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你知道所有初到美国来的人都活得不顺心，我就不多介绍什么了。我和所有大陆来的学生无二致；想多挣钱、少付学费，住便宜房子和吃像样的饭。
一切都是他那栗色头发和我这副长相引起的。
我长了这么副模样：小时候人们称它漂亮，大起来人们认为它惹是生非。我估计毛病出在我一双眼睛上：当它们挺凶狠地盯着某人时，人家说我脉脉含情；当它们心不在焉东张西望时，人家说我傲慢自得；当它们纯粹发呆、无所用心时，人家说我孤助无援、极其招人怜爱。
我忘了我这双误会百出的眼睛正处于何种状态，总之我头一眼看见的是一团栗色——一个栗色头发的男人趁我不防已近在咫尺地矗立在我面前。这时的我站在洛杉矶市区一所语言学校门口等李豪开车来接我。我知道这样闲站着不是好女孩的样子，但我无法抱怨从不准时的李豪，因为他是我女朋友孙燕的男朋友，孙燕是我从北京到洛杉矶的飞机上结识的，虽与她在飞机上过了十几小时吃喝不分的日子，交情毕竟没深到嬉笑怒骂随意的地步。
“栗色头发”长得很高，我认为他俊是因为我小时候单恋过十八世纪的诗人拜伦，记得最牢的是拜伦的栗色头发。
他头句话问我是否来自中国大陆，我赶紧“yes”，同时怀疑自己看上去要么土头土脑，要么呆头呆脑。他咕噜了一句话夹有“Japanese”，我猜他是说我长得像日本姑娘，不幸的是我没长着一双萝卜腿；它们象征着健壮、富有和征服全世界。
我与“栗色头发”对起话来。因为李豪似乎是不打算出现了。日后我英语进步了，与他熟了，一提我们最初的对话总要笑得喘。
他问：你来美国多久了，学什么？
我答：我的朋友会来接我的，谢谢你，不用你开车送我。
他说：你长得非常……特别，非常好看，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理想的古典类型的东方女子。
我说：对呀，天是特别热。洛杉矶就是热。不过我的朋友一定会来的，你不必操心。
他一边微笑一边上下打量我。我一本正经地穿着皮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丝绸衬衫的纽扣从脖颈一路扣到底，毫不马虎。我后来明白穿着上如此的严谨、繁琐，就被称作“土气”。后来我也根据这点判断谁是大陆的最新来客。
他接着说：我希望你帮个忙……
见他停顿下来，我估计他结束了句子，便根据猜测自说自话起来。到美国十有八九人们都是问我同一些问题，所以我用不着去听懂就顺口背诵。我说：我来到美国一个月零七天，正在苦学英语。我大学专修中国文学，曾经学过八年舞蹈，四年芭蕾，四年中国古典舞。我把握十足地想：假如他再来下一个问题，我就答：家住北京，故乡上海，父母健在，弟兄和睦，等等。
他苦笑起来，被语言的非交流状态折磨得很疲劳。我也笑了，心里恶毒地骂着李豪混账，把我撇给一个陌生老美，让他在一刻钟内榨干我肚里所有英文。
“我是想请你做模特儿。我们的绘画俱乐部，一直在寻找一位典型的东方模特儿。”他很慢很慢地讲，手的动作比嘴的动作剧烈多了。“我们会付你工钱，一小时十五元钱。我希望你会答应。我是个业余画家，职业工程师，是专门设计救火车的……你懂吗？”
我继续答非所问地说：“我？我不想当工程师，我想学文学。”我想，不知这人打算什么时候饶了我。他最后遗憾地耸耸肩，嘴里一再说我美。美我是听得懂的，在中国话里，它也是我懂得最早的一个字眼。告别时他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字。他长时间地看着我，那双我怎么也看不透的灰眼睛静止着，已不像开始那样快乐，却比开始多了太多的内容。我再次倾心他的英俊，并在他递纸片时偶然留意到：他手指上没有戒指。
他离去后我心里有点激动，有点暧昧的快活。不管怎样，这一天比什么都不发生要好些。
他叮嘱了我不止五遍，让我千万别扔了那张字条。而当他一转身，我立刻就扔了它。一辈子中，你会遇到无数给你写下地址但绝没必要重逢的人。那些带有地址的字条若被保存下来，你会想不起他们是谁；若想起来，你会平添一点惆怅。
而李豪却把那字条拾回来，并说在异国多个地址就多条路，就多个时来运转的机遇。
李豪告诉我十五元一小时的工作对留学生来说是天方夜谭的美事，干一个月就能挣出半年学费。“你看，”他指那张字条：“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呢，等于合同书，他不敢不兑现！……”我被说动了，心算一小阵，这份工资当然值得李豪大喊大叫：矮小的他每天扶一个身高两米的瘫子走路，一小时才挣七块，孙燕那份每小时五块照看孩子的工作，还是跑细了腿觅来的。
回到住处，孙燕正准备结婚行头，一床的中西礼服都是借来的，租礼服对他们来讲都太奢侈。孙燕和李豪还没有热乎到结婚的地步，但他们的钱不够俩人都以缴学费来维持留学生身份，租两处住房也不合算。孙燕的话是：一碟菜一人吃不嫌多，俩人搭伙也足够，所以她决定牺牲自己，嫁给李豪算了。这样她可以转换成陪读身份，当学生眷属。这间住房是从一群老太太手里租来的，廉价到了让我们难为情的地步。全套家具都是从马路上捡来的，包括李豪那辆车。那辆车常常不动，正如家具件件都会动一样。
帮孙燕试衣服时，我讲起“栗色头发”。她一听十五元一小时的工作，激动地惨叫一声。
第三天我便去了。从孙燕借来的结婚礼服中挑了件宝蓝旗袍，把头发在脑后梳成我外婆年代的发髻。就这样，我钻出李豪那辆撞得扁脸凹腮的车，让自己款款出现在这群美国人面前，我看见“栗色头发”在远处朝我瞠目结舌地望。
然后，我这好看的、会移动的中国古董就被安置在一把高高的椅子上。而椅子被搁在四进地平面的椭圆形浅池中。所有灯全对准了我。灯后面的一切都变得黯淡了。那椅子高得我不能随意上下，但可以旋转。有人上来把椅子上的我朝四面八方摆弄一遍，不知怎么了，所有人的英语顷刻间变成一种我完全不懂的语言。上下左右都围着深紫色丝绒，我被孤零零地镶在这片深紫色中，汗水开始在我脊梁上爬。
“李豪……”我叫道，自己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声吓一大跳。没人应我，李豪早已走了。我真的就这么被撒给一群陌生的异国人。这陌生是实质性的，它来自不同的人种、国籍、语言，当然还有观念。我又唤一声李豪，我听出这叫声中的委屈和哀痛，像只失群的雁。
洋人们笑起来，不知我的哪一点引起了他们的关心。我身体被转向一个方位，脑袋被转向另一个方位，真不懂他们为什么喜欢把一个好端端的人搞得这么七弯八扭。我似乎明白椅子之所以这样高的妙处：你既然被搁到上面，要怎样可就由不得你，要逃也妄想。
我听见画笔在纸上移动的沙沙声。
所有的大聚光灯都那么毒。照准席间惟一的一盘菜，就是我。
有人问我：“中国现在还有红卫兵吗？”
我只听懂了中国二字。便答我的父母在中国、兄弟在中国，我所熟悉的一切都在中国。说到这些就勾起回忆：离起飞尚有两个多小时，“中国”海关就把我隔离到“中国”人之外去了。父亲似乎一下老得笑也笑不动了，他在最后一刻塞给我一只信封，我不用打开看也知道，那是他仅有的五十五元美金，在此之前，这点钱被我俩打架一般推来推去已推了多日。后来父母在我的央求下离去，所有乘客都登机了，只有我被剩在那间已经与“中国”隔离的屋里。我偶尔举头，发现了父亲，他站在楼上，透过一个奇特的角度与我遥遥相望。我意外极了，向他摆摆手。他的整个表情都表示着他对能否再见到我完全无把握……洋人们仍在热烈地谈论着中国。我听不懂。惟一听懂的是某人酷肖地模仿中国人吐痰：引长颈子先大声清理喉咙，然后响亮地往地上一咋。所有人笑起来。
这时我发现这个模仿者是“栗色头发”。
他一边笑一边朝我顽皮地眨眼。
灯暗下来，“栗色头发”给我一小杯咖啡，并笑着问我他学中国人吐痰学得妙不妙。我们依然东拉西扯、牛头马嘴地对着话：我的姑妈十年前从台湾搬到了美国。那次我到中国，在火车站看见一伙男人互相在头发上翻捡，不时从里面找出点什么，后来明白那是虱子。我的理想是在美国学习，同时当个小说家。北京不像我在美国听说的那样脏。好歹我俩能谈下去。而且不久我懂得他的英语还胜于我懂得其他人的。他开始以他的英语来为我翻译其他人的英语。
比如那个话最多的女动物学家对我说：“听说中国人没有足够的粮食和肉，全国在一夜之间就打死七百三十五万零三条狗，然后全把它们吃了！”
当时他为我翻译得很简单：中国人爱吃狗肉。多日后估计我不再有机会去为自己受伤的民族自尊反唇相讥时，才把原话翻译给我。
话最少的要数那位退休警察。当我与“栗色头发”交谈时，他突然跑过来，将食指竖在嘴上，冲我“嘘”了一声。后来知道，他当班时在任何地方见中国人聊得热闹，他都会跑过去对他们“嘘”一下。
喝咖啡时，我顺便浏览业余画家们作品中的我。我变得千百种怪模怪样。有个坐在轮椅上的姑娘在大家休息时仍坐在原地不停地画，仍是不断地瞅着屋中央的高椅子，尽管那上面已没了我。我走过去看她的画板，并违心地夸她画得出色。一个残废姑娘嘛。她自信地笑笑，说：“中国人长得都这样。”
我不懂她说什么，但她的神态有点令我不快。我通“栗色头发”翻译。
他这时却不开口，雾一样的灰眼睛凝视着我。
周末他常约我一起出去吃饭，他会在餐桌上，一个小时内数次放下餐具，这样惊讶、痴迷地看着我。见我颠三倒四地舞弄餐具，他会忽然抓住我的手，样子那样激动和忘情。
我这时的脸会僵在一个笑上。然后听他轻柔地说：“你笑起来牙齿真美。不过听说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不刷牙。”
在画廊工作到第三个月时，我和老板闹翻了。按他那精确说法也不叫闹翻，不过是双方不愿再合作下去。两个多月，我一周三次来此地，让一帮毫无天赋的狂热的绘画爱好者画上三小时，按韩寒的话说是撞破脑袋也撞不来的大运。韩寒是我语言学校的同学，“托福”已考了六百多分，却仍泡在语言学校，因为他一天少说有十个念头关于换主修科目。他到美国已两年，从二元七角一小时洗盘子起家的。只有我心里知道我这工作的苦楚；当你穿上绣得沉甸甸的厚袍子，像根麻花那样全身拧着筋，被搁在十几只聚光灯下，绝对静止地搔首弄姿三小时，你稍微动一动就会听见不满的咂嘴。还有更多的、更难以解释的苦。
所以在老板对我进一步提出要求时，我决定不干了。而“栗色头发”一听老板叫我，他立刻从画板后面站起。与我一前一后地走进老板的办公室。经过长长的画廊时，他叫我停下来。廊壁挂着标了价码的画，人们可以在此参观或买画。我看见一幅很平庸的静物上写着他的名字，一个三百元的标价被红笔画去，新价码是一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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