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伏案寫作的周有光
2017年1月14日，被媒體譽為“漢語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去世，享年112歲。其實在周有光生前，他很不喜歡這個稱呼。其子周曉平曾要求記者，“文中提到的‘漢語拼音之父’幾個字務必去掉”，父親“最反感別人這樣叫他。他常說，漢語拼音搞了一百年，自己只是參與方案最終制定的幾個人之一，不能叫‘漢語拼音之父’”。
這既是周有光的謙虛，也是一種事實——現行《漢語拼音方案》，是在很多前人成果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
晚清時期，已有影響很大的“威妥瑪拼音”
明清時期，來華傳教士最早嘗試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意大利人利瑪竇和羅明堅編的《葡漢辭典》中，率先使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其後，利瑪竇又同另一位耶穌會會士郭居靜合作，於1605年發明了第一套漢字拼音方案《西字奇蹟》；1626年法國傳教士金尼閣、1847年英國駐中國外交官密迪樂等也先後編制了漢字拼音方案，各具特色。其中
大多數拼寫的都是南京官話，而在清朝中期後，北京話成為官話，這些方案也即失去作用。在以上成果，尤其是密迪樂方案的基礎上，英國人威妥瑪在1886年創制了較為完備的“威氏拼音”，準確記錄了北京官話口語。此後在郵政電信、海外圖書館中文藏書編目、外交護照上的中文人名等處，都長期使用“威氏拼音”，成為漢字的統一標註方案。很多“威氏拼音”的拼法沿用至今，如清華大學Tsinghua University，茅臺Moutai等；之前有學者把“Chiang Kai-shek”（蔣介石）譯為“常凱申”，鬧出笑話，即是由於不懂“威氏拼音”。①
利瑪竇所寫的注音文章
章太炎創制的方案，曾被北洋政府確立為法定“國語注音字母”
晚清知識分子為“教育救國”，開啟了一場“切音字運動”，希望通過簡化漢字、推廣拼音文字，實現“言文一致”，以普及文化。曾參與戊戌變法的王照，在1900年創制了包括50個“字母”（聲母）和12個“喉音”（韻母）的《官話合聲字母》，先被袁世凱列為直隸省師範和小學課程，隨後流行全國。勞乃宣為之增加南方話的聲韻母，又創制了寧音譜（南京話合聲簡字）和吳音譜（蘇州話合聲簡字），通行江浙兩省。
在晚清20多年的時間裡，至少產生了27個拼音方案，其中多數受日本假名的影響，使用漢字筆畫或獨體古文做字母，只有朱文熊認為“與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採用世界所通行之字母”，故其《江蘇新字母》完全使用拉丁字母。②
作為“切音字運動”的成果，民國建立後，北洋政府修訂章太炎“取古文篆籀徑省之形”創制的58個注音符號，確定為法定“國語注音字母”。 這套字母使用聲母、介母和韻母“三拼法”，非常符合漢語讀音規律，如“中國”兩個字拼為“ㄓㄨㄥ ㄍㄨㄛˊ”。臺灣至今在教學中沿用這一注音方案。
趙元任主持編訂“國語羅馬字”，首次完全使用26個字母為漢字注音
趙元任、錢玄同、黎錦熙、林語堂等人認為，注音字母“形式不甚簡便，也不大美觀，印刷和書寫都不如羅馬字母”，因此以趙元任為中心，他們共同創制了更加國際化的“國語羅馬字”。1928年，國民政府大學院（相當於教育部）向社會公佈了這一方案。和之前所有拉丁字母注音方案不同，“國語羅馬字”完全使用26個拉丁字母，沒有添加符號，也沒有改變字母形式。按照語言學家羅常培的說法，“若以美觀、便用、合理三點衡論中西各式之得失，則國語羅馬字迥非其他所能及矣”。③
由於“國語羅馬字”設計複雜，兼之政局動盪，當時沒能在國內推廣。1940年，“國語羅馬字”改稱“譯音符號”，在臺灣沿用至今。1984年，臺灣對其做了一些修訂，如“採用注音符號之四聲調號，而不採用原設計之以字母變化來表示四聲之拼法”，使用起來更加簡便，也同大陸現行的《漢語拼音方案》更為接近。④
瞿秋白等在蘇聯漢學家幫助下，發明拉丁化新文字以取代漢字，但在推廣過程中，不受民眾歡迎
民國時期，受蘇聯影響，左翼人士還發起過一場“拉丁化新文字”運動。蘇聯建立後，在少數民族中推行文字拉丁化，被列寧稱為是“東方偉大的革命”。瞿秋白1929年在蘇聯漢學家郭質生的幫助下，制定了一個漢字拉丁化方案，後經在蘇聯的吳玉章、林伯渠修訂，成為《中國北方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在海參崴召開的“中國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這個方案獲得通過。隨後，開始在旅蘇的10餘萬中國工人中推行。⑤拉丁化新文字最大問題是不標聲調，如“shiou”能同時表示“時候”和“事後”，極易混淆。
1940年，十月革命23週年時，陝甘寧邊區成立了新文字協會，同時將十月革命紀念日定為中國文字革命節。不久， 邊區政府發佈《關於推行新文字的決定》，規定新文字同漢字有相同法律地位。拉丁化新文字的推廣，曾起到一定掃盲作用，如延安縣試辦新文字冬學，經過50天學習，1927人中有860人學會了新文字，掃盲率達45%。
但是邊區老百姓一方面將學習新文字視為一種攤派的負擔，另一方面對新文字的作用表示懷疑，
“老百姓對新文字的態度更壞一些，都認為學了以後也不可能使用。他們都願意新文字冬學中間也教漢字”“是胡鬧呢，不是中國文字是外國文字，學不會”“學漢字有用處，學新文字沒有用”，因此新文字的推廣1943年即宣告結束。⑥
拉丁化新文字課本
1949年後，中國希望用拉丁字母取代漢字，周有光等奉命編制過渡性質的《漢語拼音方案》
1949年後，中國繼承陝甘寧邊區時期的文字政策，認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使用拼音文字代替漢字，一時間難以實現，於是暫時研究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問題。起初有三套方案，第一個是斯大林的建議，“中國是一個大國，可以有自己的字母”，中國隨即設計了5套民族形式的拼音草案，所需字母在40—60個，使用起來並不理想，只能作罷。第二個是使用斯拉夫字母，同蘇聯結為“文字同盟”，如周有光回憶的那樣，“斯大林掌權以後，否定拉丁化，把所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有好幾十種，都改成俄文字母一樣，所謂‘斯拉夫字母化’”。
不過，一方面斯大林於1953年死去，另一方面考慮到“拉丁字母在世界上更流行一些”“利用拉丁字母設計一種拼音方案，在中國也有相當長的歷史”⑦，中國最終選擇了第三套方案——使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周有光去北京參加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蘇聯顧問推薦使用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拼音方案，確定了漢語拼音的設計方向。 會後，周有光被留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下的“拼音方案委員會”工作，主任吳玉章、副主任胡愈之，委員還有丁西林、羅常培、黎錦熙、王力、呂叔湘等。
不久，葉籟士、陸志韋、周有光受命一同起草拼音方案初稿。周有光回憶，他們“共同提出要用26個拉丁字母，沒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沒有什麼不同的對立思想，只有一些技術性的不同”，他們“三人夜以繼日擬成一個‘漢語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初稿的主要特點是：一、完全用現成的拉丁字母；二、用幾個雙字母，但是儘量少用；三、標調用注音字母的調號，調號之外沒有其他附加符號；四、“基欺希”由“格克赫”(g、k、h)變讀”。⑧
這時，中國依舊將拼音文字作為漢字改革的最終目標。如1961年，周有光在《漢字改革概論》中說：
“我們已經有了文字幼苗的漢語拼音，但是還沒有枝高葉茂的漢語拼音文字。漢語拼音已經開始並且正在成長為漢語拼音文字，但是在還不等於文字”“漢字是幾千年來我們事實上唯一的法定文字。漢語拼音要想取得跟漢字可以比擬的法定文字地位，首先必須擴大它的實際應用範圍，用事實來證明它是真正有效的文字工具。只有具備了充分的流動性和規範性以後，合法地位才會水到渠成”。
編制《漢語拼音方案》過程中，參考了眾多前人的成果，因此周有光不承認自己是“漢語拼音之父”
如上文所說，在1949年前，已有“威氏拼音”“國語羅馬字”等多套成熟的拉丁字母注音法可供借鑑。周有光說，“300多年來外國人的拉丁字母漢語譯音，50多年來中國人自己對拉丁字母漢語拼音的研究和實踐，解放後群眾的許多建議，給新的《漢語拼音方案》的擬定打下了良好基礎。有些問題過去已經很好地解決了，新的擬訂工作只要進一步解決那些被認為還不夠滿意的字母配合問題”。1958年公佈的《漢語拼音方案》在很多地方，確實繼承了已有經驗，如用z、c、s和zh、ch、sh分別表示舌尖前音、舌尖後音；同時更有很多創新之處，如全部聲母都是專用字母，以免給使用者帶來混淆。⑨
當然，現行漢語拼音也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字母“ü”一是不容易在計算機輸入，二是在和字母n和l外的聲母一起時，省去上面兩點的規定, 容易給學習者帶來困難。⑩在周有光看來，“漢語拼音方案不是沒有缺點的，但是改掉一個缺點往往會產生另一個缺點。缺點和優點是共生的。只能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弊相權取其輕。”他相信“漢語拼音方案是一座現代化的文化橋樑。它一方面方面人民大眾走向文化，另一方面方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不過，漢語拼音現在的作用，僅僅是標註漢字的工具，不再是由漢字向拼音文字的過渡。現實表明，文字從表意向表音發展，並不是一個普遍規律。
1986年，語言界學者聚會，左起：季羨林、呂叔湘、許國璋、周有光、馬學良
註釋
①孫偉傑：《“威妥瑪式”拼音研究》，吉林大學2009年；李亞楠、周小兵：《漢語拼音方案的產生、發展與對外漢語教學》，《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2015年第6期；②戴昭銘：《切音字運動始末》，《語文建設》1992年第12期；③陳昇祥：《國語羅馬字探源》，《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2期；劉曉明、陳雅軍、李林：《國語羅馬字社會推行狀況考察》，《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4期；④《臺灣修改了國語羅馬字》，《語文建設》1984年第5期；⑤常文昌：《俄風東漸：中國漢字拉丁化的由來與得失》，《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⑥秦燕：《陝甘寧邊區新文字運動興衰探析》，《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8期；⑦《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幾點說明（1958年1月10日），《胡喬木談語言文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7頁；王愛雲：《中國共產黨與新中國文字改革（1949—1958）》，《黨史研究與教學》2009年第6期；⑧周有光：《笑看風雲人未老》，李菁《走出歷史的煙塵》，東方出版社2014年，第231頁；周有光：《回憶拼音方案的制定過程》，《周有光自述》，人民日報出版社2014年，第315頁；⑨王理嘉：《漢語拼音運動的回顧兼及通用拼音問題》，《中國語文》2002年第2期；⑩解植永、李開拓：《存在的問題及改進策略》，《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
本篇轉自短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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