學，並與朱繩武等成立了蓮花縣早期共產黨組織，在家鄉開展農民運動。他們發現甘祖昌忠實可靠，便吸收他參加農民協會的工作。
1927年7月，省農民協會負責人方誌敏來到蓮花，在坊樓召開群眾大會，宣傳革命道理。會後，甘祖昌主動找到方誌敏，請教問題。方誌敏向他進一步闡明瞭農民貧窮的真正原因，從而使他對中國革命有了初步認識。
1927年8月24日，經謝運鵬、蘇國珍介紹，甘祖昌秘密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不久，秋收起義爆發，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向井岡山進軍，經萍鄉蘆溪來到蓮花縣境。部隊在距甘祖昌家一公里路遠的甘家村住了一夜，次日清晨即直撲蓮花縣城。開始，甘祖昌不知來了什麼部隊，便和群眾一起躲進山裡。部隊走後，一個兒童在地上
撿到一塊“工農革命軍”的臂章，甘祖昌這才知道是自己的部隊。他立即趕赴縣城，但部隊已遠去了。甘祖昌入黨以後，擔任交通員。1925年春，他擔任坊樓鄉土改委員會主任，8月，調任蓮花紅色獨立團軍需處處長，後來又被派往井岡山紅四軍訓練班學習。毛澤東在八角樓接見了他，親切地詢問了蓮花縣武裝鬥爭的情況，最後說：“我們的學習班辦不成了，敵人要發動進攻。你回去告訴縣委，要組織好紅軍和赤衛隊，狠狠打擊來犯的敵人，你們扯住了敵人的手腳，就是為保衛革命根據地出力！”這番話，使甘祖昌終生難忘。
1930年12月，甘祖昌奉調湘贛軍區紅軍兵工廠任副科長，負責制訂生產計劃、採購原料，還兼任會計、出納，管理百餘職工的伙食。由於他經營有方，工人每月能領到三四元錢的工資，幹部能分到一點伙食尾子。
1934年8月，為策應中央主力紅軍，湘贛紅軍突圍西征。湘贛軍區兵工廠被編為紅六軍團工人連，甘祖昌任連司務長。行軍時，甘祖昌總是打前站，為部隊準備糧草，安排食宿，即使在每人每天只分到8粒蠶豆的最艱難的情況下，工人連也沒有餓死一個人。11月，甘祖昌隨主力紅軍長征。爬雪山時，他支持不住了，癱倒在雪山頂上。幸好當時任弼時牽了一匹馬走過來，讓他緊緊抓住馬尾巴才下了山。
抗日戰爭爆發後，甘祖昌所在部隊被改編為八路軍第一二〇師第三五九旅。甘祖昌任旅供給部軍需科科長，奔赴抗日最前線。
1939年初，國民黨頑固派製造反共摩擦，斷絕八路軍軍餉和軍需供應，封鎖陝甘寧邊區。於是，中共中央將三五九旅從前線調回陝北，一面執行保衛黨中央的任務，一面進行大生產。
當時，組織上交給甘祖昌的任務是，負責領導修械所、紡織廠、鞋襪廠等軍需工廠。這幾個廠除修械所外，都是白手起家。在籌辦大光紡織廠時，既無原料，又無廠房，既無織布機，又無熟練的紡織工人，真是困難重重。甘祖昌找到一個曾學過織布的紅軍戰士崔米蘭做師傅，辦了一個織布訓練班。他借用老鄉的土織布機，用舊存的一捆棉紗試織成窄面白布，成本比市場上便宜三分之一。他向旅長王震彙報後，王震立即從警備團調20多名會織布的戰士做技術骨幹，再從旅直機關抽調部分公勤人員當學徒，並仿造了8架織布機，派人到山西購了一批原料，辦起了紡織廠。不久，紡織廠又開了8眼窯做機房，新招了100多名工人，自制了10架織布機，改進了操作技術，從而在短期內解決了全旅l萬多人的穿衣問題。由於甘祖昌工作成績顯著，1941年他被提升為三五九旅供給部副部長。
1941年冬，甘祖昌隨三五九旅進駐南泥灣，開展大生產運動。經過艱苦努力，部隊做到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1944年，王震奉命率三五九旅南下至廣東與東江縱隊會師。部隊要經過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省的日軍佔領區，任務十分艱鉅。此時，甘祖昌身體不好，經常咳血，但他堅持申請參加南下。南下北返途中，在廣東八面山百熊鎮，部隊被日軍重重包圍，鏖戰三晝夜，難以突圍，甘祖昌舊病復發，高燒吐血，病情嚴重，王震動員他化裝留下來看病，病好後歸隊，他堅決不肯，說：“只要還有一口氣，就要跟大夥兒一起戰鬥。”最後終於勝利突圍回到延安。
全國內戰爆發後，甘祖昌參加了保衛陝甘寧邊區的戰鬥。1947年，他調二縱隊後勤部工作，參加瞭解放大西北的戰役。1949年調任一兵團後勤部部長，進軍新疆。
新疆和平解放時，國民黨起義將領陶峙嶽對王震說：“我們這裡國民黨票子很多，可惜是一堆廢紙，就是糧食不多，吃飯是個大問題。”10萬大軍的軍糧如何解決？靠內地進口，沒有運輸工具，遠水不解近渴。王震同意了甘祖昌提出的派人到全疆摸情況的建議。甘祖昌把後勤人員分成4個組，他帶一個組一行8人，包括5個少數民族翻譯，騎著馬向白雪覆蓋的北疆進發，走遍了戈壁牧場。20多天後，各組陸續歸來，彙總調查情況。甘祖昌向王震彙報說：“有辦法了，新疆連續3年豐收，群眾把糧食埋在地窖中，不給反動派吃。原因是國民黨政府不收他們的羊毛，牧民們沒錢買鹽和茶葉。我們可以和蘇聯大使館商洽，用牧區的羊毛換日用品，解決牧民的生活困難，糧食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王震同意了甘祖昌的意見。經過商談，蘇聯方面同意先提供一批茶葉、鹽、布等日用品，用羊毛償還。甘祖昌把後勤人員分成很多小組，用銀元、人民幣和日用品收購牧民的羊毛。牧民們欣喜地發現，他們用同等羊毛換得的實物，比國民黨統治時多一兩倍，於是便紛紛拿出糧食來換日用品。這樣，不但順利解決了10萬指戰員的口糧問題，而且密切了人民軍隊和新疆各族人民之間的關係。
新疆政治情況複雜，一批國民黨特務潛伏下來，囤積布匹等日用品，妄圖哄抬物價，搞垮人民政權。甘祖昌採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號召全軍指戰員增產節約，把每月津貼費抽出來辦軍人合作社。合作社的布匹和日用品價格比私商低得多，這樣就迫使對方大幅度降價。他又準備從上海調進10萬匹棉布，追使私商們賣掉囤積的布匹，從而把物價穩定了下來。
正當甘祖昌為建設新疆日夜奮戰的時候，敵人的魔掌卻暗中向他伸了過來。1952年春，他到郊區檢查工作，途經一座30餘米長的木橋，由於橋板被歹徒鋸斷，甘祖昌乘坐的車子翻到河裡，甘祖昌身負重傷，上唇裂成三片，下額脫臼，鮮血直流。兵團衛生部部長潘世徵給他做了手術。經過一個多月的精心治療，他外傷痊癒，卻留下了嚴重的腦震盪後遺症。
1953年以後，甘祖昌的腦震盪後遺症越來越嚴重，經常昏倒，1954年到廬山療養治病，仍不見好轉。他每日發愁，覺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少了。1954年軍階鑑定，同志們一致通過他為正師級，報到總政治部，被批准為準軍級，1955年授予少將軍銜。在授銜儀式上，他穿著將軍服，神采奕奕，但回家後卻對妻子說：“比起那些為革命犧牲的老戰友，我的貢獻太少了，組織上給我的榮譽和地位太高了！”此後，他不止一次向組織上寫報告：“我自1952年跌傷後，患了嚴重的腦震盪後遺症，不能再做領導工作了。但是我的手腳還是好的，請求組織上批准我回江西農村去，我願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做貢獻。”當時，他的請求沒被批准，1957年他又接著寫。這一年，總政治部副主任蕭華到新疆檢查工作，他當面向蕭華提出申請。最終，組織上批准了他的請求。
從新疆到江西，精簡傢什，卻把家禽家畜優良品種帶回去；帶領鄉親種果樹、改良田、修水庫、建電廠、修橋築路，恩施十里八鄉，情繫農民群眾
1957年8月，甘祖昌帶著家屬從新疆動身回蓮花。臨行前，他對家人說：“新疆到蓮花，路途遙遠，要儘量少帶行李，為國家節省點差旅費。”全家大小14人，行李精簡成3個箱子，此外就是帶了8只籠子，裝著6頭約克豬、15對安哥拉兔、15只來航雞。
甘祖昌一到家，就把弟妹們叫來，說了兩件事：“一是我回來當農民，和你們一樣是個平民百姓，靠勞動過生活。你們看我把新疆家禽家畜的優良品種都帶回來了，為的是在家鄉發展生產；第二件事，我們的家庭以前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摧殘，以後有苦同當，有福同享。我回來了，大家一塊過好不好？”大家表示同意，公推大弟森昌當家，甘祖昌和他的孩子們都服從他的指揮。
農村的生活條件和衛生條件都很差，剛回來的時候，甘祖昌住在牆壁烏黑、光線陰暗的閣樓上，白天蒼蠅成群，晚上蚊子肆虐。老伴擔心他的身體，怕他適應不了。甘祖昌卻很安然地說：“這有什麼關係，蒼蠅多勤拍打，蚊子多掛帳子，沒電燈早睡覺，生活不是很好麼？”
他每天天剛矇矇亮就起床，叫醒孩子們，每人背個糞筐，到村外去撿糞。他邊走邊對孩子們說：“狗屎最肥，豬屎也好，牛屎差一點，但餵魚最合適。肥料是，莊稼才能長好。”半年時間裡，甘祖昌和孩子們為隊裡集肥上萬斤。村民們在他的帶動下，也都早起拾糞了。甘祖昌又對孩子們說：“現在抬糞的人多了，這是好事。我們不和別人爭肥料，以後你們每天早晚割一擔草。牛要吃草，又可以漚肥。”這樣，他又手把手地教孩子們割草。
初冬的一天，甘祖昌把全家人召集到屋後的虎形山上說：“我們隊里人多田少，應該擴大耕地面積，這片荒山多可惜，把它開墾出來種上蔬菜，栽上果樹多好！”
小弟洪昌有不同意見：“這片黃泥山不長莊稼，種了也白費力！”
甘祖昌搖搖頭說：“不是土質不好，而是你們開墾的方法不對。南泥灣土質比這更差，莊稼同樣長得很好。主要是挖得深，水份可滲入底層，不容易被太陽曬蒸發掉。方法是先把表層土挖五六寸深放置一邊，再深挖下去一尺，然後把表土覆蓋在上面，施上些農家肥，莊稼一定長得好。”大家聽他說得有道理，決定試著幹。甘祖昌本人帶頭，一冬天揮汗如雨，挖斷了六七把鋤頭。工夫不負苦心人，第二年春天，在這片用汗水澆灌的土地上，終於長出了半斤多重的大蘿蔔、十幾斤重一兜的大番薯。在甘祖昌的帶動下，周圍的鄉親也向荒山進軍。寒冬臘月，甘祖昌又帶領孩子到離家七八公里的苗圃去買樹苗栽種在虎形山上。連續4年，栽果樹上千棵，成活率95%以上。待虎形山成了花果山時，甘祖昌又把它無償地交給了集體，並囑咐孩子們，以後不準再上山摘果子吃。為國為民，功成身退，這就是甘祖昌的性格。
甘祖昌所在的坊樓沿背大隊（現為沿背村）共有1400畝耕地，其中600多畝是冬水田，常年水汪汪，人牛下田爛泥沒腿肚，畝產只有100多公斤，因此全大隊年年吃國家返銷糧。怎樣才能改造好冬水田呢？甘祖昌查看了16個壠、60多塊冬水田的土質。他想起了城市挖地下水道排除汙水的方法，便把大隊幹部和部分中青年農民召集起來開座談會，談自己的想法。生產隊長謝回生說：“開溝排水的確是個好方法，可以先搞一丘田做試驗。”
在甘祖昌的倡導下，由謝回生、劉雲林、謝秋苟、劉範朗等5人成立了改造冬水田實驗小組。經過試驗，開溝排水的方法成功了，當年種的紅花草，第二年就獲得豐收。接著，就在全大隊推廣，經過兩三年的努力，畝產提高了50公斤，脫掉了“吃返銷糧大隊”的帽子。為了支付社員的勞動報酬，甘祖昌拿出自己多年的積蓄，給大隊社員發獎金，改造l畝冬水田，獎鈣鎂磷或過磷酸鈣25公斤。20世紀60年代頭3年，他共發出化肥5萬餘斤。由於他帶領群眾改造紅壤和冬水田成績卓著，中國科學院江西分院聘請他為科學研究員，並邀請他到南昌參加過3次江西省農業科學大會。
1962年農曆大年初二，坊樓公社（現為坊樓鎮）書記劉可興來拜訪甘祖昌。甘祖昌緊握著他的手說：“老劉，全公社七八百畝望天田畝產只有400多斤，每年要吃返銷糧300萬斤，種田的沒飯吃，這個問題你非解決不可。”劉可興謙虛地說：“我來向你請教，靠你老人家支持把產量搞上去。”甘祖昌點頭說：“好嘛，我們合作！”劉可興提出修水庫引水灌田，這正說到甘祖昌的心坎上。他高興地說：“我們公社的田就得了兩種病：一是肺結核，二是胃腸炎。犯胃腸炎的冬水田我們大隊整治得初見成效。我想利用修水庫的辦法醫治肺結核的望天田是完全有效的。只要你能把這兩種病治好，群眾就會擁護你。”
為了修水庫，甘祖昌和劉可興跋山涉水去勘測。他們走到小五廟、龍潭衝時，甘祖昌說：“看看，這裡是天生建水庫的地方，山上有股長流水，山下是石底，水面也不寬，可以節約很多勞動力。”他又走到漿山衝，找到一個石底水面窄的地方，對劉可興說：“這小河下游，曾建過兩次水庫，都讓大水給沖垮了。現在我選了這個地方，估計洪水流量不會很大，最適宜建壩。”經過詳細研究，決定第一批先建兩個水庫。
修水庫的計劃報上去了，吉安地區特派水利工程人員來勘測，整個工程概算需四五十萬元，縣裡拿不出錢來，公社也只有幾萬元經費。甘祖昌左思右想，想到了附近停產的峙壠煤礦，如果先把煤礦搞起來，拿挖煤賺的錢修水庫，經費不就解決了嗎？公社採納了他的意見。煤礦兩年創造了20多萬元利潤，基本上解決了修水庫急需的經費開支。
1965年8月28日，漿山水庫工程正式動工，8個大隊共抽調了100多個勞力脫產修陂。甘祖昌每天早上5點鐘起床，吃了早飯就往工地上趕，和青年們一塊勞動。大家勸他休息，他卻說：我們得抓緊時間在來年春天雨季前完工，拖延時間一發春雨就糟了。到10月中旬，陂壩已建至3米多高，突然下了一夜暴雨，河水濁浪翻滾，洶湧而下，3米多高的陂壩被沖垮了，就連基底那塊幾十噸重的基石也被洪水挪動了位置。面對這種情況，群眾議論紛紛，有的說：“這裡地名南陂，就是‘難修陂’的意思，巴蠻要修，老天爺也會沖掉呵！”甘祖昌望著大家發愁的面孔，爽朗地大笑起來說：“同志們，大水沖掉了我們修的陂，老天爺毀掉我們3000個工，我們要它賠償1萬個工！”群眾聽了這話不懂什麼意思。甘祖昌又解釋說：“我們修陂不是為了引水灌田嗎？要灌田就要挖渠修溝。天晴了兩個多月，泥巴像石頭一樣堅硬。開渠費工又費力。現在下了這一場透雨，土質鬆軟了，開渠一個工能抵三四個工，這不是老天爺賠償我們1萬個工嗎？”一席話使大家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勁頭又上來了。
10天以後，洪水消退，大家又回到修陂工地，重新開始修水庫的工程。經過5個多月的奮戰，只花了12.1萬元資金，一座高19.5米、長25米、蓄水550立方米的漿山水庫便建成了，21.5公里長的水渠也同時完工，渠水灌溉了十幾個大隊的數千畝農田，全公社水稻產量翻了一番。
水庫剛建成，甘祖昌又和技術員王新安研究建發電站、機械修配廠和水泥廠等配套工程，再派人到福建找老戰友幫忙，購買500千瓦的發電機組設備。王新安沒有搞過水電站，甘祖昌鼓勵他刻苦鑽研，攻關破難，並派懂技術的黨員幹部與他一道到吉安、安福、萍鄉等地參觀學習。回來以後，只用了一個月時間，就將發電機組安裝完成，全公社家家戶戶裝了電燈，徹底結束了點煤油燈的歷史。
1968年冬，因家庭成分是地主而被“清洗”的建築工程師劉乃基從西藏回來。大隊造反派沒收了他的存款和貴重衣物，將他監視在兩間危房中居住。甘祖昌知道消息後，立刻找來有關人員，對他們說：“據瞭解，此人曾在西藏和平建設中立過功，同時有一技之長，應該按照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辦事。建議安排他在社辦企業中工作，專門負責全公社的橋樑建築。”甘祖昌又找劉乃基本人談話，鼓勵他為家鄉的建設出力，同時對他本人的生活也給予適當照顧。劉乃基感動地說：“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報答大家的關懷！”
從1969年開始，甘祖昌和劉乃基冒嚴寒，頂酷暑，為全社的建橋事業奔忙。修沿背大橋時，上級撥款7萬元，劉乃基精打細算，只用了不到3萬元。整個沿背大隊共修了120多米大大小小5座橋，才花費資金2.2萬元，還剩下8000元。有人主張把剩下的錢分掉，甘祖昌不同意，他說：“我們國家目前還很窮，應該用較少的錢辦更多的事，沿背大隊的橋修好了，甘家大隊的橋還沒修，剩下的錢應該支援他們。”
在甘祖昌的努力下，當年12月的，甘家大橋動工興建了。這天，甘祖昌脫下鞋襪，下河打樁，使群眾深受感動。短短3年時間裡，甘祖昌帶領群眾修建了12座大小橋樑，改善了全公社的交通條件。
糧食產量要上一層樓，必須依靠科學種田。從1972年冬開始，甘祖昌就著手在生產隊搞農業科學試驗小組。接著，又創建公社農科所。農科所在甘祖昌帶領下，發揚自力更生的精神，白手起家，一邊實驗，一邊推廣，使當地糧食畝產由300多公斤，提高到700多公斤。
為了加速農業機械化，20世紀70年代中期，甘祖昌又協助公社辦起了農機廠、水泥廠，舉辦拖拉機手培訓班。為了集體的事業，他捐獻了自己工資的大部分和歷年的全部積蓄。他生活節儉，抽旱菸、打赤腳，衣服補丁摞補丁，家人也不許奢侈。但辦公益事業從不吝嗇。他常說：“為人民做有益的事，就是共產黨人的理想。”
犧牲家庭，教育子女，為大眾樹立良好榜樣；回鄉29年，腦震盪後遺症奇蹟般痊癒；80歲走完了從農民到將軍、又從將軍到農民的全部戰鬥歷程
甘祖昌黨性強、作風正，處處堅持黨性原則，事事講究實事求是。他對子女要求嚴格，不許他們有任何特殊。1950年，他的大兒子甘錦榮從蓮花老家前往新疆，要求父親供他上學或安排一個較輕鬆的工作。甘祖昌對兒子說：“你已經20多歲了，讀書超過了年齡，現在工廠需要鍛工，你就去學打鐵吧！”甘錦榮做了半年鍛工，身體實在吃不消，甘祖昌才把他安排在農六師學開拖拉機。
1972年冬，甘祖昌的大女兒平榮在吉安衛校學習，聽說部隊來招女兵，她正好符合條件，便寫信回家要求父親為她說話，照顧她入伍當兵，沒想到，甘祖昌回答她的是一頓嚴肅批評。後來因為她品學兼優，經過學校組織推薦，部隊批准而入伍。幾個月後，平榮勤學苦練，射擊成績優異，被選送參加全軍射擊表演，甘祖昌才放了心。
1974年，甘祖昌最寵愛的小女兒公榮初中畢業了。班主任前來家訪，說起現在農村農民生活水平提高了，都想讓子女升高中。但根據目前縣裡的條件，只有三分之一的學生能夠推薦升學。公榮在學校裡成績很好，表現不錯，估計升學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甘祖昌聽了老師的話，就立即表示說，“農民生活好了，爭著要孩子升學是好事，既然名額有限，就不要考慮我家公榮的升學問題了，讓她回家務農吧。”老師走後，他又耐心地跟女兒解釋說：“我8歲就開始勞動，你已經15歲，不算小了。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別小看了種田，學問大得很哩。你在家裡也可以繼續學習。搞農業科學試驗，將來自學成才嘛！”公榮原先想不通，聽了父親的話，不禁破涕為笑，從此勤勤懇懇地拜老農為師，安心參加農業生產，每天出工在前，收工在後，受到群眾的好評和生產隊、大隊、公社的多次表揚。
甘祖昌功成身退以後，依然保持著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他自己種菜自己吃，每件衣服至少穿10年。衣服破了就補，補好再穿，實在不能補了就拿去做鞋底。群眾稱他的形象是：一身補丁打赤腳，一根菸鬥沒有嘴，白羅布手巾肩上搭，走路筆挺快如風。
粉碎“四人幫”以後，甘祖昌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甘祖昌回鄉29年，一直堅持與疾病做頑強的鬥爭。他對付腦震盪後遺症的辦法不是“營養療法”，也不是臥床休息，而是夏天光著頭讓烈日曬，冬天讓北風吹。經過十幾個寒暑的鍛鍊，腦子裡淤血消散，腦震盪後遺症竟奇蹟般地痊癒了。但與此同時，支氣管炎和肺氣腫卻逐年加重。1970年夏天發作過一次，病情危重。經過組織上一再動員，他才去上海檢查治療，但半月後病情稍好又要求出院回鄉。他說：“我是慢性病，在上海佔個床位太不應該了！”1980年冬，他又突然患前列腺肥大症，尿道感染，經省醫院轉至上海華東醫院治療。第六天炎症消失病情好轉，第八天他就乘火車出院回蓮花了。1985年10月，甘祖呂舊病復發，蓮花縣醫院立即組織搶救。住院期間，新疆軍區首長和全體指戰員派人來慰問，提出為甘祖昌在南昌蓋房子，讓他到南昌定居，甘祖昌搖搖頭說：“感謝組織上和同志們對我的關心，我已經80歲了，還蓋房子幹什麼？為國家節省點開支吧。”
1986年春節過後，甘祖昌病危。在彌留之際，他嘴裡仍在斷斷續續地說：“領了工資……留下生活費……其餘全部買化肥農藥，支援農業……我不要房子，不要給我蓋房子……”
1986年2月25日，甘祖昌這位為中國革命事業奮鬥一生的老戰士，停止了呼吸，走完了他從農民到將軍、又從將軍到農民的全部戰鬥歷程。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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