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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絲路學院副院長、特聘教授。本文刊於2019年第1期《對外傳播》，原標題為《談學者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思想貢獻與輸出》。
從差點墜機後的演講說起
2018年11月底，我受邀赴印度尼西亞參加中印尼對話會。從北京飛往雅加達的航班，在降落時遇到了當地大雨，連續兩次降落都遭失敗，被迫降到了600公里外的泗水市，雨停後飛回雅加達。抵達雅加達時已是半夜。第二天一早，我拖著疲憊的身體，如期出席印尼一年一度最大規模的中印尼對話會。作為大會發言嘉賓，我一上來就對著臺下兩百多位中印尼兩國政要名流調侃道：“我昨晚剛到雅加達，但飛機降落兩次都失敗，搖晃得非常厲害，迫降到600公里外的泗水，半夜才飛回雅加達。我第一次來到印尼的經歷實在是太恐怖了。”坦率地講，這段開場白多少還帶著頭一天驚魂失措的情緒，但卻令全場開懷大笑。接著我肯定了這些年印尼崛起對中國的重大意義，然後又針對“‘一帶一路’威脅論”，講到中印尼合作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戰略互信、人員往來、產能基建等方面合作的潛力與必要性。演講一結束，數十位印尼與會者圍過來，要求交換名片，有的還說，這是聽過的最清晰表達“一帶一路”的演講。
這段否極泰來的經歷讓我再次感受到，真誠的表達、理性的態度對於當下“一帶一路”國際傳播的重要性。 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往往來源於有說服力的親身經歷。許多時候，我們習慣於用各種高大上的話語講述中國故事，其實不如從切身感受出發，哪怕是很糗、很不堪回首的事件，換一個側面也能強化故事主題。
筆者在所著的《看好中國：一位智庫學者的全球演講》一書中記錄了許多類似事例的對外表述。比如，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的一次對話會上，我開頭就講，上午去了離吉隆坡有六七十公里外的吉隆坡行政中心布城，很顛簸。如果修一條城際快軌，就會方便得多，中國公司有這樣的能力。在奧地利格拉茨，我說，本想抽空去200公里外的鄰國斯洛文尼亞首都盧布爾雅那看朋友，但來回需要8個小時，只能作罷。如果修高鐵，來回1個多小時就夠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我的開場白是，想把PPT發給主辦方，但容量太大，常常發送失敗，很費勁，但在中國，微信、QQ就相當方便，4G網速很快，馬上就迎來5G時代，中土合作前景廣闊……這些接地氣的表述，都起到了不錯的效果。
這些年，會講故事的中國官員、學者在不斷增多，但比起世界對中國表述的需求以及歐美一些國家對中國的誤解而言，中國仍處在“供給不足”“方法不佳”的困境中，亟需從制度與思想觀念層面進行“講好中國故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而為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思想力量。
新型世界，中國學者何為？
這次印尼演講只是從親歷角度給中國學者提供一個提升對外交往能力的“小貼士”。從更長遠的角度看，中國學者需要通過一次次具有信服力的演講、一個個精彩故事表述，積聚成中國思想走出去的大勢。在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且已推進五年的背景下，這本身就是中國學者報效國家、實現當前中國對外交往終極目標的過程。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講道，中國將“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尤其是要“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在這方面，中國需要“加強中外人文交流，以我為主、兼收幷蓄。推動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為了“兩個構建”，中國學者與其他文化精英需要從理論深度認清當下的複雜形勢。
從理論看，百年國際關係的理論仍被傳統範式所主導，基本上仍是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的“三大理論”框架與三次爭論的演變邏輯、無政府狀態的基本假設、利益博弈與權力鬥爭的敘事邏輯、西方至上的國際主導規則等。要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中國仍處於理論積累的萌芽期。換句話說，
西方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精英與民眾憑什麼相信，中國崛起後推動的世界一定會比過去好？一定就不會重複過去的傳統霸權之路呢？在這一點上，中國學者還需要從理論上繼續解構與重構。從制度看，被中國官方普遍視為“新型國際關係典範”的那些國際機制基礎仍有待更長時間的檢驗。比如，在新興經濟體層面構建的金磚國家機制僅10年，相互之間的黏合度有待進一步加強；上海合作組織僅走了18年，大國之間的互信與具體利益上的分歧也令人擔憂；中國領銜在國際多邊金融合作領域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僅走過三年，雖發展迅猛，但仍需要更多成功項目的檢驗。中國學者需要從制度層面，參與更多能保障新型國際機制可持續性的設計。
從國別看，美國外交政策正在加劇全球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對新型國際關係的構建是一種逆流衝擊，亟需更多有說服力的、有利於中國“走出去”的精彩故事來加以對沖。比如，我在歐洲的多次講學中通常會以中國“未輸出衝突、未輸出難民而是輸出了貨物、投資”的邏輯，來解釋未來“一帶一路”的積極效應。事實上，中國學者往往對美式價值觀的積極面講述過多，而對美式價值觀的翔實解構、客觀批判與深度剖析，尤其是對全球治理體系的危害性論述過少，這包括但不限於美元對全球金融體系的衝擊、美軍對中東數百萬難民與上百萬非正常死亡者的人權罪行、美式現代化對全球資源耗費與氣候變化的責任等。對美國的過分溢美有時會對講好中國故事產生抑制作用。由此看，
構建“思想走出去”的大勢，構建新型世界，中國學者大有可為。“思想走出去”機制亟待完善
在印尼的演講經歷，讓我回想起這些年到訪100多個國外城市的感受。在被稱為“暢銷書集散地”的各國機場書店裡，我幾乎沒見過中國學者寫的書；在幾十個國家出席各類論壇併發言時，我覺得非常孤單，因為中國學者極少；當我每天瀏覽《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國際媒體時，發現能在一流外媒刊發文章的中國人屈指可數。中國從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約有100萬，但能有機會出去講、講得好、讓人聽得進的中國學者寥寥無幾，國際能見度甚至比中國足球還低。
中國已經走近世界舞臺中心，以記者為重心的“媒體走出去”機制建設日益加強，但以學者為重心的“思想走出去”機制建設卻亟待完善，尤其需要強化對外傳播的激勵機制。換句話說，目前到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的動能，並沒有被激發出來。
為此，當下推行的全面深化改革要覆蓋學術評價體系、智庫國際化機制、社會動員效能。
第一，要在各大高校與研究機構的職稱評定、晉升與學術榮譽中加入“國際傳播”的考量。算工分、評教授，“長江學者”“萬人計劃”等榮譽稱號，不能只是以在核心刊物發表文章作為唯一或主要考核因素，還應通過某種等量換算的方法，對那些在海內外一流媒體發表文章、接受採訪、到全球知名論壇發言、到他國進行主旨演講及講學的學者的貢獻予以積極肯定。在機制上，要讓“為中國代言”的學者與能在A類核心刊物發表文章的學者，同樣受到學術同行的尊敬、推崇。
第二，完善外事、人事與財務等方面的制度，為中國智庫走出去創造優越條件。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沃頓商學院等智庫與教學研究機構都在中國設點，中國智庫也應該更多走出去，尤其應走向“一帶一路”國家。另外，富布賴特獎學金、福特基金會國際獎學金等在中國的資助計劃，成為影響中國學者的重要力量，韓國國家研究基金會、日本國際協力機構項目、英國外交部志奮領獎學金等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中國學者。類似方式，中國應該效仿，而且可以做得更好。這些事情對中國形象的改善，遠比各類外援、優息貸款及國際留學生獎學金的成本更低、見效更快。
第三，要激勵企業家尤其是民營企業人士參與到優化中國形象的隊伍中來。美國有保爾森、比爾·蓋茨、巴菲特、德魯克，日本有稻盛和夫、大前研一等，中國好像只有一個馬雲能在國際場合侃侃而談，但也尚未有傳世之作。更重要的是，發達國家通過減稅、遺產稅、官方捧舉“自家人”等方式，著力打造成功商界人士的形象，鼓勵他們設立基金會、為智庫捐贈，投身於諮政、啟民、外宣的事業。中國也應該效仿。
相信各類激勵機制的完善，一定能助力中國形象的改善，也必將使精彩的中國故事全球傳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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