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法肯豪森作為塞克特的得力助手（參謀長）來華，不久正式擔任起德國軍事顧問團負責人。法氏早年畢業於德國陸軍參謀大學，參加過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出任過德國駐日大使館武官，對於東方的社會文化具有一定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氏官至步兵學校校長，他嚴加制止納粹分子在校內活動，引起納粹黨人極度反感，最終結果是1930年正值52歲狀年之際忽告退休。
法肯豪森
重新踏上古老東方國度，法氏很同情中國的遭遇，比喻當時的中國像一艘搖擺在暴風雨中的船隻，“二十年來歷經滄桑，無日獲得喘息”。塞克特回國養病，力薦法肯豪森上將為繼任者。1935年8月，法氏向蔣介石提交了一份《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不僅給國民政府應付華北危機提出了中肯的意見，也為後來的長期抗戰繪製了藍圖。
法氏指出，當前威脅中國最大的是日本，政府不能一味退讓。一旦日本對華發動戰爭，中國軍隊應該集結在徐州、鄭州、武漢、南昌、南京間，在此區域向北、向東機動。最初抵抗線向北推進到滄縣、保定，最後防線為黃河。法氏主張以長江一線為未來抗日戰爭的主戰場，江防須封鎖江陰，陸防須推進至上海附近。
來華後的法肯豪森
法氏認為四川是“富庶而因地理關係特形安全之省份”，“實為造兵工業最良地方”，建議加緊實施工業化。1936年秋，法氏還先後提出了一些主動攻擊日軍的想法：比如奇襲日本在上海、漢口的基地；出動大批空軍，配合陸軍奪回平津地區。
全面抗戰開始後，德國軍事顧問積極協助指導淞滬會戰。據時任第88師參謀長張柏亭回憶，該師當時曾遵從德國顧問意見，挑選精壯官兵500人為突擊隊，選定虯虹路向日軍發起進攻，可惜功敗垂成，沒有達到預期目的。
德國顧問幫助訓練的中央軍
法肯豪森時常出入蘇州的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部，他一度樂觀地在給德國的報告中說：“中國軍隊在他們第一次出擊之後打得如此勇敢，以致使日軍想要佔領上海或強行攻擊長江要塞江陰的企圖不能得逞。”
參加淞滬會戰的國軍不乏德國顧問參與訓練的精銳之師，他們佩戴最新式的德國鋼盔衝鋒陷陣，時有西方人士誇張地稱上海之戰為“德國戰爭”。日本援引美聯社電訊，指責德國縱容“五名顧問在上海閘北協助華軍作戰”，德國辯解說：“顧問們為了蒐集情報而到前線的總司令部是不可避免的。”
戰時西方刊物上的國民政府中央軍
1938年4月，第五戰區取得“臺兒莊大捷”，法肯豪森興奮地大呼：“這是我們給敵軍致命一擊的最後戰機！”得知中國軍隊無力擴大戰果，他又“狠命揪自己的頭髮”，激動地說：“我告訴委員長要向前推進，要發動進攻，要乘勝前進，可是，他們什麼行動也沒采取，日軍很快就會把八到十個師團的部隊調到徐州前沿，到那時就來不及了。”
佩戴德式鋼盔的國民政府中央軍奔赴抗日前線
對於德國軍事顧問而言，確實時間不等人了，希特勒已經決定“對中日戰爭絕守中立”，對華禁運武器裝備，所有顧問“儘速離華”，違者“即認為公然叛國，取消國籍及沒收財產”。德方甚至威脅國民政府，中德外交關係是否能夠繼續，取決於顧問團問題的處置。7月5日，國民政府被迫同意法肯豪森等顧問撤離。
臨行時，蔣介石派何應欽等百餘名軍政官員歡送，據常年擔任顧問團翻譯官的王洽南迴憶，“在武昌火車站離別的那一剎那是沉重的。許多人，中國人和德國人，都流淚了。雖然從那時起德國的軍事顧問已經不存在了，但他們留在當時曾和他們一起合作過的國軍軍官的腦子裡仍然有一種深刻的印象，那就是：熱誠負責，忠於所事。”
參考文獻：
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民國檔案》季刊。
2、馬振犢、戚如高著：《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中德關係研究》，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
3、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德外交秘檔（1927-1947）》，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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